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過了半個多月﹐冬天正式來臨﹐氣溫降到零下十度﹐比我頭天到葦湖低了六﹑七度。我已重新裝備起來﹕嶄新的栽絨帽子﹐臃腫厚實的新棉衣棉褲﹐也是本地生產的棉手悶子﹐即拇指外其餘四指跟手掌包在一起的棉手套﹐毛衣﹑毛褲﹑毛襪子﹐棉鞋﹐另加一條又大又長的毛圍巾。 (博讯 boxun.com)
棉鞋是借同事高君的﹐我的膠靴已破﹐而且太窄﹐套不進氈襪子﹐頂不住低溫。那好心的高君還叮囑我﹐買兩條新毛巾﹐裹在毛襪子外﹐然後套進他的大棉鞋﹐這樣雖比不上氈襪暖和﹐也總比只穿毛襪子強。另外﹐他還特地提醒我﹐小心不要踩到葦槎子上﹐否則鞋底扎穿的話就很麻煩。他的話竟不幸而言中。
那天冒著刺骨的寒風走到葦湖時﹐身上雖覺得冷﹐雙腳卻是熱的﹐那新毛巾裹毛襪子還真管用。可是好景不長﹐沒到上午小休息時間﹐腳趾頭就出現陣陣鈍痛﹐尤其右腳腳趾﹐如同扎在鈍針上那樣疼痛之外﹐還有一種以往所無的灼痛﹐火辣辣的。起初不很厲害﹐像碰到滾燙的東西立刻退縮那一瞬間﹐頃刻便過去了。但其後越來越頻密﹐難以忍受﹐又以右拇趾為最﹐如同踩在小塊通紅的火炭上﹐熾熱攻心。
好不容易挨到‘歇一下’ ﹐我和其他人一樣坐在葦捆子上。把褲腿和鞋子上的雪拍去﹐這才赫然發現﹐右腳上的棉鞋裂開了一個洞﹐至少長三公分﹐雪灌了進去。裹著毛襪子的毛巾早已濕透﹐此刻已凍得硬梆梆的﹐拇趾底下還沾著一團雪﹗怪不得像火燒火燎那麼痛。
我向班長彙報了﹐把那破洞指給他看﹐他漫不經心地迸出一句話﹕‘找點什麼包一下。’沒有說讓我回去換鞋。而我也沒提出這個要求。只在一位同事提示下﹐交換左右腳上的毛巾﹑毛襪子。但過了沒多久﹐右腳拇趾故態復萌﹐因為鞋底破洞又灌進了雪﹐毛巾再度凍成冰甲﹐毛襪子亦已濡濕。
於是﹐我只有先顧住腳﹐將圍巾解下來﹐把棉鞋前部整個裹住。但因雪太深﹐圍巾太窄﹐又綁不牢﹐略一移步﹐雪照樣灌進去。到午飯時﹐破洞已擴大到四公分多﹐兩隻毛襪子都濕了﹐無可調換。我只好將裹腳毛巾換個部位﹐圍巾重綁一下﹐盡可能在吃飯和休憩時間起點保暖作用。
對此﹐班長始終不聞不問﹐我亦始終沒有想到要求回駐地﹐而是一直堅持‘不下火線’。 午飯後﹐我的右腳不再那麼灼痛﹐到下午收工時﹐只剩下發麻的感覺。我當時很高興﹐以為自己熬過來了﹐總算未因扎破棉鞋而影響工作。
然而﹐我高興得太早了。當我扛著六捆葦子回廠﹐中途休息了一會再起來時﹐剛一邁步﹐像有一塊尖利的石子往我右腳拇趾上一戳﹐頓時痛得整個人都要跳將起來。我只好停住腳步﹐小心翼翼地把拇趾活動了一下﹐再慢慢挪了幾步。過了一陣﹐重又出現發麻的感覺﹐別無異象。我慶幸沒有大礙﹐便繼續趕路。回到駐地﹐恰好敲響開飯鐘。把葦捆子往宿舍山牆一靠﹐便急忙進屋拿暖瓶﹑食具﹐以免去晚了打不上開水和熱飯。
誰知剛一進門﹐熱氣迎面撲來﹐我渾身暖烘烘的同時﹐腳上似乎有點不對勁。半分鐘後﹐右腳的灼痛鑽心刺骨﹐仿如放在燒得通紅的鐵爐蓋子上﹐尤以拇趾為甚。我掙扎著用左腳跳了兩步﹐一交跌坐在自己的鋪位﹐連脫鞋的力氣也沒了﹐靠在牆邊呻吟起來﹐額上汗珠直冒。
鄰鋪的高君聞聲探問究竟﹐聽說我鞋穿洞即連呼‘糟了’﹐立即幫我脫鞋﹐這一脫把我痛得頭上金星直冒﹐渾身冷汗淋漓。高君繼將毛巾揭掉﹐那已凍得硬梆梆且沾有雪塊。我又一陣撕心裂肺的劇痛﹐話也說不出來。高君謂剛才兩下尚未算厲害﹐脫襪子你得咬牙挺住。果然﹐當襪子脫到拇趾處﹐我痛到氣也喘不過來﹐宛如腳上連皮帶肉給硬撕下來﹐幾乎昏了過去。
少傾﹐我定神一瞧﹐只見五隻腳趾均已腫起﹐狀如五個小蘿蔔﹐較原來大了近一倍。其中拇趾大部呈紫色﹐頂尖處略發白﹐趾甲色如死灰﹐其他腳趾暗紅色﹐趾甲青紫。只要稍一觸及表皮﹐全身都會猛然一震﹐好像燒紅的烙鐵燙上去一般﹐灼痛不已。
在旁的‘小四川’ 見此驚呼﹕‘我的嗎呀﹐啷格(怎麼) 搞成這個樣﹖’
高君卻處變不驚﹐命他盛回一盆乾淨的細雪﹐然後幫我用雪搓。當他使勁搓我的腳趾時﹐我止不住大叫﹐那種痛楚﹐就像用一把有刺的鈍刀﹐或是並不鋒利的鋸子﹐割進腳趾裡。登時眼淚奪眶而出﹐渾身直冒冷汗﹐連內衣都濕透了。
之後﹐‘小四川’ 請來廠醫﹐她仔細檢查畢稱﹐幸得高君及時為我用雪搓腳﹐否則五個腳趾均將出現組織壞死﹐即俗稱的‘凍掉’ 。她續稱﹐凍傷最忌溫度驟升﹐無論手腳﹑五官﹐倘受凍後烤火﹐將迅速壞死。我們宿舍因日間兼作剝葦子﹑破篾子工場﹐室溫近攝氏30度﹐較當日室外高出40度﹐故升溫效應明顯﹐對凍傷的肢體極為有害。
聽她一席話﹐我不禁想起當日兵團代表的演講。他對於新疆可能發生凍傷的說法﹐以自身的例子全盤否認。這即使不是有意誤導﹐至少也是‘飽漢不知餓漢飢’ ﹐對平民百姓的疾苦漠不關心﹐孤陋寡聞。‘輕工作’
其後的幾個月﹐我都被安排做‘輕工作’ 。先後做過剝葦子﹑破篾子﹑碾篾子﹐全在室內進行。
按廠醫的說法﹐只要注意保暖及防止炎症發生﹐我的腳傷可在幾個月後逐漸康復﹐她給我開了病假條﹐建議車間讓我歇兩天。可是﹐章主任只批覆讓我次日在‘家’ 剝葦子﹐‘家’ 指我住的集體宿舍。應該說﹐這多少算帶點人道主義的照顧了。因為﹐隔了不久﹐一位河南支邊青年何某﹐也是凍傷﹐而且切除了腳趾﹐回廠後獲安排做‘輕工作’ ﹐他出身很好﹐也照樣沒讓他歇上個一天半天的。不過﹐我屬工傷﹐是因公而致﹔他是請事假到下野地墾區找人借錢﹐以便老家的未婚妻一到就辦婚事﹐途中大雪迷路﹐引致凍傷。
做‘輕工作’ 壓力很大﹐主要是定額高﹐難完成﹐要起早貪黑地加班加點。通常孕婦都安排剝葦子﹐有的把葦子抱回家裡﹐有的到我們宿舍開工﹐各有好處﹐也各有弊端。前者可抽出零星時間﹐兼幹點家務包括做飯﹐但剝葦子時的灰塵及剝下的葦殼﹐把家裡搞得烏煙瘴氣。後者好處是不會把家裡弄得髒兮兮的﹐但要走一截路﹐冰天雪地﹐路滑難行﹐又是‘粗身大細’ ﹐萬一摔倒就很麻煩﹐兼以中午一樣要趕回去做飯﹐匆忙之中更易出事。
對‘輕工作’ 製訂高指標﹐反映出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思想﹐意思是你得到照顧﹐不用在室外挨凍或出大力﹐那就要在時間上作出補償﹐並在精神上處於緊張狀態。所以﹐那些‘大肚子’ 都說﹐若非不得已﹐她們才不幹這‘輕工作’ ﹐以免因未完成定額落下‘偷懶’ 的惡名。
她們身為工人階級﹐尚且有此思想壓力﹔我作為專政對象﹐自然壓力更大得多了。完不成定額的愧疚﹐增加了我在反右之後的‘原罪’ 感﹐令我一味自責﹐而對此次凍傷的成因﹐及事後所遭不公平待遇﹐都沒有認真思考。
直到90年代我返港幾年後﹐我反思這一切﹐才察覺當局對我的改造﹐使我完全喪失了一個人的正常思維能力。古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這是一種基本的生存權。而我竟在冰天雪地之中﹐零下十度的嚴寒裡﹐從上午九時半鞋破進雪﹐到下午五時半收工時﹐肢體嚴重受凍﹐至腳趾劇痛後麻木﹐達八小時之久﹐居然連想也沒想過要求回去換鞋。
聯想到七十年代中某年十一月﹐我仍在農場勞動時﹐一次清早下地拾棉花﹐氣溫約零度左右。一位‘新生職工’ 也跟我們一起幹活。所謂‘新生職工’ 即勞改刑滿釋放﹑留場就業人員。他幹了不到五分鐘﹐就說沒穿襪子﹐凍腳﹐隨即回駐地穿襪子﹐也沒向任何人請假。再來到就說沒那麼冷了。他並未因此受到任何人指責。他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新生職工﹐儘管判過刑﹐卻沒有遭到如我們一樣的改造﹐因此在受凍時作出保護自己的反應﹐以之為天經地義。而別人也認同他的這種反應﹐沒給他扣什麼帽子。可見﹐我當日之吃大虧﹐頗大程度上源於改造後之心竅閉塞。把人變成蟲
當局的改造對象﹐並不僅限於知識分子﹐實際上還包括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以及貧下中農和其他農民。‘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 這個口號﹐便道出其要達到的目標。用‘毛主席的好戰士’ 雷鋒的話﹐便是‘做一棵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
大陸歌劇<白毛女>中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句話曾廣為宣傳。是耶非耶見仁見智﹐暫且不論﹐但若仿此而稱‘最高把人變成蟲’ ﹐相信持異議者不多。他將所有官員的人格踐踏到不成樣子﹐附之者為害人蟲﹐如‘四人幫’ ﹑康生﹑柯慶施之流﹔順之者俱成可憐蟲﹑磕頭蟲或應聲蟲﹐唯唯諾諾﹐頂禮膜拜﹐隨聲附和。極個別敢於觸犯逆鱗者﹐如梁漱溟﹑彭德懷﹐還有陳寅恪﹐保持了獨立人格﹐但付出極大代價。至於百姓﹐則更是除了按當局‘輿論一律’的規定語言說話﹐絕無可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輿論一律’ 對於當局實行愚民政策作用重大。例如1959至61年大陸至少餓死三千萬人﹐就因為封鎖消息﹐所以沒有激起民變。上面提到的那位凍壞腳趾的何某﹐出院不久便結了婚。其來自河南的新婚妻子﹐曾說了句‘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餓死人不少。’這可能是她們老家當時的民謠。結果被人揭發﹐車間開大會批判她﹐要她交代。她當然不敢再說出具體事實﹐只推托稱是路上聽來的順口溜﹐無意中說出口。幸好她們夫婦家庭成分都不錯﹐加上車間以及廠裡河南人多﹐都跟何某一樣是1956年來的支邊青年﹐所謂‘親不親﹐故鄉人’ ﹐於是最後不了了之。
隨後不久的年終評審裡﹐我也遭到批判﹐原因至今莫名其妙。該項評審是對‘五類分子’ 的綜合性評核﹐由各基層單位進行﹐以體現‘群眾專政’ 的特點和權威。倘評審結果良好﹐有望報經上級批准﹐摘掉帽子﹐不再列為‘專政對象’ 。突遭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