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9年6月27日转自
中国研究院第18次研讨会：高瑜被判刑，政治新冤案（8）
著名中国独立女记者高瑜自2014年4月“失踪”、随后被当局证实拘捕以来，其命运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整整一年之后，2015年4月17日，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高度警戒下，一审宣判，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对高瑜重判7年有期徒刑。高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上诉。
5月5日，中国研究院举行2015年第二次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多位律师、学者，讨论高瑜案件判决的法律缺失及蕴涵的多重含义。这是中国研究院第二次讨论高瑜一案，此前于2014年9月8日曾进行过专题讨论。
《明镜月刊》记者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并发给各位讨论者审订。除个别发言者外，多数发言者发回了认真修订的文稿。现全文刊载如下。
高瑜案件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操控
滕彪（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我也是做律师的，但是我感觉，仅仅从法律角度谈高瑜的案件，是谈不清楚的。按照西方的法律标准、程序、规则来衡量，中国的刑事案件，几乎没有一个是符合公正标准的。
当局显然是要用高瑜这个案件，来达到威慑民间社会、震慑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消除一切反对声音。从一开始，就显然是政治因素在操控和决定一切，彻头彻尾违反法治。
高瑜认罪的原因，是当局用高瑜的儿子作为人质，然后逼她认罪。按照常识，按照以前的许多惯例，她认罪了，又在央视示众，受到公开的羞辱，那么一般来讲会判得轻一点，甚至可能会缓刑、放人。但是为什么高瑜又判这么重？就是因为高瑜她翻供，她揭露了当局用她儿子来要挟她的真相，这就导致当局更加恼火。另外高瑜把习近平比作希特勒，习的私仇报复，也可能是重判的原因。
涉及国家秘密，什么“泄露”呀、“窃取”呀、“向境外非法提供”呀，等等，一直被作为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工具。2006年“中国人权”有一个报告，叫《国家秘密：中国的法律迷宫》，里面就讲了截止到2006年的很多这类事例，都有分析，包括国家秘密怎么规定的，怎么运作的。我们知道很多案例，像师涛、海莱提·尼亚孜、徐泽荣、姜维平、赵岩、阿卜杜拉，等等，热比娅也是这个罪名被判刑8年。还有些维族知识分子因为这类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关于国家秘密的法律规定是很不清楚的，也是“口袋罪”——虽然我们讨论中国的“口袋罪”，一般并不把这个罪名放在里面，但在实践中它确实是“口袋罪”，当局运用起来非常随意。许多案件，刚开始并没有涉及这一罪名，但是到了侦查起诉、甚至审判阶段，才给他定一个涉及国家秘密的罪名。
滕彪
滕彪
我个人跟“国家秘密”案件也沾上点关系，比如海莱提·尼亚孜的案件，我试图介入，在当局一审判刑之后，我和另外一个律师试图介入，但是完全进入不了。2008年，我准备出境参加会议，被没收护照。我就起诉了边防检查总站。开庭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案子“涉及国家秘密”，不公开审理，只有原告（就是我），还有我的律师，以及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我问，为什么没收我的护照？为什么禁止我出国？他们就说，北京市公安局有一个禁止出境的黑名单，你在这个名单上，所以你不能出境——那你们至少要将这个名单给原告看一看吧？不给看，因为是“国家秘密”！原告没看到、律师也没看到这个禁止出境的黑名单，根本无法质证。他们就这么随意！以“国家秘密”为幌子，中共不知道做了多少邪恶的事情！
即使按照中国法律来衡量，高瑜也绝构不成犯罪，犯罪的是那些迫害她、审判她的人。高瑜不但无罪，而且是值得被新闻史、被将来的民主中国记住的英雄。我们应该谴责整个中国的涉及“国家秘密”犯罪的惩治处理——刚才大家提到的案件，全都是冤案。中共将“9号文件”这样一个完全是意识形态的、本来就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东西，也列为“国家秘密”，然后据此给高瑜判重刑。这表现当局在对付民间社会、对付挑战者是多么野蛮、多么凶狠。（本篇完，全文待续。选自明镜出版社《中国再入险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