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海转自《决策》杂志
再如，拆迁队搞强拆时，公安局延时出警，这也是一个极其隐蔽的机制——它可能不符合110接处警规范（5分钟内达到现场），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内部规范，没有太 多的约束力；但这一做法，对房地产商很关键。
概言之，“保护伞”的运作，其实有足够的“制度基础”。
一个掌握实权的领导，在一个地方经营时间足够长，就一定可以构筑自己的“关系网”。 这个关系网，既包括地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官官相护”，也包括地方相对封闭和发达的熟人社会网络。
客观上，我国的干部制度是“下管两级”，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基层官员其实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流动性小，必定形成熟人关系；并且，我国的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分口管理”的特征，一个主要领导分管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往往业务相近，也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于是乎，分管领导也是实权领导——他可以增强部门协同，提高行政效率，但这也意味着，只要他有意运作，就可以在自己的分管领域建立一个小圈子。
问题是，基层治理其实是存在大量灰色地带的，靠制度解决不了，得依靠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如此一来，基层官场和地方市场之间，就存在一个广阔的“议价空间”。 当一个没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时，可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好官员；但当一个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哪怕是有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很容易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