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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关系被迫害观察:被遺忘的報導:香港「反送中抗爭」,後來呢?

2020年01月10日 综合新闻 ⁄ 共 311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肖玉珠转自:转角国际

反送中運動六個月後,馬路、斑馬線、地鐵站出口、天橋的階梯、馬路的安全島、行人道的柱子、公車站的廣告看板,示威者遺留的噴漆褪色的褪色、消失的消失;被撕去的文宣和傳單,留下黏著牢固的白色一角。

不覺中來到第七個月。截至12月中,警方拘捕6,000多人,超過截至9月全港已定罪在監獄服刑的5,739人。經過6月的遊行,7、8、9月的大型街頭戰,10月的游擊堵路,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與理工大學,折損眾多勇武派示威者的兩場校園保衛戰,以及區議會選舉後,大型遊行、集會和游擊式的小規模堵路行動,不論數量或能號召上街的人數皆減少,抗爭似乎逐漸平息,運動陷入瓶頸。

欲蓋彌彰的油漆讓石牆與橋墩補丁遍佈;叮叮車站白色看板的塗鴉,在清潔工刷洗下暈開成水墨畫般的一團團黑霧。惱人無用的行人道鐵欄杆不見了,留下光禿禿的柱子;偶爾,你會看到作為替代方案的黃色鎖鏈與橘色塑膠封鎖線,姑且客串欄杆,假裝回復正常。左邊是警方的衝鋒車,右方是豬籠車,臥底的私家車在掩護下從身邊駛過,遠方的天橋蒙面綠衫的防暴警察無所事事的觀望;諷刺警察的《肥媽有話兒》在remix後成為夜店的勁歌舞曲。

荒誕的時代裡有惡之華般怪異而扭曲的美感。

今天應該很高興嗎?今天應該很溫暖嗎?他遠走高飛去了美國,她披星戴月來到台灣,晨曦與夜色是他們對家的最後印象。他失去了左眼,她失去了右眼。他仍然在拘留所,恐懼著沒辦法活著走出來,她扛著官司護照被沒收,盤算著還剩多少時間與自由。她和家人決裂,從此形同陌路;他被趕出家門,惶惑無助。他得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走在街上以為聞到了催淚彈的刺鼻熱辣味,睡覺時做了為逃避抓捕而從高處一躍而下的惡夢。

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或者說,此刻一退,死無其所。除了逃犯條例修訂撤回外,還有很多訴求沒有落實,還有很多不法沒被制裁,還有很多不義未被追究。

此刻,we are all in uncharted territories。沒有人知道運動終點的風景是什麼,但大家心裡都明白——運動不會結束。

然而,現實是——面對香港警察的優勢武力、不公正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制度、對民意充耳不聞的香港政府,在前線與警察武力對峙的路線自損實力,且無法換來政府讓步,因此需要改變策略,另闢戰場。達成五大訴求並非一蹴可幾,與政權博弈乃是「鬥長命」的持久戰。

在此背景下,除了零星的集會與民眾自發的「和你shop」、「和你lunch」、「和你唱」、「和你寫」行動外,「罷工」如初起的暗潮,逐漸被視為抗爭的新出路。近日關於罷工的討論,繼8月初的罷工行動後重新受到關注,宣傳罷工的社群媒體平台不斷湧現。

然而,前所未見且意想不到的是,自11月中旬,一波籌組工會浪潮席捲香港,成為延續反送中運動能量的反抗方式。香港最大的聯合工會組織之一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表示,據他了解,近兩三個月有將近30個新工會成立。

為什麼香港人想組工會?

「組織工會,全民罷工!」2019年12月22日星期五晚上,三個新成立工會的數十名代表,在下班人潮如織的銅鑼灣SOGO百貨外喊道。這是由甫於今年10月中成立的「兩百萬人三罷聯合陣線」所統籌的首次新興工會聯合街站。除了銅鑼灣,這一晚他們亦同時在七個其他地方擺設街站,招募工薪族群加入工會。

「在這場運動中你會發現,遇上瓶頸時,罷工的討論就會浮現,」職工盟的組織幹事林小薇告訴我。自今年6月,不時有人呼籲以三罷(罷工、罷課、罷市)逼使政府讓步。8月5日的罷工前,一張年輕示威者舉著「我可以為你上前線擋子彈,你願意罷工表達訴求嗎?」標語的照片廣為流傳。

然而,數個月來的罷工行動往往訴諸個人道德情感,流於表態,宣傳途徑僅侷限於Telegram、連登、社群媒體和各地區的連儂牆,號召動員的時間又十分臨時與有限,因此能維持的時效也不長。「罷一兩日工,和颱風吹一兩天沒兩樣,對政府來說根本不痛不癢。」兩百萬人三罷聯合陣線化名M的成員表示。

半年以來,香港人嘗試了包括連署、遊說、遊行、集會、唱歌、人鏈、佔領、對峙等方式爭取訴求,唯罷工尚未成功實踐,眾人對掀起一場足以癱瘓香港經濟的罷工便有了想像和希望,進而成為籌組工會的動力。

「那種希望是,如果我們搞得成罷工,或許有機會贏。而工會可能是讓一個有組織的罷工出現的其中一個手段。」林小薇解釋。

什麼是「有組織」的罷工?

成功的罷工需具備的條件,最重要的是資源與動員能力。過去幾個月,僅透過網路或良心號召罷工,無法確保身邊的人會和自己一樣參與;如果人數不夠,則不但施加於雇主與政府的壓力不足,參加者亦可能被秋後算賬。

因此,透過工會串連員工,以聚會、會員通訊、社群媒體等各種形式密切溝通,讓每一個行業都有相當數目的員工參加工會,他們才能在發動罷工時,保持團結,擁有足夠信心自己不孤單,願意挺身而出,從而降低被事後清算的風險。

另外,大多數工會均會定期向會員收取定額費用,用作日常開支、會員福利和罷工基金。罷工期間參與的員工的基本生計,也通常由罷工基金負責接應, 使得他們不致斷炊,得以持續罷工,真正對雇主或政府施加壓力 。而工會與其他國家所建立的國際連結和支援網絡,亦能在罷工期間發揮聲援和實際支持的作用。

這正是為什麼香港人要籌組工會的原因:罷工需要大量規劃與籌備,而工會作為恆常的組織力量,除了具備談判的力量,更是串連的擘畫者。有了組織,大家才能對罷工有信心,篤定走出罷工的一步。

為什麼組工會對香港這麼困難?

「香港人的勞工意識並不是不高。他們會對工作條件有怨言,譬如工時太長,工資被壓榨。」林小薇說,「但問題在於,他們很少透過工會爭取權益。」

工會傳統在香港不深厚,工會化的程度(即參加工會的人數佔勞動人口的比例)不高,肇因於結構性因素。在冷戰時期,港英政府為壓制中國共產黨在港的影響力,而訂定的限縮性政策與法律框架,以及國共兩黨透過工會在香港互相角力,致使工會力量積弱不振。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分析,在文化層面上,香港人傾向以「個人化」或「市場化」的方法解決個人困境。「譬如,如果不滿意現在的待遇、工作條件,香港人傾向以跳槽解決問題,而較少透過集體行動向雇主爭取更好的工作環境。」他指出,「這是為什麼集體行動難以組織的原因之一。」

因此,數個月前當大家還對工會沒什麼概念,或者認為自己沒有加入工會的需要,到了現在工會意識大增,對林小薇來說,是相當震撼的經驗。

工會對香港的意義

短期而言,此刻香港籌組工會的目標是成功掀起一場大罷工,迫使政府讓步。不過,資深工運人士提醒,工會最重要且不能缺乏的,就是關注行業內的勞工權益。工會在維護勞工權益和每日的運作中提供參與和實踐民主的機會,以實際行動影響、改善工作環境,在權力關係大多由上而下的職場推進民主,並在過程中為眾人賦權。

數月抗爭讓大家清楚認識,抗爭不需單一大台,去中心化但互相協作的集體力量極為可觀。不過,拒絕大台不代表需要拒絕組織力量。過去,大部分香港人不覺得有加入工會的需要,然而,這種情況在數個月內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伴隨著大規模社會運動爆發的巨大能量,如何引導這股能量,使大家有組織性地持續參與政治,在生活各方面推進民主,發揮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是這波工會潮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意義。

2020年元旦,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毋忘承諾,並肩同行」遊行,表達香港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意志。「黃色經濟圈與工會戰線,要在各行各業被打壓下匍匐前行。」民陣在臉書上寫著。此次遊行,會有42個工會在遊行沿線擺設街站,招募會員,壯大抗爭的組織力量。

「沒有人確切知道罷工是否能迎來反送中運動的勝利,但話說回來,我們目前也還沒有成功發起一場能癱瘓經濟的大罷工。」林小薇表示。

他們能否成功?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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