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遷校爭鳴
不過﹐那時的交大師生﹐絕大多數人卻更關注另一熱點---遷校﹐這是本校所獨有的﹐堪稱頭等大事﹐其在校內的影響更是深遠﹐以至於今。 (博讯 boxun.com)
事緣1955年決定西遷以來﹐兩年之間國際形勢變化巨大﹐原來的所謂戰備理由已難成立﹐尤其開展整風之初﹐大鳴大放﹐眾口齊開﹐上海部分的教師學生紛紛提出﹐應重新考慮是否繼續維持遷校的決定。西安部分亦不乏響應者﹐主要是二年級的舊生﹐還有一年級來自華東地區各省市的學生。而最高的兩次講話中表現的風趣幽默﹑雍容氣度﹐使不少教授大為折服﹐以為可以敞開心扉﹐坦陳己見。他們不願離開久居的上海﹐並非單純出於個人或家庭方面的理由﹐也包括教學﹑科研等方面的考慮。事實上﹐西安的工作條件﹐若干年內也難以趕上來。這是不言自明的。上海部分這些有分量的教授之意向﹐迅即傳到西安﹐激起很大的回響﹐反遷派氣勢更盛。
此期間﹐有人建議傚法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在校園內設立自由論壇。這個意見獲得接納。雖然據說北京一些大學搞海德公園式的論壇﹐被最高視為大逆不道﹐但當局並無禁止。故校方在學生宿舍區找了個空曠的廣場﹐在一頭用木板搭建了一個小講臺﹐高約五十公分﹐相當簡陋。那廣場原先一直用作露天電影場﹐週圍是幾棟空置的新宿舍﹐包括一度做過隔離病區的那座大樓。講臺緊挨著本校的廣播電臺﹐搬用器材很方便。主遷派和反遷派便在這裡打起擂台﹐而該處也就成了學生課外活動最熱鬧的所在。
大概是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上完課之後﹐又到了自由論壇唇槍舌劍的時間。我順步走過去看看﹐只見那裡如常地吸引了許多人。兩派人士輪流上台﹐滔滔雄辯﹐各有千秋。一位論者口若懸河地力陳遷校如何必要﹐作出此決定的組織上﹐一貫偉大﹑光榮﹑正確 ﹐只應緊跟﹐不應置疑﹐云云。
就在此人於熱烈掌聲中步下講臺之際﹐一位小胖子猛地一躍登台。他五短身材﹐長相普通﹐但語出不凡﹐從容不迫。對於前面那位講者的論點﹐他一字不提﹐只揭發了一個事實﹕昨晚本年級一次討論會上﹐某名布爾不讓反遷派自由表達意見﹐壓制不同聲音﹐如此濫用職權﹐還有什麼爭鳴可言﹖
我定睛細瞧﹐此位小胖子不正是慕容君嗎﹖他跟卡同班﹐原籍江蘇常熟﹐生性活躍﹐交游甚廣﹐曾在期末高等數學考試前﹐約同外校同鄉多人﹐結伴遊山玩水﹐以致考試遭遇滑鐵盧。但他天資聰穎﹐基礎頗佳﹐故補考順利過關。其後有人問他﹐是否後悔先前出遊一事﹐他答曰玩得痛快﹐付出些許代價也值。
但就是這麼一位樂天爽朗的‘小活寶’ 式人物﹐此次在論壇上另闢谿徑﹐言之鑿鑿﹐令彼方無辭以對。那位布爾正在現場﹐進退維谷﹐不過仍不露聲色﹐若無其事地站了一會才離開。
我走到台前﹐向剛下來的慕容致意。他只擺了擺手﹐便和別人又談起什麼﹐看樣子忙得很。
事實上﹐遷校與否關係到本校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兩派都使盡渾身解數﹐大造輿論。寫大字報是雙方廣泛採用的方式﹐數量最多者為署名‘熱能﹑高壓﹑無線電’ 的大字報﹐辭鋒犀利﹐連篇累牘﹐論證嚴密﹐將反遷校的理由發揮得淋漓盡致。它們是三個專業合組的寫作組﹐包括熱能動力裝置﹑高壓電力和無線電電子學﹐分屬動力系﹑無線電系等不同學系﹐人才濟濟﹐臥虎藏龍﹐實在不可小覷。
六月下旬﹐全國性的反右進入高潮﹐本校的遷校爭鳴卻方興未艾﹐聲討知名大右派的大字報寥寥無幾。我則自從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更密切注視當局的舉措。該社論題為<這是為什麼﹖>﹐是儲安平‘黨天下’ 言論見報後剛好一個星期推出的。它以國務院參事盧郁文聲稱收到匿名信一事為契機﹐激發‘革命群眾’ 的義憤﹐從而發出反右動員令。盧本為國民黨和談代表﹐談判破裂後留北平﹐在整風鳴放中為當局唱頌歌。他到底是否真收到匿名信恐嚇﹐實在存疑。20多年後﹐名記者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一文中稱﹐她傾向於此乃‘國會縱火案’ 式的鬧劇﹐乃插贓嫁禍於政敵之手法。但也有人講﹐公安部門後來抓獲匿名信作者﹐為一大學生云。孰真孰假﹐恐怕要待將來反右完全平反﹐才能徹底弄清。
但當年是不會允許質疑真相者發言的。有資格說話的是‘革命群眾’ ﹐首先是工人。6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便是<工人說話了>。我這才開始明白先前號召鳴放﹐別有內情。可是﹐覆水難收﹐我附和與宣揚所謂‘右派言論’ ﹐已非一朝一夕。我至今還認為﹐那些‘右派言論’ 都是出於為國為民的真知灼見﹐當局基於各種考慮﹐可以置若罔聞﹐不予理睬﹐但絕不應違反承諾﹐反過來加罪於言者。所以﹐儘管風向已變﹐我卻依然站在‘右派’ 的一邊﹐甚至為之辯護。例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又如‘取消學校的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我都表示舉雙手贊成。
‘六六六教授’ 事件當時頗受注意。那是指六月六日六位名教授出席會議﹐向民盟中央負責人反映高校情況嚴重﹐擔心大學生因鳴放中揭露的問題激憤﹐會起來造當局的反。六教授包括曾昭掄﹑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和陶大庸。會議由章伯鈞和史良主持。當晚史良即向周恩來反映﹐周未表態。次日章伯鈞在國務院會議上寫條子給周﹐周仍不置可否。第三日便掀起反右﹐而‘六六六’ 則被指為煽風點火﹐一心幫當局救火的六教授成了縱火犯﹐悉數戴上緊箍咒。
此事令人對當局的翻雲覆雨心寒。我尤感不平﹐因為錢偉長以學識豐富知名﹐在大學生中頗具威望﹔費孝通則以<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廣為人知。曾昭掄更是高校部副部長﹐為部級官員中罕有的學部委員。其餘三位也是頂尖的教授。把他們都搞臭﹐其聰明才智怎能充分發揮﹖那對國家又有何好處﹖
我對教授素具崇拜心理﹐認為他們是大學的頂樑柱。所以班裡一位團支委問我對遷校的意見時﹐我答稱教授去哪我去哪﹐唯其馬首是瞻。這句話後來列作我的右派言論之一﹐但我始終認為沒有錯﹐試想﹐若教授都不來西安﹐那西安交大還憑什麼叫交大﹖
不過﹐後來我發現﹐自己的教授崇拜帶幼稚的成分﹐還是不宜絕對化。教授也是人﹐應作具體分析。最高嘗言﹕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就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此語雖然可能是遁詞﹐為其不懂馬克思主義作掩護或辯解。他不懂德文﹐又不懂微積分﹐<資本論>也未必讀過﹐或讀而不懂。但他這樣理解馬克思主義﹐卻符合辯証法﹐不可因人廢言。
依此分析六教授中的錢﹑費兩位﹐就會生出百般感慨。1987年﹐劉賓雁﹑方勵之﹑許良英三位﹐發起籌辦紀念反右30週年的學術討論會﹐錢﹑費均接獲出席邀請。學術活動而已﹐並無他意。不料錢竟向當局告密﹐並表忠稱反對此類活動﹐以免引發不良效果云。費亦對此大潑冷水。此事遂胎死腹中。其後本港<明報>刊出文章﹐抨擊錢之所為。但二人緊靠當局﹐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風波後﹐二位誠心為當局救火的拳拳之意﹐終獲賞識。
未幾﹐錢於全國政協近30名副主席中的排名擢前﹐並獲安排在一年一度的會議上﹐向2000名委員作政協年度工作報告﹐這雖僅是宣讀秘書處擬就的稿子﹐可畢竟已屬一項殊榮。而費亦出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幾乎是位極人臣了。
90年代初﹐機緣巧合﹐我得見錢副主席。他對我說﹐其學生中有的劃了右派﹐仍在北大荒﹐比較起來我算幸運。他又稱﹐海外有人批評他貪戀權位﹐不敢說真話。他認為﹐自己倘不在這個位置﹐則更無說話的機會。總得有人可以說話﹐而不能魯莽從事。我不明白他為何要對我說這個。但我想起﹐30年代初左聯‘五烈士’ 就義後﹐魯迅曾應史沫特萊之約﹐寫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和前驅者的血>﹐紀念柔石﹑殷夫等幾位作家﹑詩人。當時有人對魯迅說﹐你寫這個很危險﹐可能有殺身之禍﹐魯迅答稱﹕中國總得有人說話。錢教授講的跟魯迅何其相似﹗但做法又是何等相異﹗30年代的魯迅﹐為了‘有人說話’ 而無懼生命危險﹔90年代的錢教授﹐為了保住‘可以說話’ 的位置而不敢說話。反右‘陽謀’
看來﹐錢副主席作為當年幾乎家喻戶曉的大右派﹐是如假包換地被‘錯劃’ 了。他如今成了堅定的左派﹐是鄧‘四項基本原則’ 的擁護者。當年反右﹐正是由鄧主管的﹐錢教授被錯劃﹐可謂‘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 。
57年劃右﹐鄧依據的是毛所提‘六條政治標準’ ﹐除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兩條外﹐還有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國內民族大團結和國際團結。79年鄧將之簡化﹐後面兩個團結沒列入基本原則。人民民主專政改作無產階級專政﹐只是曾被消滅的資產階級如今已捲土重來﹐到90年代末﹐甚至資本家也能成為布爾。這樣的資本家﹐不知算什麼派﹖而不管算什麼派﹐反正現在資產階級即使未必最光彩﹐至少也屬於受人羨慕的一族。這同最高當年發動反右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歷史跟這位‘馬克思加秦始皇’ 開了個大玩笑。
然而﹐他當時卻是無可置疑的勝利者﹐並且得意洋洋地自稱﹕大鳴大放﹐讓毒草生長﹐‘引蛇出洞’是陽謀。
這個陽謀夠厲害的了。它使從‘舊中國’ 過來的知識分子群體﹐幾乎全軍覆沒。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界和文藝界的精英﹐基本上被一網打盡。
我的親戚中﹐除極個別早已移居香港者外﹐絕大多數自49年10月起即謹小慎微﹐亦有數人獲准加入組織﹐效命於當局。故在整風鳴放中﹐俱審時度勢﹐惟恐禍從口出。縱使如此﹐亦不乏墮彀者。長輩如五舅﹐一向老實守法﹐從事電影業勤勤懇懇﹐卻一樣在劫難逃﹐被打成右派。同輩者以九伯父家中為多﹐兩個堂兄和兩個堂姐夫﹐都入了另冊﹐佔他們家在大陸的男性成員57%。十一舅家裡年幼者多﹐但三個成年的表哥裡﹐也有一人戴上緊箍咒。他們大多被開除公職﹐下放農村﹔個別回城受街道居民管制﹐形同軟禁。
至於師友也惡耗頻傳。母校老師10多人遭厄運﹐佔教師總數近三分之一。中學同學裡﹐不少誠心建言而中招﹐有的無心惹事卻遭構陷﹐也有的並非本人言論出格﹐而是莫名其妙地罹禍。
此外還有佳敏父親那位摯友﹑省工商聯負責人﹐響應號召﹐滿腔熱忱幫助整風﹐卻被大字標題公諸報端﹐從有頭有臉的殷商巨富﹐一下淪為不可接觸的賤民﹐受難20餘年才結束一場噩夢。
不知算好事還是壞事﹐我的噩夢此時尚未開始。逍遙於羅網之外近半年﹐才墮入可怕的政治深淵。此前居然享受了一番上海灘的獨特風情﹐堪稱為禍兮福所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