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恒转自：明慧网
电气工程师、大学教师夫妻遭受的惨无人道迫害
——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76个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刘永旺，天津大学毕业后落户北京，开始在首钢工作，后任北京某外企公司部门经理、总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他因坚定对 “真、善、忍”的信仰、讲法轮功真相，遭多次绑架、三年劳教、八年冤狱，在形形色色的残忍折磨下几经生死，被肆意虐待、侮辱、摧残，曾绝食652天抗议迫害。
妻子齐淑英，保定学院体育系教师，工作勤恳、待人和善，在自己手头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她曾默默帮助贫困学生。她经历七次被绑架，三次非法刑事拘留，两次共四年非法劳教等迫害，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齐淑英的老父亲在对迫害的恐惧和对女儿的思念中离世。
刘永旺说：“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与妻子被送到保定劳教所，我被非法关押到一大队。在那里，在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越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等及狱医杜宝川的授意及亲自参与下，我被迫害得险些丧命，经历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摧残性野蛮灌食、皮带抽脸、竹板打嘴、打掉门牙、全身遭电棍电击、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结核、杀绳、绑‘死人床’等酷刑。”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十一月十四日，所谓的‘专案组’不顾我带着劳教所留给的伤痛，不顾我的左腿和脊椎的病变仍然没有痊愈，对我施加酷刑：保定公安在保定看守所内图书室对我进行了七天七夜的刑讯逼供。当时我已经绝食两个多月，他们把我固定在提审椅子上，采用电棍电、强光手电照眼睛、用木棍捅、熬夜不让睡觉等手段刑讯逼供。”
“我于二零零六年六月被关押到冀东监狱一支队开始，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内，为我设置‘狱中之狱’，狱警郑亚军纵容和指使监护（专门监视我的刑事犯）刘建立等人对我采取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体罚、虐待、殴打行为，他们以殴打、折磨我为乐趣，蒙上我的眼睛对我群殴，致使造成我休克达三次。”
刘永旺说：“我的妻子是大学老师，我是电气工程师，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的女儿应该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里，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可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把这些美好全都扼杀了。幼小的女儿承受了本不该她那个年龄承受的压力，在担惊受怕中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从冤狱中回到家中时，看到女儿脸上很少有笑容，没有父亲的呵护，她不得不外表表现得刚强。”
一、他为什么修炼法轮功？
刘永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由于上学时刻苦好学，成绩一直优秀，一九九零年考上天津大学。一九九四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后顺利落户北京，在首钢上班。刘永旺从小就爱思考，有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亲眼目睹许多稀奇古怪的、超常的事情。刘永旺说：“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两个志向一直伴随着我”。
第一个志向：立志寻找一个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刘永旺说：“从小我就发现现在的科学其实还不够科学，因为它有两面性，会带来副作用，并且可以被利用来干坏事。就以科学界最高奖创始人诺贝尔为例。诺贝尔研制了硝酸甘油炸药 ，炸药既可以被用来开山修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武器杀人。那么，有没有只能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科学呢？我一直在找寻答案。”
第二个志向：立志寻找一个衡量好坏人的永恒不变的标准。刘永旺说：“我想做好人，可现在社会上的是非观念让我难以把握，比如：你做领导不收礼别人可能会说你‘装’；你求人办事不送礼别人可能会说你‘不懂事’等等。我不得不思考如何做个好人。这些都是不同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定义的、人为的、带有私念的、并且常常在不断变化的标准。那么有没有超越人类私念、适合全人类的标准呢？我去问我们大学里的博士生导师，去问社会上的乞丐，问庙里的和尚……他们给出的答案我都不满意。”
上大学期间，为了找寻答案，解开一些他亲见的人体之谜，刘永旺接触并实际体验了某气功，这个气功中是鼓励习练者给别人用气功治病的，并且说给别人治病对自己有好处。他却发现自己每次给人‘治病’后身体都会难受，甚至骨头里都疼，而且发现这个气功里的人越往后越是为了钱。刘永旺觉得这不是他要的。
刘永旺说：单位较近的公园里，每天早上都有人炼法轮功，他得到一本法轮功的书籍《中国法轮功》，开始认真的看起来，当时发现法轮功与其它气功相比，除了教功不收费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承诺炼功就好病。那么怎么才能好病呢？答案是去做一个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好病。如果只练动作不提高心性，不提高道德水平，那还不如做体操呢。刘永旺还悄悄调查了几个炼法轮功的学员，从他们亲身实践中知道，法轮功有很好的祛病健身效果。法轮功的书中有句话：“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
刘永旺发现：这就是他寻找的“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于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在工作与生活中逐渐看淡名与利，做事尽量为别人着想。他在北京某外企和私企担任技术部经理、总工程师等职时，经常无偿把自己翻译的资料拿给同事看、把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手下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教同事学习使用绘图软件，出差报销从不多报，等等。刘永旺的付出及表现赢得老板的信任，他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
二、刘永旺遭三年劳教折磨，几经生死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电视媒体每天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刘永旺觉得作为法轮功的实践者，有责任向政府澄清事实，于是和家人一起到中办、国务院人民接访室（北京市永定门西街甲一号）上访，按程序填了表，要求停止对法轮功迫害，然而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八天后才放出。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刘永旺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以此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一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当时刘永旺供职北京某外资企业任技术部经理，正在上海某工厂负责安装调试。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从上海绑架，先后关押在上海徐汇区看守所、北京七处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三天后放出。在刘永旺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强令公司将他开除。刘永旺从看守所出来后，公司直接通知我办理了离职手续。
为了谋生，刘永旺辗转到了上海，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被上海松江公安分局非法抄家并绑架我全家，抄走五千元现金及大法书籍等物品。在松江看守所关押一个月之后，被转移至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在此期间，刘永旺因抵制非法关押一直绝食，体重由一百五十斤降至八十多斤，全身皮包骨，说话已经变声，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即使这样还被保定市公安被非法劳教三年。一进劳教所检查身体，劳教所不要，公安局拿钱送收买劳教所，劳教所才收人。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刘永旺与妻子被送到保定劳教所，刘永旺被非法关押到一大队。在那里，在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越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及狱医杜宝川的授意及亲自参与下，刘永旺被恶徒迫害的险些丧命，经历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摧残性野蛮灌食、皮带抽脸、竹板打嘴、打掉门牙、全身遭电棍电击、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结核、杀绳、绑“死人床”等酷刑。
1.摧残性的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刘永旺被两个人架到位于楼道中间正对大门的队长办公室，到了里边，发现有好几个人，有卫生院的庄院长及恶医杜宝川、大队长李大勇、值班犯人：陈文广、王顺伟、赵立新、冉肖。房子中间放一把椅子，在恶医杜宝川的指挥下，刘永旺被按在椅子上，有人按头，有人按住双臂，恶警杜宝川一边指挥一边不停的骂“××，让你绝食给我找麻烦，我让你×××绝食。”这样骂声不绝于耳，固定后有人用一个类似钢勺的东西把刘永旺的牙撬开（出了血），用开口钳将刘永旺的嘴支的大到极限（上腭出血）后将舌头用什么东西固定住，没有任何活动余地。恶医命王顺伟灌食，王说“没灌过”，就被恶医骂道：“××，一勺勺往里灌也不会。”
刘永旺说：“此时杜宝川下令抱头的人捏住我的鼻子，我只能用嘴出气，我正喘气，一勺东西直灌进嗓子眼里，只顾喘气的我没有反应就呛了进去，那种感觉如同被按在水里呛了一口水，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我屏住呼吸不大一会儿，又灌进去了一口，我拼命挣扎，却被他们按在椅子上动也不能动，我有一种被宰杀的恐惧。之后知道灌的是奶粉加盐，事实上，这些牛奶盐水有相当一部份灌进了肺里。灌食之后，我全身疼痛，尤其胸部。”
2.休克、大小便失禁、迫害致吐血、高烧四十三度
刘永旺被架回到禁闭室，胸部异常疼痛，并且喘气不止，呼吸急促、浑身发烧、心跳加速到一百二十次/分，只能躺在床板上，一旦头抬起来，呼吸几乎喘不过气来，同时胸部疼痛。晚上五、六点钟，一阵痛一阵冷，想大便，靠着床边下去，刚一下去，胸部一阵难忍疼痛，眼前一黑就昏死了过去，大小便失禁……
到一月二日晚上，天刚黑刘永旺躺着躺着吐出来一口鲜血，鼻子里也开始流血，一口一口的吐了一地，用电话叫来了卫生院的医生，检查了地上的血，说这不是胃血，叫人用拖布擦了，未做任何处理，值班陈文广发现刘永旺的两眼通红，叫卫生院的医生来测体温，不久送到保定二五二医院急救室，输了五瓶液。第二天早上，带回劳教所。
从此刘永旺躺在床上只能平躺，头部稍抬高或侧过身即急喘不止，胸部剧痛并吐血，一直到一个月后才好转。从一月三日晚在禁闭室开始输液，体温一直持续四十二度、四十三度，几天后体温降到四十一度以下时，看管的人都说“可降下来了”。这一段时间里，刘永旺一直迷迷糊糊经常似睡非睡。
3.染上肺结核仍不被释放，左腿致残照样不放
在刘永旺吐血前后一段时间里，禁闭室外间隔离着一个肺结核晚期的东北人叫张万新，不久前刚从保定劳教所放出。中间没有隔离措施。不久劳教所带刘永旺去南市区医院检查拍×片子，回来后第二天，卫生院庄院长告诉刘永旺换药，其中有“异咽胼”（这种药是专治肺结核的），并说，现在的药是专治你的病的。大年三十晚上刘永旺被叫到值班室看电视，有个队长不让他靠沙发，怕传染上他，特意叫值班人员给我搬了一个椅子。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刘永旺得了肺结核，也没有给他的家属说过。劳教条例中明确写着“传染病患者不收容”。
从一月三日起，刘永旺一直平躺在床板上，等高烧稍退时，发现左腿知觉异常，虽然摸上去知道有感觉，但却不知道疼，并且不受大脑支配了，而右腿跟高烧前没什么差异并很快恢复。到九月份去南市区医院检查，医生只告诉“神经损伤”。
4.强制转化：酷刑杀绳杀进肉里，落下永久性伤疤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早上，恶警命令四个入所班的人把刘永旺架到东边一间刑室之后，刘越胜（指导员）与李大勇拿来警绳，拎着刘永旺的前胸问：“你说你转化不转化。” 刘永旺说：“你们要打人是犯法。”他们便动手给刘永旺上绳（酷刑），参与上绳的还有恶警刘庆勇。他们先给刘永旺脱的只剩一件秋衣，然后把警绳挂在脖子上，从腋下往后去，绕胳膊几圈到手腕系死，之后把左右胳膊在背后相交，两个手腕绑在一起，使劲从背后往上提绳，也就是把两个手腕往上提。
第一次杀绳，恶警刘越胜按住刘永旺的头，另两人在背后绑，因杀绳时间过长，双臂会致残，故过一段时间还要松开活动，疏通双臂，第一天共杀绳三次。第二天，杀绳时，他们用酒瓶往腋下塞，为了使绳子勒的更紧，他们还用木棍绞绳子，这样连秋衣一块杀进肉里，刘永旺两肩处分别留下了几厘米长的疤痕（至今还有）。
5.皮带抽脸、竹板打嘴、电棍电至全身
杀绳一切就绪后，开始拷打行凶，手段极其凶残，恶警李大勇抡圆了皮带抽打刘永旺的脸，抽打身上、背部，然后就用警绳折叠到一尺来长抡圆了抽打刘永旺的脸，刘永旺的嘴里马上充满被牙齿硌出的血，一颗门牙松动，后来变黑脱落。刘永旺开始喊“打人犯法”、“法轮大法好”、“修炼无罪”，这时小队长刘亮也上来助打，用竹板打脸、打嘴、打鼻子，打得鼻子出血。打了一阵后停下，松开绑绳，又把刘永旺双手反绑在椅子上，李大勇拿起电棍电全身，并电那只被他下令迫害最终致残的左腿、心脏、头顶及嘴，把刘永旺的嘴电得肿得老高，嘴角流血，直到电棍没电。
6.绑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背部硌出血
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起，他们对刘永旺连续拷打了两天，杀了五次绳之后，将刘永旺绑在床上二十一天，手脚成“大”字形，把两手两脚紧紧绑在床的四角，丝毫不能动，身下只铺一层褥子，刘永旺的背部、臀部被硌成紫黑色，后来成疮、皮破，手摸上去全是血，鲜血淋漓。这种酷刑由于血液循环不流通，会导致人肌肉萎缩，而刘永旺现在的双脚依然与正常人不一样，一直疼痛麻木。
在易县法轮功修炼者冯国光（生前为易县一个镇的副镇长）被灌死之后，李大勇曾两次这样对刘永旺讲，“你有种你别吃饭，你绝食呀。”在恶警拷打行凶后，刘永旺质问他们这种行为犯法时，李大勇说，“你告我呀，没用，你没证据。” “进入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得我说了算！”
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日，他们一看能用的恶招都用完了，仍没使刘永旺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这样就将他与唐山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对一的互换，刘永旺被换到了唐山劳教所非法关押。
二零零四年六月，由于刘永旺左腿神经坏死，脊椎部位也出现病变，后去唐山工人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这是罕见疾病，即使治疗也没什么好办法，唐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给刘永旺做了保外就医。
三、刘永旺被非法判刑八年、再次遭种种酷刑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刘永旺在北京工作单位被北京国安局绑架，借口是利用电视插播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后被劫持到河北安全厅看守所（石家庄）和保定市看守所。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十一月十四日，所谓的“专案组”不顾刘永旺带着劳教所留给的伤痛，左腿和脊椎的病变仍然没有痊愈，对刘永旺施加酷刑：保定公安在保定看守所内图书室进行了七天七夜的刑讯逼供。当时刘永旺已经绝食两个多月，他们把他固定在提审椅子上，采用电棍电、强光手电照眼睛、用木棍捅、熬夜不让睡觉等手段刑讯逼供。参与的人员有：当时任保定国保支队长的吴宪，保定国保队长冯勇，国保警察范勇、孙力，侯瑞伟、刘金滩、解清水、李俊岭、刘海兵、谢国斌。
二零零六年的五月十一日保定新市区法院抛开法律，枉法作出有期徒刑八年的非法判决。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把刘永旺劫持到唐山的冀东监狱关押迫害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期间刘永旺曾绝食六百五十二天抗议迫害。
1、专门为他设置“狱中之狱”打、侮辱，休克过去三次
刘永旺于二零零六年六月被关押到冀东监狱一支队开始，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内，为他设置“狱中之狱”，狱警郑亚军纵容和指使监护（专门监视我的刑事犯）刘建立等人对刘永旺采取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体罚、虐待、殴打行为，他们以殴打、折磨刘永旺为乐趣，蒙上他的眼睛群殴，致使刘永旺休克达三次。
第一次是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刘永旺抗议他们虐待，他们野蛮灌食时导致休克。第二次是二零零七年五月在监舍里，监护刘建立和李金成一人拽着刘永旺一只胳膊，强行拖着、吊着刘永旺往前走，导致休克。第三次在二零零七年六月在基木中队大厅，刘永旺坐在椅子上，遭监护犯人姜鸿彬和李金成两个人抡起拳头没头没脑的打，被打得休克过去。
刘永旺说：“他们打时，为了不让我喊就用臭袜子、脏内裤塞住我的嘴。我在呼救没人理睬的情况下，被一次又一次殴打折磨，殴打休克后，每次醒来，殴打与侮辱都不会停止，甚至变本加厉……”
2.犯人强制小便尿在裤子里、床上、椅子上，八个月时间不让洗漱
监护公开表示就得象牲口一样的虐待刘永旺，骂说“让你走人道你不走，那我们就牲口一样对待你……”有时甚至说连牲口都不如，说“牲口可以随时拉尿，你不行，说让你尿裤子里就得尿裤子里，让你尿椅子上就得尿椅子上。”高建民和姜鸿彬曾两次强行按着刘永旺，逼他尿在床上。有上百次刘永旺被他们强制着尿在裤子里、椅子上。
郑亚军还指使他们，在连续八个月的时间里不让刘永旺洗漱。由于数月不能洗漱，手上一层皴。夏天只能借出汗干搓，冬天不出汗只能在马桶里面洗。他们还不让刘永旺用卫生纸，逼得他没办法，只好脱下自己的袜子，擦完之后洗一下装起来下次再用。这种情况持续一个多月……
3、恐怖的侮辱戏弄：强制运动、强制“按摩”，活生生把肉皮搓下去两块
刘永旺的身体被残害的极度虚弱，在狱警郑亚军授意下，监护们还强制他“运动”。监护王建国一边用脚踹刘永旺，一边说：“牲口不走就得用鞭子抽”。二零零七年五月上旬一次在监舍里，刘永旺走不动了，刘建立和李金成强行把他架起来拖着走，刘永旺又一次休克过去了，出了一身虚汗。
长时间的绝食，刘永旺的双腿已肌肉萎缩，他们以“按摩”为幌子来增加痛苦，强行用力捻搓刘永旺的身体，并趁机对他的身体恶意推拿玩弄，就这样，他们用拳头把刘永旺的双脚内外踝骨都砸成了青紫色，有一次他们硬是从小腿前侧和鼻梁上，分别搓下来一块十公分和一块五公分左右的皮。
4、群殴、虐待和令人发指的侮辱，竟然是他们的娱乐活动
因为做监护可以不去车间干活，在监狱里压抑的暴力犯，难得发泄的机会，在对刘永旺的摧残上，他们把心中隐藏的压抑很久的丑陋、恶毒与下流都表现出来。姜鸿彬就曾经对刘永旺说过：“你就是我们的开心果……”有一次，郑亚军看着监护们按着刘永旺，强行灌食，他在一旁对那些监护们说：“你们的生活还挺丰富的，上午可以灌食，下午可以‘开心一刻’”。他所说的“开心一刻”，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下午开饭时，这些监护们都会揪着刘永旺的头发叫着他的名字谩骂“×××，×你妈”。
后来他们这种“娱乐项目”发展成在刘永旺头上罩上一个纸箱子，让他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他们围成一圈，就像集体打排球一样，对刘永旺推来搡去、拳打脚踢，进行群殴。如此以禽兽不如的手段肆意折磨刘永旺，竟然成了他们这些人枯燥的牢狱生活的一种乐趣。
5、致命歹毒的冻刑
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又加上监狱四面都是盐滩，是浓缩了的海水，为了强制刘永旺转化，大冬天他们把监舍窗户打开、让寒冷刺骨的穿堂风直接吹进来，把马桶放到门缝穿堂风的风口上。夜里，监护穿着棉衣棉裤躲在门后，逼刘永旺只穿秋衣秋裤站到风口里，小便还必须拿出来露着，一冻就是半个小时。
刘永旺说：“那种被冻的刺痛滋味难以形容，完后钻到被窝里哆嗦半天都缓不过来，麻木疼痛的身体刚要缓过来还没有睡着，他们又开始叫你，又一次的冰冻接着开始了……这种酷刑一直持续了整个冬天。他们是六个人监护，三班倒，一班两个人，轮番折磨我。”
四、孩子百天时 妻子齐淑英被绑架、后非法劳教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非法搜抄了齐淑英在石景山衙门口村的租住的房屋，在抄走了大量书籍及弘法材料后，竟不顾孩子仅三个多月大，强行把正在哺乳期的齐淑英带走，晚上非法审讯，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放回。
这天正是孩子百天，齐淑英被带走的十几个小时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哭，饿了哭，哭累了再睡。孩子的姑姑用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只能不停地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在晚上非法审讯时，他们看到齐淑英的奶水自然流出，几乎把整个前胸的衣服湿透时，当时一办案的警察竟丝丝坏笑，没有丝毫同情感。
二零零一年二、三月，当时齐淑英所在的学校害怕本单位的法轮功人员上访，派出保安跟踪他们，这些保安几乎是对法轮功学员寸步不离，法轮功学员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学校时常把本单位的几名法轮功人员叫到一起，做所谓的谈话，并与当地派出所，非法把几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学校的临时洗脑班（学校为了关押他们，把学校单身宿舍一楼临时改建）非法关押。当时齐淑英不放弃修炼，被学校停课、停薪，每月只给200元生活费。为了抚养孩子及逃离迫害，齐淑英以给孩子拿衣服的空隙时间逃离出来，从此被迫流离失所，后辗转到上海去打工。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四日，一家人在上海租住屋内被上海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松江区看守所。在那里，齐淑英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六天后松江区看守所恶医拿着小拇指粗细的胶皮螺纹管子强行灌食，五、六个人按住她，强行插管，鲜血不时外流，齐淑英不堪疼痛，开始少量进食，半个多月后，又开始绝食，直到十月十五日被转到保定市看守所。
在从上海到保定的路上，保定北市区公安局时任政保科科长吕冠江，时不时侮辱及谩骂，强行拉拽身体非常虚弱的齐淑英。十二月十三日，齐淑英及丈夫刘永旺被非法劳教三年，劫持到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
在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期间，齐淑英被强制洗脑，并被强制做奴工——插花，每天少则八、九个小时，多达十四、五个小时，劳教所的警察公开违法让劳教人员超时超量的劳动，为了她们的奖金得多些，她们不顾老少、身体是否有病，病的是否严重，统统分活，按人头发放生产任务。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初，因超强体力劳动，年仅三十岁的齐淑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去劳教所医务室，医生建议休息一星期，给了少许药，可是，仅休息三天，劳教所警察刘子薇就给齐淑英分配了生产任务。直到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回家时，齐淑英的腿还不能恢复正常走路，不能快走、不能跑动。
五、借奥运会之名行迫害之事：从看守所、拘留所到洗脑班
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四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学院公体部书记李焕芹给齐淑英打电话，以上级领导要找谈话和领钱为借口，将齐淑英骗至学校（因当时学校已停课），欲与青年路派出所等合伙对她迫害，齐淑英没有配合，就在亲戚家住了几天。保定市青年路派出所副所长魏景川等警察监视并蹲坑齐淑英的家，趁她侄子齐伟龙回到家时，进行了非法抄家，并监视收留孩子的阿姨和孩子。
五天后，当孩子的爷爷从曲阳老家赶来接走孩子，保定市青年路派出所及北市区政府610人员又跟到曲阳，对老人施加压力。之后齐淑英考虑到不给学校找麻烦，主动与单位沟通，单位领导担保后，齐淑英才回到曲阳老家。
二零零八年八月三日，李焕芹、徐学峰（当时公体部主任）带车到曲阳北留营村把正在娘家休暑假的齐淑英骗至保定，先是接到学校，之后回到自己家中。仅隔半日，八月四日下午四点左右，徐学峰、保卫处干事杨成立带人到齐淑英家，开门后，青年路派出所、北市区公安分局警察及北市区“610”政府人员蜂拥而至，挤满了整整三个房间，青年路派出所副所长魏景川、北市区分局国保大队长谷迎涛亲手拉拽，采用流氓粗暴手段将齐淑英从五楼硬拽到楼下、抬到车上，劫持到青年路派出所，当时齐淑英穿着裙子，要求换件衣服，被恶警粗野的动手阻止，并将不放心随车跟来的怀孕八个月的外甥女推倒在地，致使她受惊吓。
当时，齐淑英孩子年仅九岁，撕心裂肺的哭泣，不断的哭着说道：“……你们把我爸爸绑走了，现在又带走我妈妈，我怎么办？”孩子从五楼跟到一楼，眼睁睁的看着妈妈被绑架走。八月五日，齐淑英的另一外甥女带孩子来送钱送衣物，要求让孩子见妈妈一面，派出所只许送钱，拒绝母女相见。之后将齐淑英劫持到保定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
八月十三日，齐淑英被转移到保定市拘留所进行行政拘留。八月二十日是拘留期满的日子，一大早，年迈的公爹带着孙女来接人，没料到保定师范学院公体部书记李焕芹、保卫科科长张秋波等四人，青年路派出所副所长魏景川，北市区防范办（610办公室）两人，共10余人把齐淑英劫持到保定市棉纺厂小白楼的洗脑班。
在洗脑班里，时任洗脑班的一副处长杨喜增，经常有意无意的找齐淑英的缺点，当齐淑英让他解释洗脑班在法律上的定义时，他恼羞成怒的说：“共产党就是专政，在这里，我说了算，就是专政你”。并且，他还对学校领导建议，不要给齐淑英安排课，这样，奥运会结束后，学校竟一个学期没让齐淑英上课。又一次给这个家庭带来直接经济上的损失近八千多元。
得知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刘永旺被殴打休克过去三次，齐淑英为了营救时刻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丈夫，聘请到维权律师。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北京律师程海、河北律师李纶，接受刘家委托，来到冀东监狱，经多方努力终于和刘永旺见了面。刘永旺避开狱警的非法搜身，把自己亲手书写的控诉材料当面交到了律师手中，通过律师正式对冀东监狱和保定劳教所及对当时参与迫害他的保定市国保恶警们提起诉讼。
这一系列的曝光，让河北省政法委大为光火，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威胁律师，阻止诉讼的正常进行，然程海律师当时不惧威胁，让有些人在这件事上无计可施，于是第二年的十月七日，开始对齐淑英及帮助她的好友们进行疯狂绑架，仅一天保定警察疯狂绑架七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晚上八点半左右，齐淑英和女儿正在家中，忽然断电了，当时以为是跳闸了，于是打开房门查看，这时一群警察闯进来。原来这些警察，故意把闸拉了，使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趁机实施绑架。七、八个警察闯进来后抄家，抢走了打印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扫描仪、手机、大法书籍及光盘等私人物品，共计损失6000元左右，连夜将齐淑英绑架到保定市百楼派出所，把双手及双脚固定到铁椅子上，以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国保大队长崔浩为首，北市区刑警队开始轮流疯狂的对齐淑英进行刑讯逼供，他们四十八小时不让她合眼，用刻薄及侮辱性的语言谩骂，有一警察妄图动手打人，被齐淑英严厉制止。
长时间固定到铁椅子上，齐淑英被限制上厕所，解开后不能走动，慢慢走起路来也是一瘸一拐，他们害怕出事，赶紧叫来医生，医生量完血压及心跳后，他们才允许齐淑英稍稍活动，但逼问没有停止。到第三天的晚上，他们才允许齐淑英在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这几天齐淑英一直没有怎么进食，他们害怕出事，第五天让她回到家中。
六、三省绑架案，齐淑英再一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一二年初，中共国安、国保机构通过监控手段，得知有法轮功学员从事光盘盒生意，于是将此事策划、运作成一件迫害法轮功的“大案“、“要案”。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河北、辽宁、山东等十几个市、县的所有国保、“610”派出所警察，按照通讯监听查获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统一行动，同时绑架了100多 人。齐淑英是这次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之一。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六点半左右，齐淑英和女儿一起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参与绑架的是保定市北市区分局、五四路派出所警察，五四路派出所指导员姚爱娣骗开房门，把齐淑英家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手机、小音箱、书籍等物品强行拿走，当时没有任何街道及单位的人在场，十三岁的孩子也同时被带走，孩子在派出所被整整关押了一天，直到晚上大伯从外地赶到保定才把她领回家。随后，孩子开始高烧及少语，学习成绩也受到影响。
此次主办此案的是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国保大队长崔浩，保定市国保王洪恩直接授意，五四路派出所警察连夜把齐淑英送到保定市看守所，他们这次绑架的借口是齐淑英帮朋友代收了一批空白光盘盒，办案人员崔浩、李建民一共去看守所三次，每一次都是诱供及欺骗，在没有任何可迫害的借口后，崔浩、李建民、顾姓警察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把齐淑英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关押迫害。
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至六月二日这四十多天里，以辛集的陈新普、邯郸的谷月英为首的曾经修炼法轮功的二人，在劳教所三大队警察王昕、郝明、刘子薇、丁佳佳的授意下，对齐淑英强行“转化”，每天都被一帮转化人员围攻，她们先是把齐淑英关在大教室，后关押在304所谓的图书室，从早晨5点至晚上12点，每天不停的洗脑。齐淑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除她们及队长外，不允许与任何人接触。四十多天后，齐淑英没有妥协，队长们让去做奴工——踩电动锁边机锁毛巾边。
劳教所强度最高、难度最大的工作，并且让她在两个月内追上最快的能手。两个月后，齐淑英成了干活最快的一批人，即使这样，劳教所三大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郝明，教育科科长李雪萌依然以齐淑英不转化为由，照例进行加期六天的迫害。
在非法劳教期间，由于辛集的陈新普助恶为虐，经常殴打及恶意中伤法轮功学员，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下旬又一次殴打沧州法轮功学员张桂荣时，齐淑英稍加阻止，陈新普气急败坏，在齐淑英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竟重重地朝其背后推了过去，齐淑英险些摔倒，陈新普恶毒的一掌，以致几个小时后，齐淑英的背上还留有被打手印。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冤狱八年的刘永旺回到家中，一家人终于团聚。然而保定市610幕后操纵公安局及各级政府人员，对齐淑英一次次骚扰及迫害。第二天，齐淑英的单位保定学院体育系书记贾振喜让其告知其现在住所，遭到拒绝。一星期后，保定市五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蒋永田打电话骚扰，同样问齐淑英现在住址，齐淑英也婉转回绝。两个月后，齐淑英的单位保定学院副书记胡连利以谈话为由，曾两次问到齐淑英当时住址，齐淑英出于尊重，告诉了学校。大约一星期后，向阳厂长居委会书记李香蕊以查房为由，来骚扰齐淑英一家。
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向阳厂居委会以查计划生育为由敲门，再次骚扰齐淑英一家，齐淑英没有开门。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七日，新市场派出所片警田靖又打电话骚扰齐淑英要求面见，说是“上级”要求他必须这样做。齐淑英出于善意与其见面，殊不知这正是他们阴谋迫害的开始。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7点50左右，齐淑英在自家租住的楼下，正要去上班时，被新市场派出所片警田靖及一李姓副所长劫持回家，抢走齐淑英的钥匙并非法抄家，非法抄走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平板电脑及法轮功书籍40多本等物品，没有归还。此次主要办案人员是副所长韩涛及杨新占，劫持齐淑英到派出所一天后，强行照相、抽血、按手印后放回。
七、哥哥刘永红遭迫害残废
刘永旺哥哥刘永红，煤炭工业部石家庄设计研究院工程师。一九九四年三月份修炼法轮功后，时时按“真、善、忍”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姥姥从北京接回石家庄侍候两年直至寿终，惭愧的舅舅及单位许多同事从他身上看到了修炼人的风范，大加赞赏。
刘永红两次遭桥西“610”、国保绑架，酷刑逼供。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刘永红正在单位上班，突然被单位领导口头通知回家休息几天，原来这竟是石家庄煤炭设计研究院和市公安局合谋的骗局。三月三十日左右，刘永红在家中遭到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围捕，被逼从五楼跳下，摔成腿骨折。当时公安局严密封锁消息，不许亲友探视，且医院埋伏了众多便衣特务，伺机抓捕前来探望的法轮功学员。
就是这样610犯罪团伙仍不放过，当时刘永红是拄着拐从石家庄和平医院医院被直接送所谓“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继续关押、强制洗脑迫害的，在派出所时被恶警用克丝钳将一指头骨夹碎。刘永红后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5年，致使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在中共邪党19大时，刘永红曾在邯郸坐火车时被车站拦截，强制扣留几个小时。
二零一八年三月八日上午十点左右，刘永红要去贵州工作，在石家庄火车站安检时，由于身份证有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被车站拦截。刘永红被劫持到桥西区东里派出所，东里派出所以他手机与笔记本电脑里有法轮功的信息，劫持到石家庄市行政拘留所，说是拘留10天。
这些年来，刘永红被摔成骨折的腿曾多次发炎、经常高烧，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八、迫害给家人身心造成的伤害
齐淑英说：“这场迫害对我孩子及家人造成很大伤害，丈夫被非法关押十一年，我又被多次迫害，苦难伴随着女儿的童年及少年，孩子在多次无父无母照顾的境况下是怎样艰难走过孤独、苦闷、痛苦、恐惧呢？真的用语言难以形容！我的父亲，在我流离失所及第一次非法劳教期间，老人因思念我而过早离世，造成我终身遗憾。”
1.迫害给女儿造成严重的伤害
在十几年的迫害中，刘永旺的女儿饱经磨难，在泪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及少年，二周岁时、九岁、十一岁、十二岁目睹母亲一次次被绑架以及警察的恐吓与利诱，在九岁时，警察为了给她的妈妈罗列证据，居然问她电脑密码。在十二岁时，警察在绑架妈妈时，也同时把她带走一天。
以下是孩子的自述：
“二零零八年七月，在‘奥运’的名义下，母亲被绑架了。母亲第一次被绑架是在二零零一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而这次记忆尤其深刻，几个画面让我揪心不已。母亲站在床上，两个穿警服的男人把她往下拖，凉席几乎掉下半张来。然后竟有一个警察把我怀孕八个月的表姐搡倒在地，原因是她挡在卧室门口，而母亲在里面想换掉裙子。警察让她直接套上裤子，别那么麻烦。然后大开家门，三四个警察如流氓一般把母亲四脚朝天的抬出家门。
“我对着满屋警察，包括反剪着我双手的警察哭喊道：‘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爸爸，现在还要绑架我妈妈，你们让我怎么活啊，你们没有孩子和家人吗？……’可我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母亲被拖到四楼、带下三楼、二楼……扔到单元门口。整栋楼的邻居都惊动了，母亲的好他们是有目共睹的，从不与人争执，邻里关系融洽。在楼下，母亲坐在地上呼喊，我只能站在一旁哭的撕心裂肺，另一个表姐拉着我不让我近前，无能为力的我看着母亲被塞进车里，车门重重关上，写着‘公正’二字的警车呼啸而去……
“最孤独的一年，是母亲二零一二年被抓之后。时间大概是早上五六点钟吧。闯入后，他们再一次抄了已被抄过两次的家，这次犹如抢劫，应该说每次都是，只不过这次更明目张胆罢了，抢走了电脑、打印机、手机、书籍光盘、数码相机、网卡、还有我喜欢的四大名著的光盘等，真是洗劫！他们那点良知哪里去了！我似乎对这种程度的精神打击已经麻木了。”
2、迫害导致刘永旺的姥姥去世
刘永旺的姥姥生活在北京，妈妈生活在河北老家，妈妈很孝顺，姥姥一直指望妈妈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可是妈妈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妈妈去世前把刘永旺兄妹几个叫到床前，叮嘱他们替妈妈尽孝，给姥姥养老送终。姥姥一直对刘永旺兄妹爱护有加。刘永旺一九九四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份左右，姥姥走入大法修炼。自此，姥姥的身体比以前硬朗，脾气也更加豁达，一直到二零零一年，姥姥没有吃过一片药，七十多岁时，还能帮刘永旺带小孩。
刘永旺说：“随着对法轮功迫害升级，在我们被迫回到河北后，姥姥跟我们一起回到河北带孩子，一直坚持学法炼功，身体很好。但后来我们先后被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姥姥不得不回到北京的家，迫害使她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再后来我们一家被绑架，她听说后，精神受到更大打击，恐怖的环境，给老人造成的压力比年轻人更严重，姥姥渐渐变得麻木、痴呆。”
“姥姥对我的期望最高，希望晚年在我家度过，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却不允许我提供一个安稳的家给她。二零零七年，我在冀东监狱被非法关押时，姥姥带着遗憾离世。得到这个消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
姥姥去世前近两年时间一直是在石家庄刘永旺哥哥家住，同为法轮功信仰者的哥哥，一直在悉心照顾着姥姥，直到她去世。姥姥去世后埋在了河北老家，当时在四乡五里引起不小轰动：“这就是学大法的，这么孝顺！”
3、迫害对刘永旺父亲的打击
刘永旺说：“我的父亲一生勤劳、处事谨慎，是五六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我母亲早逝，在父亲管教有方的情况下，我们兄妹四人三个读了重点大学，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说起来也是典范，后来我们兄妹在父亲及亲朋的帮助下，终于都顺利毕业，先后成家。父亲在母亲死后三年又组建了自己的家，正当我们每个人事业正起步，正要尽自己一份力量回报于父亲时，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
“十六年中，父亲有十四年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我的姐姐在二零零零年我们县国保人员为了让她放弃修炼，把她关在铁笼子里，二零零七年又非法劳教；我的哥哥为了躲避破门而入的警察绑架，被逼从楼上跳下小腿骨折，以致昏迷不醒，在他不清醒的情况下，依然被非法关押十一个月之久；我的妹妹在怀孕期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而我的小家，二零零一年我们夫妻被非法劳教期间，二零零五年我非法判刑期间，二零零八年我妻子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我父亲不得不抚养的我的女儿。而每一次的事件都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大冲击，父亲任劳任怨的奔走于儿女之间，我在非法关押期间，父亲每次千里迢迢的探视，狱警往往以各种理由刁难，父亲总是把苦吞咽下去，精神上的承受可想而知。而继母身体一直不好，父亲为儿女奔波，生活有时顾及不到她。在经济上，退休后一个月一千多元，再加上看望孩子们的路费及消耗，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致使在经济上他们也经常发生矛盾，这些都是导致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
4、迫害带来的经济损失
迫害刘永旺给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多方面的。仅举三例：
经济上的损失有几百万之多。迫害前刘永旺在北京工作，任某外企技术部经理，那时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的四倍。刘永旺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或当时和他同一个级别的同事，现在他们的工资大都达到了年薪几十万。刘永旺在被迫害十六年来，被关押就达十一年之久，单单工资损失算起来就是几百万。
个人专业技能上，迫害使刘永旺至少落后了十几年。迫害前刘永旺在外企工作中使用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掌握的是最新的技术。在被关押迫害这十多年后，二零一三年刘永旺从监狱回到家中，在身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很快投入技术性工作，两年中几乎全身心的学习行业技术，但也就掌握到中等。
妻子齐淑英所在的学校曾经以她炼功为借口，多年来不给她评职称并扣发工资。在第一次非法劳教后，单位给她降级及扣除工龄两年的处分，并在将近三年中，以种种理由不让齐淑英评职称，直接影响经济收入。每一次绑架、抄家，电脑及办公用品被洗劫一空，而电脑中的科研及教学资料都是前一段时间付出的心血，这对一个高校教师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教师，教学与科研是离不开电脑的，而每一次他们绑架的理由与电脑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成了土匪式的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