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希望之声

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被整垮

中共建政70年政治运动系列（3）

杨述之

2019.11.25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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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2019年11月25日】（作者：杨述之） （接上集）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篡政七十周年的日子，在历史上中共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共通过土改消灭了农村乡绅地主阶层，通过镇反消灭了民国政府时期的社会精英，通过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消灭了城市资本家和私营业主。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来讲，知识分子往往是比较有脊梁，敢于说真话的，也是敢于向中共做的不对的事情说不的。这对要求绝对服从的中共统治阶层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中共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了有良知的知识阶层和民主党派来了。一场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反右运动，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毛泽东欲擒故纵 阳谋知识分子 发起反右运动

中共的理论及纲领都是暴力、独裁的。早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当时的民主党派成员大部分是知识份子。所以反右运动并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提意见“过分”激怒了共产党，而是中共蓄谋已久，必然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12日批发全党。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同年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注：指章伯钧、罗隆基）同盟……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包括“右派分子”的标准、“极右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知识分子提出毛泽东搞“百家争鸣”实际上是阴谋，是欲擒故纵。毛泽东说，不是阴谋，是阳谋。就是明白着要先套你话，再整肃你！

反右的手段 中共劳教制度开始发威

1957年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邓小平在7月23日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关于右派问题，“组织处理不忙，人大、政协、党团都不忙处理，等人大改选再说”，“但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作为中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握划定右派的“生杀大权”。 7月，邓小平指示相关各部门提出处理右派的方案。在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邓指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可见，邓对于右派实是以中共的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正是这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决定，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了悲惨的人间地狱，更是在大饥荒到来时无人顾及而自生自灭。和前苏联古拉格一脉相承的劳教制度，也为中共以后随意抓捕、关押、奴役、迫害民众打开了地狱之门。

反右的劳改农场有甘肃的夹边沟、东北兴凯湖农场、青海劳改农场、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长寿湖劳改农场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夹边沟。

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就是当时关押右派的一个劳改农场。在反右斗争中，夹边沟的右派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3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30里外，地处茫茫荒漠与戈壁之间，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常常是八级大风，环境非常恶劣。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夹边沟劳教农场约有3100名被打为右派的知识份子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还要忍受挨饿、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着双重的煎熬。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他们只是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而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拼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们每天仅有半斤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三年后3000人只活下来300人。

三位饿死的留美科学家

饿死的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傅作恭、董坚毅和沈大文。这些爱国知识份子，他们为了报效祖国而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怀抱满腔热情回国后，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特务，被咒骂，被毒打，被虐待，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

傅作恭，山西荣河安昌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傅作恭的二哥)的劝说回国从事中国的水利建设。傅作恭回国后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被任命为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这位受到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总工程师，经过考察，认为当时 的甘肃省在经济、物质、技术各方面都不具备进行引洮工程的条件。这时，以张仲良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班子，正在大跃进的狂想和反右的昏热中，认为傅作恭的意见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表现，于是，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后来的实践证明，傅作恭的意见是正确的。傅作恭由于身体弱，完不成劳动任务，有时连续几天扣饭。挖排碱沟时由于腿部长期泡于碱水中导致大面积溃烂。

1960年冬天，傅作恭因饥饿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到春天雪化了他的遗体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而傅作义听到弟弟的死讯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董坚毅，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60年11月上旬董坚毅在饥饿中去世，时年35岁。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发现裹尸用的毯子、羽绒被早已不见，董坚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

1960年春，沈大文因饥饿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自己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天夜里约11点钟时，沈大文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他凭借关系弄来了两个，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伸手一摸，身体已经冰凉……

在运动结束后，除了少部分被开除出队，全部进行经济处理。从发给每月十来元基本生活费到连降几级工资，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经济都受到重大打击。家人因被牵连无法获得安排工作，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长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子女在升学就业受到政治歧视，教育程度很少超过初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对错划右派分子改正时，并没有给与经济补偿或赔偿。

反右运动到底划了多少右派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份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但据后来的解密材料，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含各个阶层，为317万多人。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317 万和55万两个数字的巨大差异，55万是平反的数字，右派人数远超过55万，否则那来“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份子失去职位”，有些右派还在本单位接受改造，没有被下放和劳改。317 万和55万的差值就是各次运动中被中共搞死的右派、自然死亡的及农村的右派，比如：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仅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

中共说中国农村没有反右，但《反右绝密档》显示，中共农村“反右”整死了好多人。1957年中共在农村开展了主要针对中共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大辩论，还有1958年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等，不同意见者就被整肃。“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统购统销’ 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如同城市里的人对农村的大饥荒惨状知之甚少，农村的“右派”也就没人给他们申冤和平反，自生自灭。

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分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50万人。

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是四川达县（今达州市）的小学生张克锦（画家），十二岁被划为右派（“右童分子”），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时光。“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属于“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此外，还有“内控右派”，档案中记着，由中共书记等秘密监视其言行表现，但本人及普通群众并不知情。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并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但学界对此人数统计认识并未统一。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反右的株连政策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右派分子们的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父母、妻子、儿女乃至兄弟姐妹，无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举家被驱赶到农村等等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株连……。中共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许多夫妻被迫离异，许多子女被迫与右派父母断绝关系……。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双双上吊自杀；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剥去上衣，用皮带抽打，不堪其辱，当夜服毒自尽；著名学者彭文应妻子邓世容被活活吓死，年仅19岁的儿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钢针、安眠药自杀；章伯钧女儿章诒和为父申辩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女生林昭被枪决后，其母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而气疯，后来在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每个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凄风苦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由此看来，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是317万的五倍。

中共从未否定反右运动

中共从未正视和反思历史，不肯赔偿与道歉也是中共的方针，与其它后来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还有，“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中共仅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性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份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根据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仍有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根据中共的官方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而非平反）552877人，整错率达99.98%。就是这样的错误率，邓小平还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

反右运动的严重后果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是极其重大的，有学者认为“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运动是仅次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同时反右运动与文革是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反右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人们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歌功颂德、假大空盛行，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共内部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反右运动为接下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将要实行的各种政策有效地消除了各方面的反对的声音。而大跃进运动则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反右运动也消灭了一些中国最优秀的各行业技术人才，加上中共政权逆天的各种肆意妄为，导致长期以来中国各领域的人才匮乏。

各个民主党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逐渐沦为“花瓶党”。

反右运动“诛心”全国，开启了中共建政以来大规模“因言获罪”的先例，为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人人自危，亲朋人人为近敌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也深深的影响到了现今网络时代中共删贴、删号、网络监控、钳制言论、民众因言获罪等一系列人权劣迹。

请看下集：《从大跃进到大饥荒：4000万人死亡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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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永健/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