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特嫌’ 屬子虛
跟大哥天各一方的我﹐也是十年後才接獲通知﹐得悉他早已含怨去世。那是一紙<平反決定>﹐全文如下﹕
‘張成學﹐別名張合﹑張慧中﹑張希﹐漢族﹐一九二四年生﹐原籍廣東省莞縣。(原文漏一‘東’ 字)
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哈爾濱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特嫌問題將其拘留﹐一九六八年四月逮捕。在林彪﹑“四人幫” 極左路線迫害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
對張成學同志以特嫌問題拘留﹑逮捕是錯誤的。哈市公安局已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以哈公發(79)31號文件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張成學同志從一九五零年參加革命工作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努力學習﹐服從組織分配﹐較好地完成工作任務﹐為黨的教育事業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經黨委常委一九七九年六月廿六日第二○五次會議討論決定﹐對強加給張成學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予以推倒﹐為其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挽回被株連的家屬及親友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影響並按國家規定予以撫恤。
中共哈爾濱電工學院委員會
一九七九年六月廿八日’
據我三哥來信稱﹐此前的六月初﹐哈爾濱市公安局召開萬人大會﹐為大哥的‘特務集團嫌疑案’ 公開平反﹐因受株連者數千人之多﹐非如此不足以‘消除影響’ 也。而所謂‘特務集團’﹐ 無非大哥的眾多學生﹑朋友。過從甚密者俱被視為骨幹﹐其他則被看作一般成員。最後證明﹐全屬子虛烏有。
此類‘特務嫌疑’ ﹑‘叛徒嫌疑’ 案件﹐在文革中多如牛毛。前者最著名的是‘梅花黨’ ﹐指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為美國特務﹐她發展了一個‘梅花黨’ ﹐成員包括許多知識精英﹐號稱科技戰線活雷鋒的彭加木亦在內﹐後被李宗仁夫人郭德潔揭破云。實際是無中生有﹐屬於假案﹐跟我大哥的‘特嫌案’ 如出一轍。終身大事
上引的<平反文件>中稱﹐我大哥‘在林彪﹑“四人幫” 極左路線迫害下’ 蒙冤﹐其實林彪是被最高利用﹐最高在66年7月間寫給江青的信裡說﹐他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 。極左路線的始作俑者乃最高本人。69年4月‘九大’ 召開﹐林彪﹑陳伯達都認為文革告一段落﹐應重抓生產。最高卻斥之為反動的‘唯生產力論’ ﹐置八億百姓之生計於不顧。他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搞什麼‘清隊’等等﹐繼續人整人﹐使亂糟糟的局面一如既往。
在這樣的大氣候下﹐我的終身大事自然辦得冷冷清清﹐因為‘摘帽右派’的身分不容我有任何張揚。而‘革命群眾’ 亦注意跟我劃清界線。
從廣東探親回來﹐會計妻子已比我先返疆﹐還帶了一名女子珍來此找工作。她們以姐妹相稱﹐其實並無血緣關係。她出身下中農﹐比我小8歲﹐高小文化程度﹐具有客家女子刻苦耐勞的美德﹐尤善於挑重擔﹐行走如飛。對於自己體力勞動的本錢非常自豪﹐認為腦力勞動不算幹活﹐輕視書本知識﹐這些都跟當時流行的觀念相一致。會計夫婦俱認為她很適合我。
由於兵團近年只接收國家分配來的畢業生﹐外來人員已不獲安排當職工﹐她要工作便僅有一條途經﹕在此結婚後﹐以家屬的身分到‘五七排’ 務農。於是﹐我們很快辦了手續成婚。
除了會計夫婦光臨新房致賀外﹐基本上沒有客人前來。我特別感謝兩位同班的同事﹐他們都是四川人﹐自三管處內遷來的。一位原是醫士﹐畢業於衛生學校﹐名仁﹐出身不好﹔另一位思﹐成分好﹐體魄壯﹐因與哈薩克族人打架惹禍。他們兩人帶了瓦刀﹑泥抹子等工具﹐特地來為我整修屋裡的爐子﹐因為我的新房是一戶新生職工騰出來的﹐隊裡並沒有派人認真修繕過﹐只是我自己用石灰水草草粉刷了一下。
按慣例﹐凡職工結婚﹐伙房均供應一桌喜慶飯菜﹐包括肉菜﹑炒雞蛋及麵條等﹐為新人自家的婚宴錦上添花﹐只收取少量菜票和糧票。我事前不知此例﹐翌日得悉﹐去找司務長﹐該員原屬‘九。二五起義’ 士兵﹐甘肅人。我恭敬地遞上喜糖和一條香煙﹐問他伙房是否可供應些食品。他收了糖煙﹐一句‘沒想’ 把我擋了回來﹐理由是我‘已經結過婚了’。 其實我並不奢望取得那桌喜慶菜﹐只想買點肉食或雞蛋而已﹐因為當時副食品奇缺﹐每人每月才四兩油(200克) ﹐一斤肉。雞蛋只供應給產婦﹐每人一百個。臭虫困擾
俗語說﹐‘貧賤夫妻百事哀’ ﹐這堪稱為我婚後十多年間的生活寫照。如果說﹐初結婚時已跡近家徒四壁﹐那麼﹐隨著四個女兒先後出生﹐我的經濟情形更是每下愈況﹐一家大小的溫飽問題﹐直到80年代初才初步解決。加上因我的政治身分而帶來的壓力﹐使我們夫妻之間時生齟齬。對此﹐我是深感內疚的﹐因為這些困境的出現﹐歸根結底是責任在我。
我們最初的住房﹐屬隊裡興建較早的簡陋建築﹐一排五間中的西面第二間。它分裡﹑外間﹐外間深一米八﹐寬三米五﹔裡間大小差不多。火牆緊挨隔牆。所謂火牆乃一空心牆﹐頂接煙囪﹐下連爐子﹐內有煙道以排煙。我的全部家當是一個樟木箱子﹐探親時從東莞帶回來的﹔一張可折疊的小飯桌﹐兩個小凳子。此外還有一輛自行車。睡的是由十幾根楊樹棒子拼成的鋪﹐這些樹棒子是經隊裡恩准﹐從庫房挑選出來的﹐看起來還不至於太彎﹐但拼在一起中間就有很大的縫。儘管鋪上棉褥子﹐躺在上面仍覺得疙疙瘩瘩的。但這還不是影響睡眠的最大問題所在﹐主要困擾來自臭虫。
也弄不清原住戶怎麼會弄得房子成了臭虫窩。我開始身上老起疙瘩﹐癢得不行﹐以為是皮膚過敏﹐找衛生員打氯化鈣﹐最初有效﹐不癢了。但後來打針完全不管用﹐那天半夜癢得實在受不了﹐起來點燈一看﹐床邊的牆上有一條斜線﹐從房頂延伸而下﹐直至地面。仔細一瞧﹐原來是無數臭虫首尾相接組成的﹐把我嚇得毛骨悚然﹐用手使勁往牆上拍去﹐滿手是血﹐牆上也是血。噴劇毒農藥滴滴畏也不行﹐臭虫太多﹐而且藏在房頂的葦蓆裡和火牆中﹐滅之不盡。有一晚﹐我們被咬得實在沒法睡﹐只好半夜跑到後面一排屋子裡﹐那是尚未完工的新宿舍。我們鋪了些麥草在地上﹐就躺在上面睡﹐天亮再回家。
後來我決定用硫磺煙薰﹐結果雖殺死了不少臭虫﹐但也付出了代價---妻子吸入含琉的氣體﹐導致流產。以後聽別人介紹﹐改用鋪樹葉的辦法。有一種樹葉背面長了毛﹐有黏性﹐臭虫爬過便給沾住走不動了。在床邊到處把葉子鋪上﹐竟然奏效﹐擋住了臭虫來襲﹐只要每天更換葉子就行了。但徹底解決問題﹐是在次女出生之後﹐我們搬到了另一間房子﹐與臭虫的鬥爭才算告一段落。
幾年後﹐那排房子拆掉重建﹐據說房樑上﹐火牆的磚塊和山牆的土塊之間﹐臭虫多得不可勝數﹐要用火燒﹐再用水泡﹐才將其消滅乾淨。我不明白的是﹐其他四家鄰居﹐尤其是緊挨我家的東西兩鄰﹐何以能夠一直安之若素﹖莫非他們有什麼治臭虫的獨步單方又秘而不宣﹖物質與精神
在我喬遷之前﹐那排房子的住戶中﹐我們家佔了‘兩最’ ﹕一是臭虫最多﹐一是收入最少。因為我的西鄰雖也僅一人工作﹐但他工資比我高出60%以上﹔另外三家都有兩個以上的職工﹐全家收入比我多一倍還不止。
妻子所在的‘五七排’ ﹐要到秋後農業收成結算完畢﹐才能進行分配。她首年掙得200元左右﹐帶著一歲半的長女回家探親﹐就這麼來回一趟﹐錢花完了。接下來的一年﹐我們一家三口﹐全靠我每月30。58元維持。於是﹐‘窮’ 就與我家結下不解之緣。
在物質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我的人生路向﹐也使我可以另有精神寄託﹐支撐我度過難以名狀的漫長的艱辛歲月。
那是1972年夏天﹐所謂‘九。一三’ 事件﹐即林彪出逃‘自我爆炸’ 將近一週年。當局大力組織一批通訊報導﹐著重表明‘抓革命﹐促生產’ 取得成果﹐即‘批陳整風’ 的功效。‘陳’ 指最高原來的親信陳伯達﹐他曾是當局首席理論家﹐所著<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等﹐為國共內戰中倒蔣的力作﹐他還曾於48年國軍轟炸時救過最高的命。但70年夏廬山會議期間﹐因支持林彪‘再設國家主席’ 之議﹐編選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天才’ 的語錄﹐觸犯最高逆鱗﹐遭其整肅﹐並藉以打擊林彪。至林‘叛逃’ 約一年﹐傳媒仍奉命隱林之名﹐而以‘批陳’ 借代。
根據上面的部署﹐團裡特地組織了報導組﹐從幾個連隊選拔通訊員組成﹐由宣教幹事添負責。本隊因連年豐收﹐財務盈餘﹐於團裡鶴立雞群﹐被列為報導重點﹐政治指導員馬君獨具慧眼﹐膽識過人﹐讓我參加搖筆桿子﹐當通訊員。
添是湖南人﹐參軍後曾任俱樂部主任﹐後轉業到七師﹐任<躍進之聲>編輯﹐富有新聞寫作經驗﹐兼且多才多藝。他為人正直善良﹐談吐風趣幽默﹐善講故事﹐也懂理論﹐是我們一眾通訊員的良師益友。大概因出身關係﹐儘管他一向工作表現出色﹐任勞任怨﹐人緣至佳﹐無論上下均對之有口皆碑﹐但此時尚未獲准‘納新’。
馬指導員乃河北唐山人氏﹐家庭成分亦欠佳﹐似為富農﹐但他支邊來疆較早﹐任拖拉機手時期能吃苦﹐不久入黨﹐以後提幹﹐72年初調本隊前﹐在團政治處負責宣教工作。為人開明﹐善於搞平衡﹐較好地調動了同事及下級的積極性﹐能充分利用他們的長處﹐做到人盡其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