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徐規是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宋史的專家，平生著述甚豐，且桃李滿天下。雖然在劃為右派後，生活坎坷曲折，但人們對他的尊重，並沒有因為政治遭遇而稍減。
我認識他時，已是一九九○年左右，在他六十多歲的晚年時，那是在一次研討宋代《夢溪筆談》作者沈括的會議上，參加會議的各部門專家、學者約有二、三十人，只有徐規留給我的印象最深。我當時在杭州《風景名勝》雜誌社任編輯。當時在餘杭安溪附近發掘沈括家族墓園，為研究沈括生平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然墓園規模宏大，似與沈括的貧寒身世相去甚遠，有許多疑點。歷史上記載沈括故里為錢塘人，晚年居江蘇鎮江潯溪，他的“夢溪”應該是夢的潯溪，可能也有夢安溪的成份吧！安溪在古運河邊上，古人在以舟楫為交通的年代裡，安溪應該是繁華的所在，沈括後來的活動，都是在江浙一帶水網上。他的成就不僅在於文學，最主要的是在於科學。研討會上的有關沈括資料中，附有發掘墓園復原圖、安溪位置圖、沈括年譜及其行蹤考證等等。會上通過反復的論證、闡明，對沈括的一生成就、行跡等確實有了系統的認識。
參加會議的學者中有宋史研究專家林正秋，他即是徐規在杭州大學的高足，畢業後亦任教於杭州大學歷史系，側重於南宋史的研究。
我早於一九八六年即與之結識，是為給浙江舟山普陀區的朱家尖島上諸多景點命名，我和他同時為定海地名辦公室所邀請，參與定名者。我當時反對“開放”風景點的觀點，甚受林正秋的重視。我以為野蠻的“開發”，往往殺雞取卵，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在我國人口眾多的土地上，已留有不多的處女地了，我們應該為子孫後代保留這些地方。
那時的林正秋尚未成名，他的《南宋臨安考》草稿剛剛脫稿，就在那次的小型會議上，他送我一冊十六開本的打印手稿本，徴求意見，態度很誠懇。他懇切的希望我能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諄諄說明著書的重要。後來我常有機會碰到林正秋，他的珍惜時間，著述不止的精神，很令我敬佩。我家住杭州市圖書館古籍部隔壁，古籍部的若干工作人員都是我的熟人，我到古籍部以訪友為多，而林正秋前去，總是競競業業的查找資料。他的《南宋臨安考》正式出版，洋洋七、八十萬言，成為最完整、最系統的臨安在南宋時期最翔實史料，可謂錙銖不漏，蔚然大成，遂使林正秋成為南宋臨安史專家。後來凡涉及臨安宮廷、寺院遺址，至老字號商號、飲食菜譜等，為配合杭州這所旅遊城市，都必須找林正秋為之考證，他頻頻在電視上露面。連與南宋風景有關的公司、餐館均聘其為顧問，一時成為風雲人物，竟不能穩坐書齋了。雖然有其師必有其徒，但徐規的篤實學問，因為他的生不逢時，遠不如其徒林正秋的風光。
這一次關於沈括故里之謎的會議，是在杭州西湖北山街杭州飯店禮堂舉行的。杭州飯店位於岳墳與西泠橋之間，蘇堤口附近，原鳳林寺遺址上，此寺早毀於五○年代前，原寺門前西湖邊蒼松翠柏下有武松墓、秋瑾墓。西泠橋堍還有宋詩妓蘇小小墓。西湖周圍及群山中，經歷代經營，無論是真有俠骨或象徴性的墓園等，何止千百處，如棲霞嶺上牛皋墓，孤山東邊宋隱倫、詩人林逋墓，湖西三台山于謙墓，孤山北坡詩妓馮小青墓，近代詩僧蘇曼殊墓，西湖南屏山北坡明末張煌言墓，近代革命家、學者章太炎墓，以及辛亥革命志士陶成章等六人墓等等，當然最彪炳歷史的是岳武穆岳飛墓。
然所有墓園，都因為毛澤東在五○年代以來，據西湖南屏汪莊為已有，他不耐煩西湖有那麼多歷史名人，說了一句“西湖邊要那麼多死人幹什麼”，於是一夜之間所有墓園夷為平地，待至文革期間，連民族英雄岳飛，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等墓都在所不免，或挖屍遷葬，或棄骨平墓了。至於西湖邊的“眾多寺院”則早於五○年代或被佔為軍營，或作為倉庫、工廠，或經搗毀殆盡了。迨至八○年代，百廢俱興，經周恩來總理關懷西湖文化，恢復了部份寺院及墓園，如岳墳、章太炎墓等。《左傳》有云“狐爬狐埋”，果然如此！至於杭州飯店前的秋瑾墓，則移建於西泠橋東南側、西泠印社西坡，原墓園廢址前側、湖邊則建紀念性“風雨亭”，亭內張掛沙孟海所書秋瑾於紹興軒亭口臨刑前口占“秋風秋雨愁煞人”名句……。
此次假杭州飯店禮堂作沈括故里之研究，飯店已改名為“香格里拉”，歌舞昇平，與“風雨亭”風貌已極不相稱，諸學者在時髦大廳裡談論沈括種種，此情此景令我難忘。林正秋是主要發言人，諸家亦紛紛陳言，眾說紛紜，氣氛熱烈。那日徐規的發言，簡短有力，聲音宏亮，態度從容，具說服力，極受諸家重視。他必竟是宋史的權威，但非常可惜的是我手頭未有保存他的講稿。
一九九五年初春，我移居紐西蘭，每憶及國內學者，常會想起徐規在會議上的風度。非常湊巧的是，我的女兒們有小友名趙旦者，是杭州大學外語系教授趙士鈞的女兒，此次她奉母來紐，毗鄰而居，談及往事，竟說到在杭州時她家與徐規不但是近鄰，而且是多年交往，感情非同一般，他們同住杭大校內宿舍一幢二樓。
徐規是浙江溫州平陽人，與四○年代浙大校長竺可楨有師生之誼，以此推測徐規可能畢業於浙江大學（四○年代有文學院）。一九五七年他在杭大歷史系任教時被打成右派，三十多歲時才得以與老家平陽縣的一個農婦結婚，生有二子一女，由於當時對城市戶口的嚴格控制，徐規家屬未能遷居杭城，他與家人始終分居兩地，因此作為多年相交的近鄰如趙旦一家人，也從未見過徐規夫人，只知道她不識字，從事最費體力的拉大車苦活。杭州市離平陽縣不過數百公里之遙，從杭州往一趟平陽，舟車勞頓得二、三天時間。徐規平日在杭任教，只在寒暑假回平陽故里作家庭團聚，並幫助夫人拉大車，夫人在前面拉，他在後面推。一個大學教授，能如此吃苦，沒有架子，於是備受鄉人尊重云。
徐規在杭大任教時，所住單身宿舍，只十二平方米，室內有一床一桌（三屜課桌），與一個書架。他不自起火，吃的是食堂飯，總是一甌飯、一盤菜，清苦度日，大有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的風範。他給人的印象是終日手不釋卷。他的三屜桌上總放著一支紅色圓珠筆，在不停的閱讀中、筆錄中，一發現內容文字錯誤，他即作改正，不論是報紙、教科書，以及名家著述等。趙旦母親莊賡娟，任教於杭師院附中，連她所用的教科書，徐規發現了書中錯誤，也以紅筆改之，他是怕錯誤的教材貽誤後人吧！
我相信在“文革”中學校停課時，徐規肯定歷經下放、改造等體力勞動，能居於十二平方米的斗室讀書，亦應該是後期的事了。徐規窮困，在七、八○年代每月工資只有五十多元人民幣，大部份寄到平陽養家，他自己只能剩下極少的生活費。趙旦說，杭州夏日大汗淋漓，徐規所穿汗衫，破爛不堪。當他的大兒子在鄉間結婚時，兒媳方面索要衣物，徐規拿不出錢為之購買。在六○年代，物資極為匱乏，趙旦母親莊賡娟曾往蘇州探親，她有親戚在蘇州皂廠工作，她於是通過關係購回四十條洗衣皂，背回杭州後，分贈親友，也給了徐規一條，說他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徐規喜愛孩子，即使在專心閱讀、寫作時，亦不厭煩孩子的打擾，從不呵責孩子。趙旦小時，常進到他房內玩，他顧自讀書，一任孩子自由玩耍，對趙旦提出的“十萬個為什麼”，也總是耐心回答。趙旦回憶說，他的耐心真不可思議！他在暇時，常在走廊裡看趙旦跳舞，也帶趙旦出校門散步。杭大校舍處於南宋時期自宮廷往餘杭洞霄宮的輦道旁，沿途西溪有十八塢十八橋，杭大校門正對著西溪第一橋——道古橋。他倆徘徊橋畔，徐爺爺為趙旦講述南宋西溪史，一起觀賞夕照。在趙旦的記憶中，徐爺爺慈祥、博學，是一位真正的學者。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