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秀芬转自博讯网
强烈抗议中共当局重判民主党人吕耿松和陈树庆，没有政治反对派的中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只会越来越黑暗。——秦伟平
2016年6月17日下午，被羁押了近两年的浙江民主党人、人权捍卫者吕耿松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陈树庆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4年。尽管十八大以来中共当局加剧打压民间社会，大肆抓捕关押异见人士和人权捍卫者，在中共统治之下思想有罪、捍卫人权有罪的残酷镇压面前，民间已经慢慢地习惯并默然地承受了这一切，但是对于民主党人吕耿松和陈树庆的重判，仍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从网络上披露的对陈树庆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吕耿松、陈树庆遭到重判的主要原因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名义及中国民主党人的身份，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一直以来，组建反对党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利，都是中共专制集团视为江山不保的最大隐忧，以反对党的形象公开活动，无疑挑战了中共集团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毫不留情地镇压是中共的必然选择。对浙江民主党人的重判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和结社权被严重剥夺的事实，更表明中共集团决无可能顺应普世价值的世界文明主流，自动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
杭州市中级法院对陈树庆的判决书中称，陈树庆以“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和“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名义，在境外互联网站发表文章，发展组织成员，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法院并认定“中国民主党”是“以颠覆我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非法组织”。当局以陈树庆在境外网站发表14篇文章来定罪，指控陈树庆“极力扩大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的影响力”、“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名义参加吊唁活动，向他人显示中国民主党的存在，宣传中国民主党的宗旨、理念”、“中国民主党鼓吹宪政民主体制”，等等。其中，以陈树庆《朱虞夫先生心系狱外中国民主党战友》一文中，“（朱虞夫）要求外面的朋友一定要团结守望，不离不弃”也成为定罪的依据，实乃欲加之罪！判决书中宣称陈树庆在文章中，以“‘中国共产党凌驾于法律及民权之上不受有效制衡的所谓领导权，无疑是中国大陆滋生与保护贪婪腐败的最大根源’、‘中国现实的腐败泛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中共当局的所谓领导权凌驾于法律和民权之上’，对我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污蔑，并借此扩大中国民主党的影响力。”在此我们要请问中共当局，陈树庆在文章中的所言难道不正是一语中的吗？就是因为中共不允许有反对党的存在，不允许民间有异见的声音，压制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共一党独揽大权，造成了现在党内贪污腐败成疾，贪婪地与民争利，民怨沸腾的局面。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指出，“结社权是基本人权，破坏结社权就会损害社会本身；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稳定。”但中共当局却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结社权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政治权利－－有组建反对党的自由，这被中共当局视为挑战其执政根基的洪水猛兽。早在1995年，以贵州陈西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民主党就应运而生，在遭到残酷打压后，直至1998年中国民主党才在全国遍地开花，98组党潮致使全国数以百计的民主党人被抓捕入狱。北京民主党人查建国先生在闻知吕耿松、陈树庆再次获重刑后表示，杭州首发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随后二十几个省响应，形成“98组党潮”，这是8964后中国民运又一次大冲锋。民主党人以身试法公开组党以其百人千年刑的沉重代价戳穿了中国“结社自由”的谎言。
其实，吕耿松、陈树庆遭重判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公开民主党人的身份和宣扬宪政民主理念，还有一个更令中共当局惧怕和仇视的原因就是，他们身体力行参与到公民维权的大潮中，不是以个人而是以民主党人的名义关注、支持、指导公民维权运动。陈树庆曾于2006年9月因发表时政文章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07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直到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吕耿松曾于2007年8月因发表文章及参与公民维权活动被杭州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08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直到2011年8月刑满出狱。近二十年来，不管两人是身处小监狱，还是在中共的大监狱里，都从未放弃对宪政民主的追求，初心不改，坚持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宪法权利，面对风起云涌的全民维权热潮，以一位民主党人和人权捍卫者的身份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陈树庆第一次出狱后发表的《记吕耿松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浙江民主党人尤其是“吕耿松先生为群众维权、中国民主党发展之巨大贡献，也付出了自己遭受政治迫害的代价。吕耿松先生为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尤其是为那些被强迫拆迁而哭诉无门的群体、为那些上访却一再遭受打压的群体仗义执言，部分阻碍了地方当局的重点工程或者形象工程，直接得罪了地方权贵，他们恨不得让吕耿松这个他们眼里的‘麻烦制造者’早点消声”。的确，吕耿松第一次出狱后，几乎每天家中都会有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各地的上访维权人士登门求助，也因此，吕耿松的家受到长期全天候监控，数度被传唤抄家，本来生活就极为拮据的吕耿松的电脑被抄走后，不知又从哪里弄来一台旧电脑继续工作和战斗，正如陈树庆评价的那样，他的“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犹如一篇篇对专制特权的讨伐檄文，又惹恼了中共高层的反动势力。所以吕耿松先生始终是在无形而巨大的恐怖压力下为维护民众权益、为发展中国民主党、为追求真相和真理奋力拚搏的。”这就是中共当局认定的“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并借此扩大中国民主党的影响力”。中共自己以谎言欺世，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民众怨声载道，却不允许一个有着宪政民主理念的反对党以无畏的勇气关注、帮助权利被侵害的普罗大众。
由于浙江民主党人多年来深入到民众之中，了解民众的疾苦，向无助甚至是绝望者伸出援手，因此凝聚了当地很多的民间人士。但浙江民主党人却无时无刻不身处中共随时抓捕的险境，吕耿松的夫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每天下班回家，总是担心一开门见不到老吕，想着会不会已经被抓走了。”即使在这样的恐惧中，吕耿松的夫人及女儿仍无怨无悔地支持他，一家人要承受的不仅是不定期的抄家、24小时的监控，还有女儿受株连而无端地丢掉工作和被剥夺出境权。
陈树庆在《记吕耿松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指出：“民主运动，在宏观上要推动国家实现民主法治，更重要的是在微观上要落实一项项具体的公民权利之保障，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的最终目的，更是实现前者无穷动力的源泉和基础。中国民主党自创党之初，不仅重视民主法治理论的研究和宣扬，重视严防人性之恶、发挥人性之善的内部组织制度之探索，也从来没有忽视过对民众权利的维护。”正是浙江民主党人“广泛地参与弱势群体的各种维权活动，并赢得广大维权群众的普遍尊重与爱戴，在民主党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将浙江民主党的茶话会定期化、群众化，有效地将浙江的民主运动和维权活动结合在一起，不仅克服了浙江维权活动一盘散沙的面貌，也真正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或多或少脱离群众切身权益的窘境，打开了浙江民主党在现实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浙江民主党引进了不少忠诚热心、精明强干的成员。”然而，这样的局面是中共当局断然不愿看到和不能容忍的。于是，抓捕成了中共当局最后施展的手段，而监狱则成了吕耿松、陈树庆们必然的去处。
托罗在《论公民的违抗》中写道：“在一个把人不公正地监禁起来的政府下面，正直的人的真正去处就是监狱。”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也说过：“国家视说出事实的人、有见解的人、独立思考的人、愿意表达的人、没有恐惧的人为自己的敌人。”也许，中共当局会自以为重判了吕耿松、陈树庆，中国就不敢再有政治反对派的声音，更不会再有民主党人站起来，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统治，然而，就在吕耿松、陈树庆遭到重判后，另一位因践行宪政民主理念而曾入狱8年的民主党人高洪明发表了政治声明：“当中国公民宪法自由遭遇中国刑法迫害的时候，我，高洪明，有必要公开的正式的旗帜鲜明的声明：我是中国民主党人！”可见，抓捕、重刑根本无法动摇民主党人的信念，更无法阻挡全民为争取权利而掀起的维权大潮，当每一个中国人都战胜了恐惧去奋力争取做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宪政民主在中国实现的日子就为期不远，而中共一党专制的美梦就终究会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