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不许动！警察!”在半睡半梦中，我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当时是2014年3月29日凌晨3点30分左右，我正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七星拘留所大门口的睡袋里。我是一位人权律师。当夜，在七星拘留所门口守候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人士。我们的目的是救助前几天被黑龙江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公安部门拘留的江天勇、王成、唐吉田和张俊杰四位人权律师（或前律师，因为有人已经被吊销了律师证），他们是在探查当地黑监狱，以及为被当地公安非法拘押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时被拘留的。
“黑监狱”指的是这里的青龙山法制教育基地，该基地是建三江公安部门为转化法轮功学员而专门设立的羁押场所，类似的机构全国有几百个。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以某种方式隐蔽而低调地运转着。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后，这些法制教育基地被认为是变相的劳教基地。
一股强烈的灯光照射在我们脸上，我来不及恐惧，就被两人从睡袋里拖出，“把手机交出来！”我说：“让我穿上鞋子，我的眼镜呢？”没有人理我。两个人用胶带麻利地捆住我的胳膊，我被反扣着，戴上黑头套，没有穿鞋，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拘留所里面的狗猛烈而狂躁地叫起来，试图要冲出来。有人喊，把里面的灯打开，里面没有回应。
我穿着袜子，被送上一辆大巴车，他们开始清点人数，核对身份，我又喊让我穿上鞋，还是没有人理我。问我的名字，我说，我是王全章。我的头被压得有点紧，隐隐感觉在我的左前方一个人一直在抽搐，我稍微仰起头，透过黑头套，看到她的两手一直在不停地发抖，旁边一个女人说，她叫秦兰英（音），大巴车一直没有开，有人在给她做简单的治疗，一个女的说，打完针就好了。
我这是在哪儿？我来干什么了？我努力地回忆着刚才的场景，好像一场黑白的电影。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大巴车开始迅速地向前驶去。
我是在3月22日在微博上看到四位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在建三江被拘留的消息。当时我没有太在意，甚至自私地庆幸多亏这次没有过去，更多天之前，有被非法拘押人员的家属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建三江青龙山，那里有个洗脑班（指法制教育基地），关了几个人，这些被关押的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当时我正好忙着另外一个案件，抽不出身来，就没和他们一同去，否则这次被拘留的肯定也会包括我。
舆论继续在发酵，赶去救援的第一批律师蔡瑛、胡贵云、蒋援民等人赶过去却被拒绝会见，第二批律师伍雷、青石、李金湘赶过去也被拒绝会见。伍雷等律师开始宣布绝食，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大家开始踊跃捐款以鼓励和资助更多的公民和律师能够赶过去援助，我捐了1000元，由于很多密集的工作学习安排，我确实不打算去了。
但是，我时时注意着他们的消息，前去的律师陆续回来，张俊杰被放出来了，他被打断三根肋骨的消息迅速地传播。我想，我不能回避了，我必须赶赴建三江参与救援。因为我在靖江被拘留的时候，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在声援我，这些人成为我的朋友，现在他们出事了，我如果躲避，实在不够朋友。
另外一个原因，我特别关注任意拘留的问题，我也一直在倡导拘留制度的改革，我曾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向拘留制度宣战”的微博，现在的阅读量达到两百多万了。我希望通过此事让社会重视公安机关任意拘留的问题。
3月28日凌晨1点，我从佳木斯市登上了去建三江的路。行前，我试着在我一直处于禁言状态的新浪微博大号上发了一条消息：“在奔赴建三江的途中”，这条消息得到了迅速地传播。路上，我就接到了北京市司法局官员的电话，一番关切之后，他明确表示要我回去，然后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一路，也没答应他返回去。
3月28日凌晨6点，我被列车员叫醒，告诉我快到站了，准备下车。这时，同一个包厢的一个人突然跟我说话：“你是去拘留所的吧?”
我记起来他是昨晚一起从佳木斯上火车的乘客。
我回答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大巴车上打电话，我听到了，”他说。原来这人跟了我一路。
我问道：“你是公安吧？”
“不是，我是别的单位的，”他说。
我接着问：“那你怎么对这个事情这么熟悉啊？”
他说：“这个事情影响很大，我们都知道。”
于是我们坐起来聊天，感觉他对王成、唐吉田、江天勇很了解，我断定他是警察无疑，因为一般情况下，也只有了解情况的警察这么熟悉这几位律师。
马上要到站了，他说：“下车后就当我们没见过面，不要说认识我，要不然我就得跟踪你。”
3月28日上午九点，我和付永刚律师一起去建三江七星拘留所递交申请会见手续，遇到了袭详栋律师和一些声援者，大部分人我都没有见过面，有些只是在网路上听说过。因“要人权不要奥运”而被判刑的袁显臣、杨春林也在这里（袁显臣是大陆人权律师，因为在2008年3月援助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下岗工人杨春林“不要奥运要人权”的签名运动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杨春林被判处五年徒刑），袭律师在此已经坚持了72个小时，我们彼此寒暄着。
拘留所的人出来，把我们的手续拿走了。
我们站在门口等待着。黑龙江的春天，大地开始解冻，黑色的土地上渐露绿色的生机，路边的冰雪已经融化，风沙很大，吹打在脸上，仍然感到寒冷，警察在我们四周游荡，对面车里便衣不停地对我们拍照摄像。
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听口音不是本地人。他们说是要打听下这个事情，问我有什么诉求。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公安上层下来的人，说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会见到王成等四位律师。
等待了一个上午，拘留所也没有答应我们的会见要求。
下午三点，我回到宾馆。休息了会儿，我起草了一个《拘留制度改革倡导者共同宣言》。我深感公权机关滥用拘留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做出努力，必须要改变。我在“宣言”中呼吁：
1. 立即停止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的决定权，保留其拘留的执行权；
2. 在司法系统中设立治安法庭裁判轻微违法案件；
3. 在司法系统中设立审前羁押法庭裁判刑事拘留案件；
28日晚上，北京市律师协会的陈副秘书长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催促我回去。我说我已经向拘留所递交了会见手续，拘留所不安排我们会见是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侵犯，希望陈秘书长利用资源协调解决这个事情。陈副秘书长说，你到哈尔滨来我再给你解决。我说，这边去哈尔滨路途遥远，也只会增加费用，你能否给协调一下，见完了我马上就回去。
我们就在电话里扯来扯去，一直扯到手机没电。
在七星拘留所门口，我和其他前来的律师和援助者们闲聊着。很多人是从网上知道律师被拘的消息后，自发地赶了过来。其中一个叫赵远的，戴着着眼镜，胖乎乎的，是个理工男，在北京做网络技术。
我问他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说是因为薛夫顺（山东异议人士薛明凯的父亲，今年年初，从曲阜检察院跳楼身亡）的死改变了他。
有一位很年轻的访民，少了一个胳膊，什么话都不说，一直沉默着。
我们晚上就睡在拘留所门口。黑龙江初春的晚上，非常的寒冷，听着睡袋外面呼呼的风声，仰望久违的星空，想到在里面呻吟着的兄弟，我发了一条微博：清冷的夜，满天的繁星，拘留所的灯光，刀尖舞者，我们在此守侯…
江天勇，原北京执业律师，曾参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维权、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起维权行动。2009年7月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
唐吉田，原北京执业律师，为土地被非法征用受害者、法轮功信仰者、律师直选、捍卫公民政治权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维权，2010年，唐吉田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扰乱庭审秩序”为由吊销律师执照。
王成，杭州执业律师，参与了大量人权案件的代理工作，发起了“废除劳教”的签名活动，发起了推动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名活动，目前没有律师事务所敢接收他。
押送我们的大巴车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被摘下黑头套。此时，天刚蒙蒙亮，我们逐个被带下车，我向警察要我的眼镜和鞋子，警察把眼镜递给我。戴上眼镜，周围立刻清晰起来，我注意到院子里写着几个大字：大兴公安。
3月29日上午8点钟时，在大兴公安分局交通事故处理科，问询我的警察丛文东一开始还算客气。他祖籍是山东文登市人，我们攀了一会老乡，扯东扯西。谈到建三江的由来，谈到他的父辈如何从山东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谈到收入，谈到当地的物价，谈到自己一年光随礼就要三、四万块钱，谈到一直在民间流传的周元根（即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名周元根）上百套的房产，丛文东愤愤不平，破口大骂，工作这么辛苦，就这么点工资。
他说，现在的老百姓都刁了，20年前，老百姓来我们公安局根本不敢说话，两腿发抖，现在他们动不动就告我们，工作不好办了。今天早晨出来，我老婆还告诉我不要打人。
我说，你们或许觉得很委屈，但是其实也怪你们，警察只不过是执法者、搜证者，但是你们偏偏做了裁判者的事，既然你们做裁判者，一定要面对公民对不公正裁判的抗争，改变其实很简单，就是公安把拘留的裁判权交给法庭。
一个年轻警察端着一盒泡面过来，丛文东叫他让给我吃，年轻警察很不情愿地说，“我还没吃呢。”
“妈了个x！放下！”丛文东像骂孙子一样训斥他，年轻警察乖乖地把泡面放在我面前，丛文东又出去给我找了根火腿肠、豆浆。
这时，过来一个个子比较矮的、头发半白的人，周围的人对他都很恭敬，立刻起立。应该是公安局的头儿，他厉声问我：“法轮功是什么性质组织？”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问你法轮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他声音很大，根本不容我分辩。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组织。”
“你给法轮功做什么辩护？”
“无罪辩护。”
“你为什么给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你是不是中国律师？“
我大声地说：“法轮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我真的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不会为法轮功辩护，我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为法轮功辩护，法轮功也不需要辩护，我只是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为他们的权利辩护，这个权利是所有人都有的，不管他是法轮功学员，还是杀人犯、贪污犯。”
他接着不断地咆哮着：“王成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你们什么时候签订的委托？怎么签的委托？你到哈尔滨，谁接的你？”
突然来了个电话，这个领导模样的人出去了。
丛文东接着询问我。或许我自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我自己履行律师职责理所当然，或许刚才跟丛文东聊得很轻松，我放松了警惕。
一会儿做完笔录，我简单看了下笔录，抗议道：“我从来没说法轮功是邪教。”
做笔录的警察说：“国家早就定法轮功为邪教，你不知道？”
我继续抗议说：“我说的是‘1999年民政部取缔了法轮大法研究会’，但你们给我记成‘1999年国家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
笔录警察说，法轮功和法轮大法研究会是一回事。
我反对说，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研究会不是一回事。
最后他们按照我说的做了改动。
然后我被送到候审室，在候审室，我见到了几位同样是来建三江参加此次救援的人也在候审，我努力地问他们的名字：肖全食，赵远，翟岩民。还有位公民前额有伤，血迹斑斑，我竟然忘了他的名字。
非常奇怪的是，那位断臂的青年小伙，我始终没有看到。
下午1点后，丛文东继续对我做笔录，他一上来就说：“看来你是没说实话啊。”
我说：“我们个人没有什么恩怨，但是既然你是在工作，我们就按照法律对待，既然你对我询问，首先告诉我，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是嫌疑人还是证人。如果是嫌疑人，我涉嫌什么违法？以便我回答。”
丛文东一下子被我问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一会，他说：“你既不是证人，也不是嫌疑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我说：“那我怎么回答？”
见我表现出不合作，丛文东嘴里开始骂骂咧咧。
我继续说道：“如果我是证人，中国有没有强制作证制度？不作证有什么法律后果，我愿意承担拒绝作证的法律后果。”
“没有强制作证制度，也没有法律后果。”丛文东不得不承认。
我说：“如果我是嫌疑人，那么是违法嫌疑人还是犯罪嫌疑人？我有哪些权利，你要告诉我，我要聘请律师，你们要通知律师协会和司法局。”
丛文东又开始扯东扯西，记录警察把这些打印出来让我签字。
我说我不会签字，因为首先没有解决我的身份问题，其次，你们并没有如实的记录，我的辩解你们都没有记录，而且你们也不能这样来问我。
“别跟我讲法律，在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你说的话，我可以不记，但我问你的问题你必须回答。”丛文东越发蛮横起来。
我也提高了嗓门说：“不跟我讲法律？那追究我的责任你们又是按照什么来的？我只是作为一名律师，履行我的律师会见职责，就被你们非法地传唤。”
“法律没有规定律师必须会见，”记录警察大言不惭地说。
我说：“不能这样理解，你作为警察，作为公职人员做什么事情当然要寻找法律依据，法律没有允许你们做的，你们就不能做。但是作为公民和律师来说，正好相反，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我们就可以做。”
这时，又过来一位干部模样的警察，我问他的名字，他什么也不说。但是他却对我不着边际地吼道：“马航失事你不去，汶川地震你不去，偏偏跑到我们建三江来干嘛？”吼完，他走了。
接下来，有个姓刘的大队长让我写保证书。
我拒绝写保证书。我问他我是嫌疑人还是证人，他说你还能是证人？嫌疑人呗！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写了一份让我照着抄一遍，我又拒绝了。
刘大队长开始谩骂我，拿着保证书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什么xx律师啊，你的律师证是考的吗？花钱买的吧。我看你脑子有病，你是精神病院出来的吧。”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脏字。
丛文东也开始骂我。在那个下午，我听到了一生都没有听过的污言秽语。
过了一会，一位姓王的副局长过来，让其他人都滚出去，他打印了一个保证书，让我签字，王局长靠近拍着我的肩膀说，“在这里我说了算，你看，我让他们滚，他们都滚了。”
王局长说：“这个保证书，没有任何效力，也不表明你承认自己违法，签了这个字，给我滚出建三江，你爱去哪维权就去哪维权。”
我看了一下这份保证书，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不在建三江参加非法聚集等活动，一是不再参加法轮功的任何非法的维权活动。
我说：“我今天来不是为法轮功修炼者维权，是为被羁押的律师同行，再说，我本来办理了很多法轮功案件，怎么能让我保证不再参加涉及法轮功的维权活动？”
王副局长说：“我写的是不参加违法的维权活动，合法的维权活动，我们要保护你。”
我说：“合不合法还不是你们嘴里的事，要不把两项去掉，改成我保证不参加任何的违法活动，不就全包括了？”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签字马上就拘留你！”他吼着。
我沉默了一会。
王局长打开房门，命令外面的人：马上把他送到拘留所！
两个人驾着我的胳膊往外走。
中途丛文东又把我拦回来。他说，来来，我们再聊聊。
又是一番语言轰炸，谩骂威胁。丛文东说：“不要你的命，也要你的一条腿断。你也知道，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我们就是把你给冤枉了，大不了给你赔偿，进了拘留所，我让他们好好收拾你。”
我说：“你们还是拘留我吧。”
丛文东说：“我们不会拘留你，但是你今天不在保证书上签字，走不了。”
突然，一个警察从后面摁住我的肩膀和脖子，一个警察上来强迫我蘸了印泥，抓着我的手用力在保证书上面摁了两次手印。
我倍感羞辱，极其难过地哭了，两个警察邪恶而得意地笑了，边笑边说，“怎么就跟杨白劳卖喜儿似的。”
丛文东似乎也觉得不妥，又重新打印了一份保证书，说，“你刚才不是说要把‘法轮功’这段去掉吗？已经给你去掉了，只有一句了，保证不在建三江参加非法聚集等活动。”
我说，“在法律上就没有非法聚集这个词，我不想签。”
“为什么不签？这是按照你说的改的啊。”
我说，“我受到了屈辱。”
丛文东有些气急败坏，“你以为我真不能打你啊。”
他非常专业地把我的眼镜扔掉，让我面对墙壁，抓住我的头发猛的撞墙，另外一个警察用拳头猛击我的后脑。在我被撞墙的一瞬间，我一下子明白了，明白了我在中午看到的那个人为什么前额血迹斑斑。（后来我花了一些功夫才知道前额受伤的人叫孙文东，黑龙江哈尔滨人）。
我大声喊起来：“警察打人了！”有个穿制服的警察跑过来，里面的警察马上把门关上，把灯关掉，丛文东迅速走了出去。
三个警察像饥饿的狼一样在黑暗中逼近我，其中一个说，把黑头套、电棍拿过来，一个警察抡起矿泉水瓶子要向我头上砸，我想起了高智晟、李和平，想到张俊杰被打断的三根肋骨，感到了恐惧。
我大声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要见你们领导。”其中一个警察得意洋洋地说，“领导才不会来。”
丛文东又过来了，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他边扶起我的胳膊边说，“签完字就走人。”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变得非常脆弱。如果我拒绝签字，随时可能面临新一轮的攻击，看来拿不到签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不得不妥协，拿起笔签了字。
晚上10点多，外面一辆车把我带到七星宾馆附近，陈副秘书长穿着单衣，已经在冷风中等候了很长的时间。
当天晚上，返回了佳木斯市。当地一位律师协会的李姓同行，给我们安排好房间。李律师只做非诉业务，他办公室的面积有四百多平，面对着松花江，当下，佳木斯市的房价已经涨到6000多元一平方米，但和陈副秘书长同来的一个人不停地感慨房价真便宜。
第二天早晨，李律师早已在大厅等候我。在一个四星的宾馆里享受美食，环境温暖而优雅。“外面这条江，就是松花江，”大家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李律师慢条斯理地介绍，“你看现在江面仍然有很多积雪，但是上面已经不能站人了，现在处于融化的时期，我们叫它‘开江’，开江的时候，冰层的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冰的下层都已经变酥变脆，形成大小不同的冰块，这些冰块慢慢互相撞击，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场面非常壮观。”
透过宽广明亮的落地玻璃窗，不远处，松花江面，我的内心深处，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坚冰陆续断裂、江水夹杂着冰块在互相激荡中分崩离析那巨大的开江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