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地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然而，今天我还是下决心将我这些年当“学生领袖”的经历写下来。
我的故事本应从1957年写起。当时我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在自办的墙报上讨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被戏称为三个“学派”，其中的一人“学派”就是我。不久，大家对这一问题厌倦了，我却继续钻牛角尖。以后的半年，大约是从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我的智力活动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我都不曾经历过。常常要用一整天，才好不容易地把它们写在纸上。不久我得出结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并不违背因果律，它描写了一个特定的波动过程。
当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时，发现了一个使自己大吃一惊的事实。
20世纪物理学的主流是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的领袖叫玻尔，玻尔在1913年刚一出山就以“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著名论断威震物理学界。这一论断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其原依据就是：“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相矛盾。”而我却发现这一原始依据不成立，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并不矛盾。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我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发现对我多么不合时宜。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段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北大开始了“大鸣大放”，我自然地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加了“帮助党整风”。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因此而“劳动”了22年。
我于1958年11月被收容“劳动教养”，1969年11月因“战略疏散”遣送回老家，一共劳动教养了11年。
在劳动教养期间，我的劳动是一流的，夏天搞双抢，冬天打土方，春种秋收，我总在高效榜上名列前茅，遵守纪律也堪称模范，但我还是“反改造分子”。反改造的表现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那时队长也不常来管教我们，我想起在北大时曾试图推导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书上的一个公式，后来却因故耽误了，现在反正没事，不妨试试。当时我还有一枝铅笔和一个小本子，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我要推导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线坐标下的表达式”。我尽量用最一般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年以后，也不知谁的一本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科普小册子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公式我都曾推导出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含义下。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杯。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请借我3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
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3天。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心的同学，只在80年代间接地通过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谢他，要不是当年他借书给我，我就不可能学习数理逻辑，从而以后也不可能学习“非标准分析”。这样，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观。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订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这两本书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但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
如果说1957年我通过物理学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一些小技巧，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与反思，我终于初步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要点。不久，大墙外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对我的“学以致用”，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并显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我还是在这一时期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在该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部分的开头：
新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组成部分，它是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初始条件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经过近百年的现代化之后，已经有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在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极为软弱和被动。反之，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改变自己。
该书是用速记写成的，我曾断断续续地把它写成汉字给北师大历史系的陈海诠看，他似乎曾给《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看过，因为赵筠秋曾对人说：“不要小看谭天荣这几年下的工夫，本来他并没有什么真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其实我们这些人怎么处理，队部早已报了上去，根本与这次运动无关。但我最近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到后来因故取消了。
三余庄人分手时恋恋不舍。小流氓们很奇怪：这些“老右”怎么那么亲？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惊喜地发现，农民没有管教干部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有了这点自由，我又回到了量子力学。
1978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同年冬天，落实政策，我被分派到湘潭师院（当时还是师专）任教。
刚进学校，我被召进办公室，一位头头拿着一张课表问我能教什么课。我眼睛朝课表一扫：高等数学、数理方法、电工原理、理论力学、统计力学、力学、热学、电磁学······我用50年代的习惯语回答他：“我服从分配，让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逗得在座的哄堂大笑。我心里想：“甭笑，别看我不会说话，干活可不含糊！”
我教了一年高等数学，以后就一直教统计力学，像在农场对待农活一样，我对教学一丝不苟，每教一遍，都重写教案。除此之外，我还有点时间继续钻研量子力学。
1979年，我和一位北大女同学李雪琴结婚了，她已有两个男孩。我们重逢时，她已离婚一年多，我和她结婚的动机很简单，她也是学物理的，业务上能助我一臂之力。至于爱情，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我像候鸟一样，把时间都用在飞行上了。”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一个女人，又要当妻子，又要当母亲，更有甚者，她还要当右派哩！她有多少时间学习业务？居里夫人只有一个，再说，人家是什么条件？如果居里夫人为了买一斤鱼要排一个小时队，她能得诺贝尔奖才怪哩！
如果说我对她的不满是她荒废了业务，那么她对我的不满就是：“不顾家，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继父和女婿的责任。”她说得有理，看来，物理学和妻子对我来说有如熊掌和鱼，于是我们离婚了。对我来说这是“舍鱼而取熊掌也”。
1986年底，我调入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教数理方法，直到今天。
有人曾对我说：“其他右派改正以后，都在报刊上亮了相，惟独没有谭天荣的消息，你似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在这里，我向每一个关心我的人致意，读到这里，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和今后还想干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