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环转自博讯网
出于地方财政需要将农民强行赶上楼的所谓“城市化”，就是拉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虚假城市化”。这种“虚假城市化”带来几个后果：
一、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本来是世界各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先决条件。中国的虚假城市化并无这个前提条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新建的城镇或小区居住，却没能得到新的就业岗位，成为剩余劳动力，生活前景晦暗。在房地产高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房地产业特别是建筑业（2007年达3133.7万，2009年3900万人，占当年度农民工总量的17.3%），这个问题似乎不太严重。房地产业一退潮，农民工大量失业。
二、房地产高度泡沫化。2018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指出中国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分别为22.2%和21.8%，远超一线城市的16.8%。在所有住房类型中，商品房的空置率位居第一，且呈持续上升趋势，达26.6%。一些省市为了鼓励农民买房，用补贴形式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比如江苏宿迁宿豫区、贵州遵义市、四川南充蓬安县、辽宁省、山东菏泽成武县等地，但农民很少为其所动。
三、现在农村户籍上附着的重要福利，导致80%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这些福利包括：一是耕地承包权；二是宅基地；三是有自建的住房。由于这些福利在城中村和城郊农民征地时可兑换成巨大利益，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户籍含金量远远超过城市户籍——这一点，是新上山下乡运动不可能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就算城市青年愿意到农村去，上述福利一样也没有。
如今，中国在城镇化率只有59.58%的时候，却出现了“到农村去”（主要是农民工返乡）的逆城市化趋势，只能说是当年虚假城市化的反噬。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制造业在短期内无振兴现象，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共青团中央为附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下乡活动”被轰传成“新上山下乡”，则是国民对上山下乡的痛苦集体记忆、城市失业现象严重、农民工返乡、民众对习近平崇拜毛泽东等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混合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