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升转自人权双周刊
聂辉华：一个管控型社会的来临 发布于: 中国人权双周刊 打印本页 logo 打印本页 电邮分享 logo 电邮分享 脸书分享 logo 脸书分享 推特分享 logo 推特分享 Reddit logo Reddit 微博 logo 微博 QQ空间 logo QQ空间 百度贴吧 logo 百度贴吧 相关话题 •思想争鸣 •民间社会 •评论 2018年08月30日 每隔十年，知识界就充满希冀，而高层领导也确实希望有所作为，但往往是造化弄人。科学发展观元年，知识界对于新政充满期待，心潮澎湃，但终究发现体制痼疾非一日可除，深层次改革不断延宕。新时代开启，新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列举了六大领域总共336项改革任务。知识界再次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然而，情况正在起变化。过去十几年，内外交困的格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渗透已然完成，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管控型社会。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可惜很多人视而不见。 这些天，微信朋友圈充斥着满满的“负能量”。贸易战、疫苗造假、消费降级、P2P崩盘、房租上涨、非洲猪瘟，连《人民日报》都号召大家“共克时艰”。这样的悲怆氛围，就算是“上等人”连看一个星期的《新闻联播》都无法消解内心的焦虑。但是，经济下行、收入减少只是整个世态的一部分，逐渐失去更多个体选择的管控型社会才是一个庞大利维坦的全貌。 在一个管控型社会里，思想要求高度统一，言论有着严格尺度，官僚体系垂直控制，经济管制无处不在，区域市场高度分割，人口迁移必须有序，资本流动受到限制。理论上，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自发形成的价格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但是看看我们周围，还有几样商品或劳务的配置是由价格决定的？房价是管制的，房租是管制的，票价是管制的，药价是管制的，户口是管制的，……，“衣食住行”中除了衣服，基本上价格都是被管制的。我再强调一遍，经济领域的管制只是管控型社会的一部分。如果只是单纯的经济领域充满管制，那是管制型社会，不是管控型社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提出之后，2015年我曾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从管制型国家到治理型国家——以煤矿安全为例》，期待国家的统治方式从单一、垂直的管制模式转向多元、共享的治理模式。短暂的历史证明，我还是太年轻了，太乐观了。 然则，中国进入管控型社会，并非某一方力量的一厢情愿，乃是内外形势使然。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接纳管控的思想。我曾长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长期陷于人治？甚至基本的制度化也充满阻梗？我发现的一个答案是：中国密集的人口和广阔的平地造就了中原的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最怕动乱。不管多好的制度，一旦遇到动乱，人们首先希望尽快维持稳定，而短期维稳的手段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不受约束的人治，这同时还带来对过去制度惯例的破坏。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除了一以贯之的集权统治模式及其官僚系统，很难延续透明、刚性的正式制度体系，但可能保留一些模糊的、柔性的非正式制度体系。没有稳固的地理屏障的国家，不太可能形成欧洲那样的封建传统。 其次，现代社会依然在延续传统社会的民众诉求。不管是毒奶粉事件，还是疫苗造假事件；不管是房价飙升，还是租金暴涨；不管是幼儿园虐童事件，还是生产安全事故，大部分民众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应该管起来”。管起来的期望本没有错，关键是管的方式。政府该管的当然要管，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提高进入门槛、限制进入数量、打击“小散乱差”以致国进民退，从长远来看，依然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本来，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管制只是市场的补充。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并且管制可以做得更好，才用管制替代市场。而在实践中，第一个前提需要时间，而第二个前提基本上被遗忘。 再次，外部环境日益逼仄，给国内加强管控提供了理由。外部矛盾往往是转移内部矛盾的重要渠道，而应对外部矛盾又是加强内部管控的合法理由。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后改革时代”最后的绝响。十几年之后，中国的WTO红利已经用尽，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们还不太适应。作为一个“韬光养晦”的大国（而非强国），我们一直习惯于内政和外交的隔离。然而，作为一个强国，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本来，所有国内政策皆需考虑其国际后果。但是，一些人仍然以内宣的方式去应对外交，此乃下下策，这恐怕也是大国外部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这些问题上，请不要怪罪智库。因为智库研究者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第三只眼睛，你们上不去的网站他们也上不去。 有人问到，如若中国经济持续上行，管控型社会是否可以避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必定会强化十八大之前的“中国模式”。在拙著《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我将所谓的中国模式概括为一种“陀螺均衡”：高投入、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品质、低价格、低利润。“四高”和“四低”形成一组低水平的均衡，并且如同陀螺，必须保持高速运转才能站立不倒，一旦速度放慢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今日之时艰，乃是过去模式之造业。维持陀螺均衡意味着不断强化国家力量，并自信地认为可以创造中国版的新加坡，这仍将导向一个管控型社会。 然则希望何在？或者说是否仍应保存希冀之光？我以为希望还是有的。纵观国内外改革历史，几乎所有改革都是在危机时期做成的。危机是改革的良机，但这是成功改革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抑制房价、放开户籍、流转土地、裁汰冗员、保护产权、去除特权、鼓励竞争、全面开放，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每一项改革举措都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无非事在人为。除开这些重大改革举措，面对危机，开启民智，传播真知，抵制民粹主义的泛滥，警惕国家主义的成本，拒绝与权力合谋，推动制度化的变革，乃是知识界的希望和职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