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珠转自:BBC news
6月9日,香港爆发主权移交后最大规模的示威之一,抗议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香港立法会原定星期三(6月12日)对《逃犯条例》修订内容进行二读。香港多个团体发起罢工、罢课、罢市以及包围立法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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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什么更担忧《逃犯条例》?
虽然引发抗议示威的导火索是《逃犯条例》,但这并不是港府草拟修改的唯一一部条例。
先说《逃犯条例》。简言之,修改后的条例将允许香港拘留和转移在同它没有正式引渡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和中国大陆)遭到通缉的人员。香港目前和20个国家签有长期的逃犯移交协议。相关法律也规定,香港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一次性移交。但目前条文订明,香港的逃犯移交条例不适用于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修改案将删除这个限制。
提议修改的第二个条例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现行条例规定,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辖区可以要求香港机构提供刑事协助、搜集证据。修改草案也移除与《逃犯条例》类似的限制,使香港机构可向中国提供与刑事相关的协助,比如,冻结或者没收资产。
二者之中《逃犯条例》在香港人中间引发更大焦虑,因为修改后条例将允许在香港被捕的人移送中国大陆受审、服刑,在港人看来,这是一个事关人人的重大政策转变。
第二、为什么只抗议“送中”?
既然香港已经和20个国家有引渡协议,中国也同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有引渡协议,为什么把逃犯移交中国会在香港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弹,以至于“反送中”成了示威的一个主要口号呢?
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大陆之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基本法》是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基石。但是,北京政府逐步加大在香港的影响,多次高调批评香港反北京中央政府、要求民主、普选等集会示威;港府亦多次被指屈从中央压力、加强对政治活动的管控。
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当局进一步加强打压异见令人担忧,有悠久的抗议示威传统、广大的民运群众基础的香港也会成为目标。
港人感觉,面前的“北京压力”越来越大,保障自治的《基本法》被一步步侵蚀、削弱,甚至有人指责港府在这一方面助纣为虐。
第三、为什么港人愤怒爆发?
再说,目前恰好也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就在六月初,香港刚刚举行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事件三十周年。
此次规模浩大的反《逃犯条例》抗议示威,也可以说是香港人对自由受侵蚀的担忧、对北京干涉的愤怒、对港府缺乏作为的不满进一步上升的表现。
具体讲,在修订《逃犯条例》上,港府被指敷衍了事,没有给立法会、公众足够长的讨论时间,不重视各界深入审议、增加更多保障条款的呼吁。香港政府提出修改案是在今年二月,之后只有二十余天的时间给公众参与讨论,给出的论据也缺乏说服力。
对于这样一个在公众眼里影响重大、深远的修法草案港府如此草率,也给民众的怒火添了柴。
第四、中国“插手”了吗?
现在还不知道,北京是否直接影响、甚至授意香港政府修法,但是,北京一直公开力挺港府,中联办、港澳办、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都曾高调表态支持修订《逃犯条例》。
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五月间曾赞扬特区政府推行《逃犯条例》修订“合宪和彰显法治”。他说,这符合《基本法》相关规定,有利于彰显香港社会的法治和公平正义,“中央政府完全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
香港大游行的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美方就香港事务“不断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他说,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推进修订“两个条例”的工作。
耿爽还提到,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香港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第五,有法不是才能有法所依?
换个角度想问题,有法可依,不才正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吗?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部总干事谭万基日前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国际特赦对引渡协议本身并不反对,“我们甚至认为引渡协议会对某些国家的人权改善带来益处,比如说中国。”
但是,中国的人权和司法公正纪录已经令港人十分担忧,司法是否独立于中共也引起港人质疑。
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信任问题。
签订引渡协议,前提应该是信任第二个司法辖区。而在香港,港人对中国大陆当局的信任现在处于稀缺状态。
谭万基还提及香港的另外一个“特殊性”。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当局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承受北京的压力呢?这也是抗议示威者一个“最大的担心所在”。
为安抚民意,港府官员已经表示,香港法庭对引渡要求有决定权;政治、宗教犯罪疑犯不会被移交;只有罪行可能被判处至少最高七年监禁的逃犯才会被移交,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换来民众的支持。一个原因可能是,港人对港府的信任也处于比较缺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