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圖片說明：一九五七年八月夏禹卿與周素子攝於北京碧雲寺塔座石卷門洞前
一九五七年月暑假，反右派鬥爭前夕，我到達北京探望陳朗先生，結識了夏禹卿先生，他是陳朗於一九五六年調到中國劇協工作前，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工作時的同事，他們共事過五年，有很好的友誼。夏禹卿當時四十多歲了，比陳朗年長十多歲，算是長輩，忘年交，可是對他的稱呼卻十分隨便，沒有任何尊稱，周圍的人都稱他「老夏」。我是個學生，出於禮貌對長輩稱「先生」，可是老夏不習慣，他說，也稱老夏吧！從此我稱他老夏，反而感到很親切。
初次見到老夏，在中蘇友協總會圖片部的攝影工作室，當時還有另一位工作人員吳某在場，他們都早已見過我的照片，此時卻非常驚訝我的皮膚怎麼這麼黑。他們還都戲稱呼我為「院長」，原來陳朗和朋友們相約，大家準備合夥買一所北京老四合院居住，我是當然的被「聘」為「院長」了。見面的氣氛很隨和活潑，就像老友相聚。
我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陳朗此時工作的戲劇家協會正在進行緊張的反右派鬥爭，無暇陪我遊玩。老夏常常陪我遊覽北京名勝，因為他是攝影專家，那個時候，不是人人有相機的，在這一個多月中，也是我平生拍照最多的時候。老夏拍照隨意取景，也不用擺什麼姿勢。他常說，一百張照相中，有一張上乘的，就很值得了。
老夏是浙江鄞縣人，但從祖輩開始即在上海經商，撐下一個大家業，似經營綢緞業，在上海屬中等的資產階級。但老夏從不提起上海老家的人。老夏沒有什麼學歷，自學，喜文學，且從小喜愛攝影，家裏擁有自己的暗房。早婚，妻子是時髦女郎，出入社交場所，育有二女。老夏在青年時期即患肺病，妻子終於離他而去，老夏終身未再婚。他修心養性，開始學佛，平生崇敬弘一法師，喜讀納蘭詞，在學問上推崇王國維，擁有古版線裝《王國維全集》。此集當年僅印行二百部，彌足珍貴，後來他贈送給了陳朗。陳朗則轉贈線裝古版的《納蘭詞》上、下二冊。這五函計有四十八冊的王國維線裝書伴隨我們在大西北若干年，歷經四次抄家都僥倖歸還。二十三年後我們生還北京，又伴我們在國內轉徙了幾個城市，又隨我們渡海來紐西蘭，這部書劫後尚存，是我們苦難經歷的見證，也是我們和老夏友誼的紀念品。
陳朗說起，一九五○年之前，老夏「蟄居」上海，過著「居士」生活，本無「求職」之想，他的到中蘇友協總會工作，是由於偶然的機會。上世紀三○、四○年代之間，上海文化界有一批攝影愛好者（其中多知名的攝影專家)，他們組織有「同人性質」的「攝影」協會，老夏亦為成員，是民間的。有沈剡者，原為戲劇、電影圈中人，平日因喜攝影，也曾加入。中共「建國」後不久，即在北京成立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全國各省和大的市均設有分會），沈剡在中蘇友協總會擔任「文化服務部」主任一職（總會下屬諸部，如組織、人事、宣傳、文化服務、聯絡等，為寵然的「大機構」）。文化服務部下屬的「圖片科」包涵著「編譯室」、「攝影室」、「暗房」、「機器房」、「木工房」等等，頗具「企業」色彩。於是，沈剡舊日上海的「攝影同人」專家如吳寅伯、楊子頤，也包括老夏等，就被招攬而至。在一九五二年中共的首次運動—「三.五反運動」中，友協總會的攝影師們，包括沈剡，首次嘗到了「運動」的滋味，都上過「鬥爭會」，沈剡和吳寅伯還作為「老虎」被「打」。三反的一反為「反貪污浪費」，攝影室與暗房乃首當其衝。充其量則只是些「公私不分」而已。而公私不分，則不過公的器材與私的器材有時有些「不分」—公家器材如相機等皆為蘇聯產品，而專家們自己私有的則皆為德國貨，要優勝多多，而專家們即為「公家」拍攝，仍高興用自己的「裝備」；而自己「私家」所拍攝則又難免在「公家」的暗房沖印。這就難免不發生器材上的「公私不分」了。就這樣糊塗地當上「老虎」。運動結束後，沈剡調走，到了解放軍總政治部所屬的「八一製片廠」當導演：吳寅伯、楊子頤也先後調走，吳則到了《人民畫報》社，得其所哉（畫報社早想「挖」他走的）。老夏只受到點「衝擊」，留下了，平日拍攝任務以外，主要是「掌管」暗房，帶領幾個「學徒」。
老夏工作負責認真，工作期間也見忙碌，但工餘也頗見悠閒。他對故都的建築，情有獨鍾，是他攝影「鏡頭」的最多取向。故宮、天壇和長城他最所樂往。一個胡同口，一所四合院門前，也為他常所駐足。尤對天壇諸建築，百攝「不厭」。晴或雨，花晨或月夕，天壇與故宮，均少不了他的足蹟。陳朗有時作他的伴侶。冬日的星期日，老夏與陳朗，還人小夏（老夏的二女兒慧芬，也在中蘇友協總會工作，為圖片資料員），一般都到故宮太和門的茶座向陽，消磨大半日，有時招同也是友協同事、好友如翁恆生和張克明（圖片科科長，老夏的上級，後小夏嫁他，成為老夏的女婿）同往。直至太陽西墜。那時故宮的遊人不像如今「人潮」，太和門的茶客也稀稀拉拉，頗為幽靜。此時老夏「鏡頭」也不見「閒」，一面影壁，一個鴟尾，他都對準，按了又按。由於對古蹟的沉緬，我那年暑間在京的短短的一個月中，他樂於代替陳朗陪我出遊，也可以說是我「從其所好」。當然，陳朗也有多次參與同遊。有一次，老夏與我、陳朗、翁恆生一起遊西山，在臥佛寺周圍的山溝裏尋找曹雪芹「故居」。這些皆留下不少的攝影。遺憾的是老夏那時自己與我們「留影」甚少，至今只保留有兩張，一張是他和我在西山碧雲寺塔座石門之前，一張是他和我在天壇祈年殿門前，皆是由陳朗攝的。可作為「丁丑」中「榜」那年我們的友誼紀念。
那年暑假，我回校不久，即打成右派，發配到林場去做苦力。老夏從此同情我，真心的痛惜我，後來的數年遭遇，不管我在哪裏勞動，我養過豬，養過鴨，養過蠶，參與大煉鋼鐵，在香料廠製作香精……老夏從不間斷地和我通訊。五○年代中共的管制還不像後來「文革」時期那麼嚴酷，還能正常通訊。老夏的來信是我精神的支柱，我們無話不談，談得淋漓盡致。這些信件後來都在各次運動及頻繁的轉徙中遺失了，銷毀了。如果保留下來將是一部「心史」。我或在林場的櫛風沐浴中，或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在大自然和階級鬥爭的雙重摧殘中，老夏的信是我最大的鼓勵和安慰。那段時間，陳朗也輾轉在河北安國、京郊西山、長城外的桑乾河畔服勞役，我們都居無定所，老夏在北京的住處，是我們聯絡的中心，我們靠老夏轉達彼此的情況。
我那時太年輕不懂事，承受不了無情的批鬥和強體力勞動，我悲傷絕望，我將這種心態發洩在給老夏的信中。陳朗後來告知我，有一次陳朗從塞外返京，和老夏一起共度一個夜晚，二人的談話內容和焦慮就是因我悲觀絕望的心理狀態，他說在老夏非常憂慮我會因此出事！
一九五九年初，我曾到河北安國看望在勞動中的陳朗，然後轉道北京看望老夏。這是從一九五七年暑假後的再見。一九六○年初，管制稍為鬆弛，我才離校到北京居住。陳朗卻被轉遣往塞外勞動，我在京舉目無親，只有老夏時來探望。一九六○年十月，陳朗才被正式發配往甘肅蘭州，並讓合家（我和不及周歲的女兒）同赴。我們整頓行裝，告別北京。其前九月間，和老夏一起登臨了居庸關八達嶺。那時的長城遊人稀少，在萬里風煙中，只有我們幾個遊人，老夏為我們拍攝了許多照片。其中一張，所拍攝乃是陳朗雙手捧舉女兒大幼「欲與長城試比高」！是日，老夏還以連續幾個「鏡頭」拍攝的「長城全景」，以銜接照片相贈。十月十六日我們登上了開往西北蘭州的火車，告別了北京。在火車站和老夏作了最後的分別，從此，我沒有再見到老夏。老夏死於文化革命的迫害中。
初到蘭州舉目無親，我和老夏又開始心史式的通訊，從一九六○年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文革開始。蘭州寒冷甚於北京，我懷念北京的火爐，用不慣蘭州的鐵皮爐子，老夏竟由火車托運了一隻北京爐到蘭州，慰我的思念。這隻爐子，後來陳朗運回北京，又從北京運到杭州。即使文革開始，我還向他報告眼前的「文攻武衛」，抄家種種。我和陳朗是階級敵人，私人財物沒有保障，我們常盤算如何將珍重書籍運往北京，藏匿在老夏處應該是最保險的了。意想不到的是，一天北京方面來了二位外調人員，是老夏工作單位（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中蘇友協機構早已被合併到「對外文化協」）的造反派，其中一名女性，四十多歲，神情嚴肅。此時陳朗正關押在原單位，與家庭隔離，外調人員正查問過陳朗後，再來家屬宿舍找我盤問。他們告知我，老夏是國民黨舊官僚，隱瞞歷史混入革命隊伍，目前在押。要我們站出來揭發他的反動言行，將功贖罪。至於我給老夏的多年信件都被他們抄走了，正在其中尋找罪證，再來整人！我實在揭不出老夏有什麼反黨言行和罪證。但來人宣示，老夏有欺騙我的罪證，說老夏早年曾寄我一張風景照，內有蘆葦，河水，月亮，並非實景，是他組合為迎合我的趣味的，這就是「欺騙」女學生云云。還問為什麼寫那麼多信，為何封封信都稱呼「親愛的老夏」。我們只是擔心信中找出什麼「反動」語言，又要來批鬥定罪了。可是後來竟未再找麻煩，可見我們的信與政治實在太不沾邊了。
此前，即文革初出現鬆動情況，陳朗一度被釋放回家，同院住的劇團美工郭祝三認識鐵路上的職工，讓他們免費上一趟北京，陳朗隨郭祝三至北京，主要是為了探聽老夏的情況。陳朗在北京找到了「戴罪」的老夏。據老夏告知，他自己一生清白，所以未作任何防備。但他在上海的老家，屬資產階級，遭受到抄家，家裏的老東西太多太雜了，也覺得沒有任何需要防備的。不料造反派在陳年的老照片中，竟搜出一張老夏年輕時旅遊西安時在某照相館喬裝攝的照片，老夏穿戴全副國民黨軍官服飾，塵封的老照，服裝是照相館為招徠生意供顧客化裝用的，但此刻不容分說，不及調查，上海的造反派立即北上，彙同北京方面查抄了老夏的宿舍。老夏居京也有七、八年歷史，也有大量信札大量照相，因此，新老罪證確鑿，老夏被定為隱瞞歷史混入革命隊伍者，與友朋信中又散發對黨不滿情緒（老夏即以「反革命」獲罪）。這是陳朗自北京帶回的老夏訊息。因此，受老夏抄家信件內容獲罪者有一批人。當時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已銷毀信件，唯老夏自以為太清白無故了，所以對信件未作處理。受到牽連者有我們的熟人時在山西師院任教的翁恆生，在瀋陽文聯工作的胡忌，這些人後來加上自己的「罪行」，都遭到批鬥下鄉，都屬現行反革命性質。老夏後發配河南某農村勞動，一別二十年彼此沒有音信，彼此都在煎熬，彼此都居無定所，誠惶誠恐，厄運隨時降臨，且瞬息萬變的。想不到陳朗和老夏的北京匆匆一面（時為丁未年），也是我們的永訣。
我於上世紀六○年代末輾轉南返，七○年代初得以在杭州郊區村店打工。我現在已記不起是如何再與老夏恢復通訊的，我是如何再找到老夏的。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我又與老夏通了兩年信。他此時仍在河南農村服苦役。他的心情仍然淡泊，仍然忍受命運的安排。
其時陳朗在甘肅紅古農場勞動，十多年的闋違，方有了直接的通訊（此前都靠朗弟詒自新疆南遷面見陳朗時轉達一切）。這次與老夏的恢復通訊是劫難之後心靈的獲致平靜。那時的河頭村店，地處荒郊，店中另二位女工阿蓮阿美都不識字，一張帳桌歸我一人使用，且蓮、美二人都是純樸善良的鄉村女子，日子雖苦，但心尚感輕鬆自由。此時我為老夏寫信，描述了河頭西溪環境，村碼頭搬貨的健美船娘，我記得寫船娘的頭髮和牙齒是雨果筆下的芳汀所擁有。我還寫了許多詩給老夏，學杜甫的「細草微風岸，桅檣獨夜舟」，寫西溪的荇藻，岸邊的夏木。我們確實平安了兩年，沒有訴說苦難和困境。老夏要我將信中描述之處和我的武林村閣樓繪圖說明，我都做到了。他則在信中告知我，他的菜圃長勢良好。我仍然稱呼他「親愛的老夏」，他仍然欣賞我、同情我，劫後餘生我們之間又多了同聲、同氣、同命運之感。許多話只要點到就互相理解。
估計老夏一直在病中，但他從沒在信上透露過，直到一九七七年秋冬，老夏方告知他因病將返京治療，是尿毒病症。在京赴醫院檢查，受上下四層樓的折騰，他以為查明證狀，對症下藥後即望痊癒，心情是期待、慶幸的。不久，即無信來。過不多久，我收到了小夏的一封信，告知老夏醫藥無效，死於尿毒症。他從檢查出病情到去世，時間很短，只在數月之間。我永遠失去了老夏。歷經嚴酷鬥爭，許多年來我已經不會流淚了，可是為老夏，我哭了許多天。
一九七九年，我們全家團聚北京。我們按地址找到了張克明和小夏夫婦。說老夏在河南鄉間早已有病，但沒有條件治病，耽誤了病情，老夏死於可望返城的前夕。他死於暴政！
早在一九六○年我們離京赴甘肅時，曾將一隻元龍泉窯「大海」贈與老夏，二十年後此大海尚留小夏處，然物在人亡。於是，克明夫婦即將此大海又回贈了我們。目前此海尚留杭州珍藏。老夏有二個外孫女名大娃、二娃。一九八○年在京時我們與她們同遊故宮，一起攝了許多照片。次年，她二人還到杭州遊覽，我們接待了她們，也攝了許多照片。此時二人正屬花樣年華。現計算年齡她們也當在四十多歲了，已到了當年我們初結識的老夏時的年齡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