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九五一年我入讀杭州師範學校音樂科，校舍座落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聞鶯”旁，原膺白路（現稱南山路）上，在清波門與鬧市口之間。當時校舍還未擴展，只有一座二層的“雄獅樓”為主體，教室全部集中於此，此外還有一些附帶建築，作為教師辦公及學生宿舍之用。飯廳極為簡陋，是個臨時性的大竹篷（現整個地區屬中國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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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師範學校歷史悠久，與浙江第一中學齊名，是出名師、高徒的所在。在我入學時，教師陣容仍很可觀，如歷史老師張同光（後死於“文革”），音樂教育家顧西林（為音樂事業，終身未嫁，在“文革”中被迫害慘死），地理教育家勞天恩（右派份子，“文革”初期跳樓自殺），語文教師關非蒙（劃為右派，下放勞動，八○年代初“改正”後任杭州大學教授），政治教師潘紹光（共產黨員，後任第一中學校長，“文革”中被揪鬥，自殺身亡），語文教師宋清如（丈夫朱生豪， 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最為優美、傳神者），畫家周天初（劉海粟老友，僥幸死於“文革”前）…….
我們這個音樂班，是杭州師範空前招收的第一班，原先有學生二十六名，後與蕭山湘湖師範合併增至三十多名學生。音樂專業老師即有俞紱堂、顧西林、黃永、丁蘭紉、沈同德等等，都屬一代有名望的音樂教育家。
音樂班的班主任為俞紱棠老師，浙江新昌人，從少年時代起，即在上海學習音樂，他的老師劉質平，是李叔同（弘一法師）學生豐子愷的學生，所以俞紱棠是李叔同的傳人。少年俞紱棠就曾為李叔同的歌詞譜曲、譜和聲而得過師公李叔同的表揚。
俞紱棠老師任教我們音樂科的音樂史論課、和聲學、對位法，並兼授鋼琴課、合唱課。那時已四十多歲，非常注重儀表，西裝革履，衣冠楚楚。他性格內向，語氣和緩，任教我班三年，從未見嚴詞厲色。夫人杜念杭，為其少年時期音樂學校同學（她父親為國民黨要員杜某，還是我父親在四○年代抗戰時期在安徽時的上司，並未出走台灣，記得五○年代初，我曾隨父親到杭州鳳山門火葬場禮謁過他的骨灰盒）。時亦在杭州一所中學任音樂教師。她與俞老師已有四個孩子，全家都住在我校的教師宿舍裡。杜夫人與我們這班學生並不太熟，大約她一回家就忙於家務了。夫人衣著樸素，其貌不揚，她的音樂修養程度，我們也不得而知。
我在杭州師範音樂科畢業後，再考入福建師範大學藝術系（那時稱福建音專），繼續學習音樂，與中學時代的師友就逐漸閡隔了。特別於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我被劃為右派學生，更與老師們音訊不通。一直等到七○年代初期，我自西北南返，則陸續聽到中學時代好些師友的悲慘遭遇，如七十多歲的顧西林老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仍在關押隔離和臥病中，頭髮被剃成陰陽頭，受盡凌辱。我曾約會沈培堂同學去看她，結果不得相見。
至於班主任俞紱棠老師，先被打成“胡風份子”，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份子，處分甚重，開除公職，押送寧波鹽場勞動。曬鹽是很苦的活，讓一個音樂家去幹，而且一幹就是七年，真不堪設想！他終因繁重的勞動，艱苦的物質生活，與殘酷的政治壓力而導致精神失常，由親屬保釋回新昌老家養病、務農。夫人杜念杭還帶著四個孩子，仍掙扎在杭城教育界，她是如何承受杜家與俞家的雙重政治壓力，就不得而知了。這一切我只是聽聞。直到廿多年以後的八○年代初，我才又在杭城見到了俞老師，他苟活到落實右派政策的“改正”，但已到了退休年齡，浙江省音樂家協會聘他任《浙江音樂》編輯，並撰寫部分浙江音樂史。此時俞老師年已近七十，垂垂老矣，體態龍鍾，無復當年神采，本來不善言談，劫後餘生，變得更為沉默了。但他摯愛學生的心，仍然不變。
當年杭州師範音樂科的同學，為慶幸俞老師的健在，以俞老師為核心，召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們，在前後十年內，直到俞老師於一九九二年去世止，我們共聚會了四次。同學們遠從福建、湖南，近從寧波、金華、建德、湖州等處準時來杭，每次聚會都組織周密，佔二三天的時間，安排有序。當年的青年學子，此時也都屬五十多歲的人了，有的已有孩子的孩子了，但在老師面前，我們還是孩子。每次拍照留念，俞老師、杜夫人都會說“男孩子到這邊”，“女孩子去那邊”，多少的人生磨難，在這“孩子”的稱呼中，都洗刷了、純凈了。每次聚會都有杜念杭夫人參加，陪侍著俞老師，在這一對“白髮翁媼”身旁，我們都仿佛回到十六、七歲的少年無憂時代，所有的顛沛流離，各人程度不同的遭遇、苦難，都淡化了…….
末次聚會是在一九九一年，地址是母校新校址，結合顧西林先生的逝世紀念日，我們的同學們又從全國各地趕來。俞老師已經不能走路了，他自己為這次聚會特地買了一輛輪椅，由杜夫人推著前來。次年，我們這位少年時代的音樂教師即與世長逝 了，杜夫人一直體貼入微的照顧他，在風雨飄搖中伴隨他走完人生道路。在我們這三十多位學生中，有一個東陽人陳崇仁，他對老師的由衷熱愛，表現得最為突出。在校讀書時，陳崇仁是個極為平常的學生，俞老師並沒有給他過多的關注，但當俞老師罹難發配鹽場時，他卻一直關注老師，他在自己微薄的工資中節省下一些錢，不時購買食品為老師寄去。他怕老師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淡忘終身愛好的音樂，從而失去精神寄托，時時向老師提出一些音樂理論問題，向老師請教，老師在困境中仍對他作書面教導。在俞老師因病返新昌老家時，他專程前往看望。只有烏鴉的反哺精神能與他相比！當杜夫人把這段情節講給同學們聆聽時，大家都哭了。
我們的每次同學會，都由林光璇執筆、編纂，都留有詳細的記錄，其中有關陳崇仁的事跡紀錄特為詳盡。俞老師磨難一生，可安慰的是有一個安寧的晚年，與夫人為他支撐的可愛的家庭。老師的四個孩子，大兒子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吹黑管，小女兒彈鋼琴，現在深圳工作。
來紐西蘭後，我收到同學呂英的一封信，她說《俞紱棠創作樂曲集》即將問世。我相信，這其中還傾注有杜念杭夫人的心血。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