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参与2012年1月31日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至今五十五年了。数字的偶合使这个年头显得有点特殊：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据最早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五十五万，今年又恰逢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对于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在逢五逢十的年头来一次纪念活动，由来已久，是全世界普遍的习俗；所以我们中国人今年对于反右运动理应进行一次隆重的纪念，对于我们这些戴过右派桂冠的人说来尤其重要。 (博讯 boxun.com)
五十五年！在一个人说来，是很长的时间了。当年正是青壮年华的蒙冤受难者，有的在那个惨酷的年代就已被折磨死去；有的留下伤残的躯体，被慢性病缓慢地啃啮掉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五十五万被送上撒旦祭坛的右派，绝大多数已经含冤离开人世，有幸留得残生苟活至今的，也已风烛残年，寥寥可数了。
今天，在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之后，回顾当年这场惨绝人寰的政治运动，审视今天尚存人世的含冤受屈者的处境，令人不胜唏嘘感慨！反右运动打击了这么多无辜的好人，但至今当权者仍没有真诚认错，反而把反右运动列为禁区，不许人们触及，不许人们公开讨论；当年的劫后余生者仍受到歧视，他们的维权行动受到打压，甚至他们死了也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受到朋友的悼念和祭吊。
实际上反右的阴云仍旧黑沉沉地压在中华大地的上空，只不过规模缩小了，而且换了一种时髦的新形式，改了一个新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罢了。
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史无前例的阴险恶毒的政治大阴谋，它破坏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残酷地打击了五十五万文化精英，其中折磨而死，甚至被枪毙者，也是成千成万；其影响之恶劣深远，不知还会延续多少年代。
右派冤案虽说已经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改正，可是这所谓“改正”却极不公平，更说不上彻底。当年这场政治运动的具体执行者邓小平坚持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凭着太上皇这轻轻一句话，就决定了五十五万无辜受难者一生的噩运。他们仅仅在表面上是被“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了，而在实际上，他们的身份至今仍旧同“右派”这个耻辱的名词藕断丝连地纠结在一起，他们仍旧被视为二等公民甚至是敌人，仍旧被剥夺了别人能享受的种种权利。文革期间的“走资派”，都彻底平反了，被扣发的工资也都发还了，唯独右派受到特别的苛待，被扣的工资一分钱都不予发还。
根据宪法，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罢工、示威游行等等自由，以言定罪，本身就违反宪法；何况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是“伟大领袖”本人大力煽动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为了发动“大鸣大放”，他可说把什么方法都用上了。他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大谈无人敢触及的“言论自由”，又接连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高校校长座谈，打消他们的顾虑，鼓励大家发言。然后他又去天津，对党员干部讲话，大讲不要怕放毒；接着去上海、南京各地巡回宣讲党的鸣放政策。“五一”前夕，毛还在天安门城楼亲自邀约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助党整风。他指出，现在阶级斗争结束了，我们要“向自然宣战”。“伟大领袖”这么真心诚意地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大胆发言，谁不深受感动，以一颗赤诚之心，响应他的号召呢？何况他还庄严地承诺“言者无罪”，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谁能料得到言犹在耳，“伟大领袖”却蓦然变脸，慈善可亲的观音，一下子变成狰狞可怕的罗刹，先前说过的好话一笔勾销，反过来却把听他的话而忠心进谏的人，全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呢?
以国家领袖之尊，而干出这等背信弃义、诱骗构陷的流氓勾当，残害并逼死这么多好人，不但暴虐残忍、卑鄙下流之极，实际上已触犯了刑律，又岂能以“阳谋”的诡辩开脱罪责？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专制独裁、违法违宪一手制造的天下奇冤，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曾这样设毒计陷害自己的人民的。无独有偶，邓小平为了掩饰自己助纣为虐的罪行，对残酷的反右运动，只轻描淡写地下了“扩大化”的结论，更有力地暴露了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死不认错的丑恶面目。
为了说明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邓小平特地留下六名著名的大右派，作为样本，不予改正。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英、陈仁炳五位民主党派里鼎鼎大名的人物，还有一位是右派学生林希翎。
让我们看看邓小平的“扩大化论”到底是什么货色。
我们姑且承认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五十五万是个精确的数字，未改正的六人，则改正的人数是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四人。用最简单的数学公式推算一下，那么错划右派人数是百分之九十九 .九九，其余六人，姑且承认都是货真价实、不应改正的右派，也只占百分之○ .○一。为了这区区百分之○ .○一的“真右派”，竟打击了那百分之九十九 .九九的好人，难道也是“正确的、必要的”吗？这样的结论是根据哪一条逻辑规律作出的？这只能是极其荒唐的逻辑，——是撒旦的逻辑，吸血鬼的逻辑！
我们再来看看那六位不予改正的右派，他们到底犯了怎样的弥天大罪？
先说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章伯钧的主要右派“罪行”是他提出“政治设计院”。其实这个“政治设计院”，据后来泄露的秘辛，是毛泽东本人首先提出来的，反右运动时却被诬栽到章伯钧身上了。章伯钧当初胆敢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拒绝认罪，就是因为手中有这张王牌的缘故。不过章伯钧当然知道，如果他鲁莽地把这件事情抖了出来，他肯定没命了。最后为了让毛泽东“下台”，由彭真出面，与章伯钧做了一笔暗室政治交易：章伯钧为了领袖的尊严，折节屈身承担了这个“罪状”，使得“伟大领袖”得以从尴尬中脱身；另一方面，章伯钧又因而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享受其他右派不能享受的高级待遇。
根据这个事实，很明显，章伯钧的右派罪行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以此定罪，则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实际上应该由毛泽东来承担。把它强加于章伯钧，完全是个错案。
再说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罗隆基的主要“罪行”，第一是他被指与大右派章伯钧结成反党的“章罗联盟”，第二是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
当时谁都知道，章罗二人是水火不相容的。反右时罗隆基正在国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国后一听说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勃然大怒，就闯到章家与章大吵起来，气得把手杖掼断成三截。“章罗联盟”完全是阴谋家毛泽东凭空捏造的；皇上要强加于人，不认也得认。至于说“平反委员会”，这又有什么错呢？毛泽东不是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吗？延安时期的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不是也打击了大批好同志，以后审查清楚了，都平反了吗？五十年代初期的三五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也冤枉了许多好人，建议平反何罪之有？文革时期的许多冤假错案，包括邓小平本人都受过冤屈，不是在三中全会上都平反了吗？邓小平为什么不反对，而是全力支持把这场冤案平反得这么彻底，并且把被扣的工资都全数发还了呢？十分明白，因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邓本人就是一个受害者；反右则不同，邓是毛的暴行的主要帮凶，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证明反右没有错，所以死死拖住几个大右派做替罪羊，不予改正。这是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手法，邓小平确实学到家了！他可以凭权势压人，但却不能以理服人。不给罗隆基改正，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个未予改正的右派彭文应，是一位非常可敬、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他
在三十年代就信仰社会主义，是民盟在上海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因此曾被列入国民党暗杀的黑名单。周恩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曾遇急难，彭文应慷慨资助过他，周对此铭记不忘，把他看作党的忠实朋友。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彭文应出于一片忠心，说了些善意的大实话，例如说党群关系有墙有沟，原因之一是干部政策上大材小用和小才大用，有职无权，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等不合理情况；又批评新闻报道有片面性，报喜不报忧。张春桥写了一篇文章，恶毒污蔑彭文应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使他被划为右派，天天挨批挨斗。他有病的妻子被吓死，儿子受不了而自杀。彭文应悲痛欲绝，但这位刚直的硬汉始终不肯作违心的检讨。他表白自己是党的朋友，而不是党的敌人；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承认错误。因此他受到极重的处分，不但被撤掉民盟内的一切职务，而且取消工资，监督劳动，弄得一家人困苦不堪。以后统战部一位干部登门诱降，答应“只要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可以解决，帽子就摘掉了。”他的老友王造时也来劝他，但彭文应宁可看一家人饥寒交迫，却坚决拒绝认错。
彭文应忧国忧民，即使陷于家破人亡的绝境，仍不忘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职责。一九六二年初，他赤诚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份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暴君是决不会倾听忠言的。彭文应拒绝认罪，必然成为不能改正的右派。
再说“章罗联盟的黑干将”储安平。他的“党天下”在邓小平之辈看来，当然是赤裸裸的右派言论了。但即使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细读他的发言，他也并未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当然包括他本人），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事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他有意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储安平以为这是党群关系不好的根源。储安平的“党天下”指的无非就是这些不合理的情况；平心而论，也谈不上反党。储安平发言中最要害的问题，倒是他点出：“解放以前，毛泽东提倡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储安平一言戳破了毛泽东的背叛——背叛了反蒋时期的革命同盟者，阴谋发动了静悄悄的政变。背叛者和政变阴谋家没有人敢和他论理，而提了一点意见的人，就是滔天大罪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是封建加法西斯的强权逻辑。
储安平是超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国民党时期他以犀利的文笔针砭时弊，受到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的欢迎，也给了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因此他创办的《观察》遭到国民党的查封。他对政治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看透了。他说过，“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建国六十多年的历史，证实了储安平洞彻的先见。鸣放时储安平很久一直保持沉默，以后经不起各级领导的反复动员，这位文笔犀利、言论大胆的评论家才写了一篇发言稿，想试探一下领袖的“雅量”。储安平毕竟是书生，哪里斗得过权术枭雄老谋深算的“阳谋”呢。
另一位不予改正的大右派陈仁炳是民盟成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呼吁民主，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内战，赢得了“民主教授”的声誉。他在《走向民主社会》一书中猛烈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对即将实现的新中国怀着满腔希望。他是共产党的热情的支持者。鸣放期间，陈仁炳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表示：“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以最大的忠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诚和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伟大的。”但他也提出共产党“不能一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又看不惯有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一味唯唯诺诺，贬之为“乡愿”，而提倡要有“贾谊精神”。此外，他在政协的一些会议上，与柯庆施发生冲突，在不少政策性问题上意见分歧。这样，他就逃不脱被划为右派的厄运了。
最后一个未改正的右派，是原人大女生林希翎。林希翎才华横溢，她在北大的两次演讲，以敏锐的眼光、雄辩的魅力、惊世骇俗的思想引起轰动，激发了左右两派热烈的争论。林希翎大胆地挑战暴君给胡风钦定的反革命铁案，从法理的观点指出，关于“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材料是苍白无力和荒谬的”。她竟胆敢将矛头指向“伟大领袖”，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林希翎还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她深信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她认为中国现存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并形成特权阶级。她指责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些话全是真话、实话；至于胡风案，以后的事实早已证明这是冤案，胡风也早已平反了。林希翎又错在哪里呢？
林希翎唯一的“错误”是：她坚持真理，顶住沉重的压力，坚决拒不认错。她的才华和胆识受到好几位上层领导人（如人大校长吴玉章、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的赏识，胡耀邦也赞美她是“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但在专制极权的制度下，他们非但救不了她，他们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反而使自己的部下也受牵累，掉入右派深渊。作为一位女学生，林希翎的影响之大，极不寻常：仅仅在北京，受她的株连而被划为右派，弄得家破人亡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余人，在全国范围内，就更不知其数了。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时，胡耀邦曾三次批示：“以改正有利”。可是极左势力就是对抗到底，不让她改正。
如上文所述，那六位不予改正的右派并不反党，其他的右派就更没有反党的了。五十年代，共产党初掌政权，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诱骗人民支持，其阴谋还没有被识破，因此爱国知识分子都真心诚意地拥护他。不仅国内，多少国外学业有就的归国学子、专家和爱国侨胞，纷纷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光辉的前途，甘愿回到贫穷的祖国过苦日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谁不为之感动！他们和全国人民都把毛泽东的整风动员看作求贤纳谏的诚意，因此都披肝沥胆地向他进献忠言。谁能料想这是一场如此阴险的毒计呢？毛泽东毫不珍惜这些满怀爱国热情和从先进国家带回先进科学技术的宝贵人才，毫不珍惜落后的中国极其稀贵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新社会”的大学生，狠心地把他们打成右派，打入地狱（巫宁坤先生是死里逃生的一例）。这样的蛇蝎心肠，实在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阴谋家毛泽东对高层右派的处理，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是留点情面的，至于对层次较低的右派，下手就毫不留情了。他还要作秀一番，表示“宽大”，——说是对“敌我矛盾”的右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且看他是怎样“宽大”的吧：成千成万的右派（包括十五六岁的儿童和七八十岁的老人）送劳改农场劳改；或开除公职，流落街头，挨饿受冻，任其自生自灭；或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受尽虐待。昔日人人尊敬的教师医生科技人员，挨尽批斗，社会上无人敢与他们接触，他们只能低头做人；学者专家，沦为扫厕所的贱役，任人打骂凌辱，唾面自干，不敢稍有不满的表示，丧尽人格尊严；刚直耿介之士，怀有“士可杀不可辱”之志，则以一死抗之。而身在死亡集中营——所谓“劳改农场”的右派则更惨了，夹边沟的三千右派，在超体力的繁重苦役、饥饿和非人的虐待之下，三年内倒毙殆尽，葬身荒沙大漠，最后得以活命从地狱出来的，仅有数百孑遗了。
其实，受害的又岂止这五十五万右派！正像清朝的文字狱，他们的家属、亲戚，甚至朋友，受到株连的又何止几百上千万！他们全家沦为贱民，儿孙葬送了前途，有的生活陷入绝境，或不堪压迫甚至自杀。人间的血泪惨剧知有多少！
残害社会精英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曾经发生过？像毛泽东这样的暴君，历史上还有谁人可与之相比？
反右运动是完全非法的、违宪的、阴险恶毒的。对这样一个罪恶的政治运动，为虎作伥的邓小平不予平反倒也罢了，在他以后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以清白之身，按理是没有必要为毛、邓担当罪责的，可为什么却死死护住这场冤案，不予彻底平反呢？理由十分简单：他们都继承了毛、邓压迫人民的专制独裁传统，不肯放弃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中共非但不为非法的反右运动平反，甚至把反右运动划为禁区，不准人们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因为它虽然强词夺理，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毕竟承认有“扩大化”的缺点，伤了它的“伟光正”形象；而且它也知道广大人民群众是不会认同它的诡辩的。另一方面，对曾经批评过它的右派，它还是耿耿于心，视同仇敌；所以右派虽说“改正”了，实际上中共也只是表面上放松了一点高压，但一看到他们稍有不服，就毫不客气了。
一九八七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位发起，拟于二月间召开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发出后，不幸被一位受邀的Q先生告密，讨论会于是被扼杀于谣篮中。不但如此，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这件事还遭到当局的严厉批判，刘宾雁、方励之二位被开除党籍，许良英侥幸逃过一劫，因为邓小平搞错了，把王若望做了替死鬼。到了二OO七年六月底，一批流亡到美国的右派人士，在洛杉矶召开了“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囯际研讨会”，这回中共鞭长莫及，徒然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了。
中共对右派的冷酷无情，甚至连死者也不放过。二OO九年九月林希翎在法国逝世后，北京难友組织在某歺馆为她开个追思会。虽然组织者知道此事敏感，行动极其谨慎严密，但仍被无所不在的鹰犬嗅到了。警方立即制止，勒令歺馆当天仃电闭门仃业：但难友们机智地冲破封锁，进入歺馆，在黑暗中用腊烛举行了追思会。
为死者举行追思会是人情之常，只因死者是右派，就禁止朋友悼念，共产党还有一点人性吗？还不止此。林希翎临终遗愿落叶归根，很想在她生活过。获得寸尺的葬身之地：可是在中共残酷的打压下，连这一点卑微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她儿子只得带着妈妈的骨灰，从法国回到老家温岭箬横归葬。
我们再回过来看中共如何对待生者吧。
今天尚幸存于人世的的五七难友，经历了半辈子苦难和人生的惊涛骇浪，都已到了耄耋高龄。我们并没有被压垮。专制暴政下中国人民的苦难，使我们对这个政权的认识更深了，争取自由民主的意志也更坚定了。我们坚持维权索赔，要向这个邪恶的政党讨还公道，要求为错误的反右运动彻底平反。发还被扣的工资，是我们的底线。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为了钱，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维护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公民的正当权益，为了我们的人格尊严。
多年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领导申请，向地方政权申请，要求赔偿扣发的工资。可是对于我们已经堆积成山的申请报告，中央傲岸之极，始终不屑答复我们这些卑微的苦难小民；地方则称，中央没有政策，无权处理。
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是顽固不化的，它相信暴力万能，从来不肯讲理；对这件违反天理人情的暴行，它更无理可说。按照宪法和国家赔偿法，既然反右搞错了，对受害人理当赔偿。中共把神圣的宪法视为废纸，把国家庄严的法律踩在脚下，对这样的恶棍政权人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在专制极权的中国既然绝无可能，我们只有在自己的心中纪念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反右运动，我们还要使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这个罪恶的政治运动，行动起来，制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我们还要坚持把维权索赔进行到底，死不罢休。
天理昭昭，我们深信，为右派真正平反的一天总会来到的。十八大不行，再等十九大；十九大不行，再等二十大……。共产党不给我们平反，那就只有等着别的什么政党来主持公道，给反右运动平反了。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时候早晚必会到来的。纵使我们大部分难友此生已难亲眼看到，但我们的儿女们也会替我们看到的！
完稿于二○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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