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接受監督
離校期間﹐交大已正式分為兩校﹕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新任校長兼黨委書記謝邦治﹐據說曾任司法部副部長﹐後來奉派改任駐東歐某國大使﹐可見頗有來頭。 (博讯 boxun.com)
但再有來頭﹐也不及柯慶施之顯赫。此人資歷頗深﹐曾見過列寧﹐為當局高層僅有的數人之一﹐但1949年前未得勢﹐50年代中後期以狂熱捧最高崛起﹐曾在成都會議上宣稱﹕服從最高要達到盲從程度﹐信仰最高要達到迷信程度。大躍進時﹐最高一度想讓他取代周恩來的總理職位﹐後因未獲劉﹑朱和董等元老支持而止。但仍受寵信有加﹐被尊為‘柯老’ ﹐並榮膺‘X主席的好學生’ 桂冠。張春橋即在其卵翼下步步高升。而1965年11月﹐江青之所以千里迢迢自京秘密到滬﹐找姚文元泡製<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序幕﹐就是因為柯慶施與其左味相投。此是後話。
且說1960年7月初﹐暑假前夕某日下午﹐我正在宿舍抹窗子﹐我們班團支部副書記突然從外面回來﹐把原先也在寢室的另一同學支走﹐然後說有件事要徵詢我的意願﹐讓我先停一下。我依言照辦﹐詫異地想﹐不知其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此人名沛﹐鐵路工人出身﹐來自工農速成中學。我復學沒幾天﹐他就找我談話﹐宣佈組織決定由他負責監督我﹐命令我課餘多幹些服務性的勞動﹐如搞衛生﹐抹窗子﹐打開水之類﹐並定期向他作彙報﹐說這對於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有好處。有時我和他在寢室看書﹐他會突然打斷我﹐要我馬上去打一瓶開水回來﹐或者支使我幹別的什麼並無必要的活﹐仿彿讓我變成一名雜役﹐就是最好的改造途徑。所以﹐他今天命我放下手中的活﹐實在出乎意料。
‘新疆很需要大學生﹐你願不願意去﹖’這是他嘴裡迸出來的頭一句話。跟往常一樣﹐他一雙眼睛看著別處﹐恍如我並不是站在他對面。
‘服從組織安排。’我幾乎不加思索地答了一句套話。因我雖對其所言感到突兀﹐卻深知自己身為‘牛鬼蛇神’ ﹐根本無從說‘不’ 。而且﹐那一瞬間﹐心中還閃過一絲快意﹐即可得以擺脫他的‘監督’ 。老實說﹐幾個月來﹐我脊背上常常感到一股涼氣﹐那是他冰冷而充滿敵意的目光引致的。當然﹐西北荒漠肯定比上海徐家匯艱苦不知多少倍﹐說不定還會遇上較沛更難相處的u-L﹐可是總不失為一種精神上的暫時解放。
當晚我去堂兄家﹐沒見到他﹐便向十伯母講了這件事。她擔心我身體受不了﹐我說那也沒辦法﹐只有硬著頭皮頂住。我沒想過萬一頂不住怎麼辦﹐只是’ 準備‘見一步﹐行一步’。
奇怪的是﹐十多天過去了﹐毫無動靜。更出乎意料的是﹐放暑假前夕﹐沛通知我﹐校方批准我到北京探親。然後﹐他仿彿順便說起似的加了句﹕去新疆一事﹐上次只是徵詢你的意願﹐並非組織決定﹐你安心繼續留校﹐加強思想改造。其語氣溫和﹐前所未有。
我心知有異﹐但也懶得去猜這個啞謎。隨即買火車票到京﹐探望母親和三哥。
北京一瞥
此時母親已摘了地主帽子﹐獲得公民權﹐且取得了北京市的正式戶口﹐還獲發朝陽區的選民證﹐有資格投票選舉區人民代表。為此﹐我們全家上下真是感激涕零﹐對首都第一把手﹑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的德政﹐簡直要山呼萬歲。因為﹐我剛喪失的正常政治地位﹐似乎由母親填補上了。
右派是被宣佈逐出人民行列的﹐儘管最高寬宏大量地下旨曰﹕可以不剝奪其公民權。實際已成了不可接觸的賤民﹐比印度四大種姓外的最低層之受歧視不遑多讓﹐還要增加一樣‘遭敵視’ ﹐沛盯住我時的目光便是明證。而居於大城市尤其首善之區北京的摘帽地主﹐60年代初卻沒受到明顯的政治壓力。
按說﹐這才真正體現‘解放全人類’ 的意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其實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 。倘若階級鬥爭接連不斷﹐則永遠有階級敵人﹐何年何日才能實現馬克思提出的奮鬥目標﹖
可是﹐堅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的最高﹐是不管這些的。反右派之後﹐又繼之以反右傾﹐將忠心耿耿﹑為民請命的彭德懷打下去﹐以掩蓋其發動大躍進失敗﹐造成餓殍遍地的嚴重失誤﹐使反右導致的‘萬馬齊喑’ 的局面越發厲害﹐從而鞏固其獨斷專行﹑無法無天的特權。
值得慶幸的是﹐彭真治下的京城還讓老百姓喘口氣。居民的糧食定量雖降低了﹐尚可勉強果腹。母親借居於市區某衚衕一四合院﹐那是容庚教授胞妹容媛的住處﹐她曾任燕京大學學報編輯﹐時為北京大學講師﹐享受高級知識分子(高知)待遇﹐我稱她容六姨。
所謂高知待遇﹐乃當局在1959至61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安撫知識精英的措施﹐一直延續至文革。主要是糧油副食品方面提供額外供應﹐例如每人每月多一斤肉﹑半斤油﹑一斤糖之類。具講師﹑工程師或主治醫生以上職稱者﹐均屬高級知識分子。容六姨既有學問﹐又很慷慨。我三哥愛吃肥豬肉﹐她有時專門做了紅燒肉﹐讓他大快朵頤。吃飯前後﹐他們會討論一些諸如辯証法的學術問題﹐我似懂非懂。但容六姨最擅長的是古文字學﹐不久前我偶然從一份大陸出版的學術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評論她的某一論文。那似乎是她30年代的研究成果﹐70年後還有學者注意﹐殊屬不簡單。我那時確是有眼不識泰山﹗
其間﹐我曾去附近某游泳池游泳。只見內分兩池﹐一為初級池﹐水深僅一米﹐裡面擠得滿滿的﹐大人小孩均站立嬉水。另一個是高級池﹐週圍以欄杆隔開﹐池中設置了紅白相間的水道線﹐泳客不多﹐有人正沿水道向前游。我不知道那是測驗泳者的水性﹐及格者則獲准於其內游泳。於是便留在初級池﹐不巧颳起風來﹐頗覺天涼﹐倘能在池中暢泳當無受涼之虞﹐因運動生熱﹐且水中較暖也。可是人滿為患﹐摩肩接踵﹐根本不能游泳﹐我只能蹲下身子﹐浸上一會。由於沒有活動﹐仍感稍冷﹐遂起身離開泳池。剛立了起來﹐呼地一陣涼風颳到﹐頓時打了個寒噤。匆匆出水更衣﹐騎車回住處﹐一陣急馳﹐身上仍未覺回暖。
結果﹐當晚就發起高燒﹐服藥後略為紓緩。但還是休息了好幾天才痊癒。事後了解﹐當日我一到游泳池﹐就應當直接去高級池測驗﹐不知是100米還是200米算及格。以我的游泳能力﹐那簡直是不在話下。可是我昧於實際情況﹐竟然‘矇查查’ 地委屈於初級池﹐以致吃了眼前虧。真是書呆子一名﹐完全不知權變。我缺乏應變能力的弱點﹐後來一再令我吃苦頭﹐這次算輕的了。
三至京華
那是我第三次到北京。前兩次都在冬天﹐心態也各不相同。
頭一回在1957年1月初﹐寒假期間自西安赴京。三哥那時在積水潭醫院當進修醫生。天氣頗冷﹐我們逛了一次頤和園﹐照了像。次日﹐我意猶未盡﹐獨自再遊﹐先到後湖後山看了一下﹐再沿圍牆邊﹐繞前湖走了一圈﹐直到快關門才完成這趟旅程。後來遊北海﹐看到不少人在結了冰的湖面上溜冰﹐有的初學者扶著一把小椅子﹐小心翼翼地在冰上挪動。我也想學他們﹐試試那個滋味﹐但遭到三哥反對﹐他說我已因練單雙杠把右手摔傷﹐再摔倒的話不知會怎麼樣﹐結果作罷。
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羊肉﹐這些著名美食的滋味也是那回領略的﹐覺得名不虛傳。還有冰糖葫蘆﹐則在看京戲中場休息時首次品嘗。記得那次演的是<玉堂春>﹐從‘起解’ 到‘團圓’ 。杜近芳和葉盛蘭主演。三哥的一位老師﹑北醫某教授夫婦倆也在場﹐並跟我們一樣吃冰糖葫蘆。那真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蜜餞佳果。整個劇場內的觀眾﹐無分貴賤尊卑﹐都到小賣部去買﹐幾乎是人手一根﹐吃得津津有味。那情形﹐略似美國人上電影院時﹐喜歡買上一袋爆米花﹐邊吃邊觀賞影片。但我們北京同胞像是頗講究文明禮貌﹐僅限於休息時進食此佳果﹐以示對演員的尊重。
故宮自然是不能錯過的游覽點。按規定每天只開放東路或西路﹐即只能看一半。我對宮殿等建築俱無甚興趣﹐印象最深的只兩處﹐一是太和殿上的金鑾寶座﹐扶手上拉了一根繩子。三哥說那表示不許坐上去﹐以前曾有一段時間並不禁止遊客登上寶座過過皇帝癮。二是崇禎上吊的那棵樹﹐並不高大﹐孤零零的透出一種蒼涼。御花園更乏善足陳﹐完全看不出什麼皇家氣派﹐連像點樣的樹也見不到﹐還不如隔壁的勞動人民文化宮﹐最低限度還有不少參天大樹。
動物園也逛了一趟﹐獅虎館算有點看頭﹐因為較少見。但沒有大象是其一大缺陷﹐雖然在廣州見得多了。王府井跟東安市場都循例走了走﹐與廣州南方大廈相比﹐未見特別。天橋百貨商店沒去倒是可惜﹐因為該店以‘百拿不厭﹐百問不煩’ 馳名全國﹐百聞到底不如一見。
那次在京期間﹐我一直戴著交大的校徽﹐白底紅字﹐是學生的標誌。教職員則為紅底白字。全國高校均如此。當時的大學生都頗以自己的身分自豪﹐名校學生就更自豪。倘若上面的字樣出自毛親書的校名﹐則尤其高人一等。但據說最高只為北大﹑清華以及北方交通大學題寫過校名﹐我們的校名那四個字﹐似乎是從他為北方交大寫的校名中﹐摘出‘交通大學’ 四字而成。
鼎鼎大名的清華園我也進去走了一圈﹐並在電機系學生宿舍留宿﹐與那位中學同班同學共寢﹐睡的是上鋪。記得那是一間很大的房間﹐雙層鐵床放得密密麻麻的﹐就居住條件而言﹐遠不及我們在西安六個人一個房間。但清華在全國高校理工科中的‘一哥’ 地位﹐足以使它的學生接受比這更擁擠的宿舍﹐而不會有任何怨言。
也許出於我對清華的崇拜心理﹐我覺得它的校園美觀大方之餘﹐有一種清新脫俗的高雅氛圍﹐似乎使人的靈魂都得到某種超拔﹐品味亦隨之有所提昇。很難想像﹐十年後的文革中﹐這裡竟會出了蒯大富這樣的造反派司令﹐以打砸搶為能事﹐將堂堂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騙去﹐在全校過萬名師生面前﹐對之無情批鬥百般凌辱﹐其後更令莊嚴的學府成為槍砲轟鳴的戰場﹐開啟了全國高校大規模武鬥的先河。這是當年‘井崗山’ 的山大王坐上金鑾殿後﹐‘草木清華’ 變質的結果﹐可悲之至﹗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57年初的首都還是平靜安祥的﹐沒有人會預料到這些紅色恐怖的發生。溫良恭儉讓仍受尊崇﹐前門車站旁的馬路上﹐站著身穿白襯衣﹑藍裙子的女少先隊員﹐她們手持鐵皮做的廣播筒﹐以滿口‘京片子’ 的普通話﹐向路過的旅客宣傳衛生守則﹕‘請大家遵守“三不” ﹕不隨地吐痰﹐不亂扔果皮紙屑﹐。。。’公共汽車或電車上﹐給老人﹑孕婦﹑小孩讓坐﹐都是那麼自動自覺﹐無需乘務員開口敦促﹐那時還根本沒人提到‘雷鋒叔叔’。‘請’ ﹑‘謝謝’ ﹑‘對不起’ 等禮貌語言不絕於耳。我們這個文明禮義之邦的淳樸古風﹐在首善之區依然大行其道。
首次北京之行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那裡面有些事是後來再也不會重現的。
美中不足的是﹐赴京前我剛經歷近十天的期末考試﹐本已相當疲勞﹐卻又碰上鐵路繁忙時節﹐買的票沒座位﹐從西安到北京全程站立於走道上﹐晚上根本不能入睡。以致抵京後本想轉往沈陽﹑哈爾濱探母親﹑大姐和大哥﹐也因體力難支而將計劃擱置。就這樣﹐竟錯失了出山海關到東北一行的機會。而且留京期間亦未登八達嶺長城﹐不能算好漢。後來雖路經嘉峪關多次﹐亦曾跨居庸關入內蒙轉甘肅﹐但到底未曾親自登臨﹐成了一大憾事。
1958年1月底﹐我以待罪之身獲准赴京探親﹐其實主要是去檢查身體。確診後即無心留京﹐來去匆匆﹐往返不到七天。離京前﹐三哥在一家名叫‘吉士林’ 的西餐館為我餞行﹐並說此後不知何日得見。氣氛沉重﹐至為悲涼。他那時已調朝陽醫院工作﹐住處毗鄰著名的工人體育場﹐略行數步即可達。但我竟未涉足﹐實在無此雅興也。
但那次得見三哥的一位老師﹐原為北京醫學院教授﹐卻與我‘同是天涯淪落人’﹐ 深恐遠謫邊陲﹐家中妻小無以安頓﹐為此徬惶無計﹐滿臉愁容。三哥安慰他道﹐以其醫術當可望留京﹐不必過慮。並表示如有需要﹐定當援手。後來該教授果如三哥所料﹐留校繼續任教﹐同時接受監督改造。80年代改革開放後﹐他移居香港﹐並於油麻地開業行醫。1994年三哥來港探我時﹐亦曾探望他。師生二人相聚甚歡。我女兒曾找他看病﹐他照顧有加﹐乃感念與我三哥之舊誼也。惟我與他通電話﹐談起當年見他的往事﹐他已不復記憶﹐蓋浮生如夢﹐韶華易逝﹐倏忽已近半世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