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Marxism
1934年3月，斯大林在全苏联范围内，再次将同性恋刑罪化。此后任何牵涉到同性性行为的人，都将被判处三至五年徒刑。然而，在俄国革命的初期，同性恋已被合法化，虽然1934年后共产党的官方文献中，对此鲜有提及。今天的斯大林主义者，那些崇拜其政权的人，需要对此作出解释。
译者：阿椎
1922年，同性性行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是合法的，这使俄国在这一议题上，成为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同性恋者仍遭受羁押，但是在俄国，男同志可以公开地和伴侣生活在一起。1967年英国有条件地合法了同性性行为，完全的合法要等到2000年！1962年前美国所有州都认定同性性行为是一项罪名，将被惩以监禁等处罚，在爱达荷州甚至判过一次无期徒刑。
1962年，伊利诺伊州成为首个将同性合意性爱除罪的州，但到了2003年同性性行为才最终在全美范围内除罪。西班牙在佛朗哥极右政权垮台后，于1979年完成了同性恋去罪化，加拿大和西德1969年，澳大利亚和芬兰1971年，挪威1972年，爱尔兰1993年。
笔者正在撰写一系列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如何将同性恋除罪化，随后同性性行为如何被看待的历史，而当俄国革命走向官僚化，又是如何将同志们赢得的自由慢慢吞噬，最终于1934年再次走向刑罪化，然而本文暂不讨论这些细节。
1930年代，苏联将同性恋刑罪化后，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体制的国家中，弥漫着恐同的氛围，同性恋在东欧、中国和古巴相继刑罪化，这种状况一直到平权运动再次兴起，尤其是1968年时。
然而情况也并不必然是如此。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一直积极于同志平权解放，看到希特勒的30年代反同法令也被斯大林所接受，是德国共产党员们无法想象的。
如同希特勒，斯大林在1930年代也开始实行反同政策。//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回顾20年代，沙俄时期的旧价值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家庭法从男性主导的家庭关系，修改为两性平等，包含男女平等、简化离婚、堕胎合法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性恋也被合法化了。
在苏维埃社会早期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革命性的，致力于社会结构的激进变革，但在此之下也涌动着一股保守主义的暗流，旧社会的残余势力与官僚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开始显现出来。
人们尝试建立公共的厨房、住宅、洗衣房，提供免费的日托所和其他措施，来使妇女的生活便利化。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让这一切没有资源长期维持下去。
将革命孤立于一个落后国家，便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保守势力最终会占据主导，传统价值会回归。我们不要忘记了，国家的官僚队伍，依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掌握。一旦革命被完全地孤立，发动世界革命以援助苏维埃工人的希望，也就此破灭，并在百万苏联人民的意识中逐渐淡去。
这样的环境中，你会观察到，不同观点之间，连互相辩论的能力也消失了。早期的媒体尚有真正的辩论，完全对立的思想可以表达出来，艺术与文学领域也是如此。但同时，在苏维埃早期也有这一种阶层，他们是平庸且无足轻重的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马屁精和应声虫。这类人只想做完美的党内活动家，永远秉持“正确路线”。然而，这条路线并不是如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时那样，通过公开辩论所达到，而是靠死记硬背和自上而下地传达。
这种氛围下，渗入官僚队伍的保守思想，变成唯一可接受的观点。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经过几年形成的过程。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保守主义得到释放。
同志族群当然受到了巨大影响，在1934年真正的刑罪化来临之前，斯大林政权已经让很多同志们的生活不好过了。
库兹明的命运
这一过程可从一位重要人物的命运中看出来。米哈伊尔·库兹明（Mikhail Kuzmin），俄国著名诗人、作家，公开的同性恋，在革命前就写了大量作品。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发表于1906年的《羽翼》，它写了一个青年男子，如何发觉自己对同性的爱慕倾向。革命爆发后，库兹明热情地欢迎了革命，并和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等作家一道，成为了彼得格勒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团的成员。
俄国公开同志作家库兹明后来由于他的性倾向而遭迫害。//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但从1928年开始，他的自由度减少了。那年他最后一次在艺术史学院作公开的朗诵，尽管这场活动获得了许可，却不允许张贴广告，也仅限受邀请的人参加。纵然有这些镇压活动的企图，当天晚上的观众席却座无虚席，许多人站在走道上，或坐在台阶上，这其中便有许多同性恋者。
1929年，库兹明发表了一部重要的作品《鳟鱼破冰》，一部关于同性爱恋的诗集。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之后他的作品再也没在苏联出版过，但这并不是库兹明受迫害的结束。
1931年他的公寓遭到了安全警察的搜查，在警察突袭之前，他的爱人Yuri Yurkun已经受到来自国家政治保卫局（GPU，格别乌）的压力，以警告库兹明。1933年库兹明将自己的日记卖给国家文学博物馆，馆内领导层之一的布鲁耶维奇遭到质询，问他为什么要购入这样“不正常的垃圾”，紧接着就开始了博物馆内部的人事清洗。这些都发生在1934年对同性恋的重新入罪到来之前。
库兹明“幸运地”自然死亡于1936年，他的爱人却没有这么走运。1938年Yuri Yurkun被逮捕，在七个月的审讯之后被判以反革命罪。
库兹明于1906年出版的著作《羽翼》叙述了一名俄国青少年探索自己同性恋倾向的故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34年同性恋重新入罪
正是这种背景中，对同性恋的严打开始了。如我们在库兹明的案例中看到的，这早就发生于正式的同性恋入罪之前。但从1933年开始，严打的势头增强。是年夏天，130位男同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警察突袭中被捕，这类抓捕一直持续到1934年。因为当时没有针对同性恋的法律禁令，他们被指控以其他罪名，通常是“反革命”。一位亲历者说，同性恋聚会常被冠以“反革命”“托派分子”甚至“希特勒信徒”的名号。
1933年9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也就是秘密警察的总长G.G.雅戈达，提出重新将同性恋入刑。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坚称，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有必要立法打击同性恋。他视同性恋为反革命间谍网络的一部分，斯大林对此反应非常敏感，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并批注道，“歹徒必须严惩，并配以指导性法令。”
档案显示，在这一批注下方还有两项表示认可的批注，“正确！”落款为卡冈诺维奇，“诚然。很有必要。”落款为莫洛托夫[1]。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在当时还只是平庸之辈，毫无疑虑地执行着斯大林的命令。假如当时二人有些许疑虑，他日必遭政敌狙击。然而，不像其他老布尔什维克，他们活得很长寿！
雅戈达（左二）。//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雅戈达随即于1933年12月13日开始起草法案，几天后的12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草案。第二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2]一字不差地采纳了这份草案，它将在所有成员国中实施。1934年3月7日这份草案正式成为苏联法律，接着于4月1成为苏俄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在后来的程序中，一些条文有所修改，但至此以后，被抓到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将被逮捕并判以3-5年监禁。接下来的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同性恋者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和劳改营。
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怀特（Harry Whyte）的案例
在苏联1934年的刑罪化之前，欧洲的共产党积极倡导着同志解放，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强有力的同志权益运动，后来被希特勒血腥镇压，许多同志被关进集中营。讽刺的是，斯大林引用德国和纳粹的例子，将同性恋贬低为一种资产阶级腐败，可与此同时，在这一议题上，希特勒正与斯大林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
欧洲的共产党对苏联的这一转向感到忧心，斯大林很难克服这种疑虑。其中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在《莫斯科日报》工作的英国共产党员哈利·怀特。听闻新法律出台后，他写信质疑斯大林及其行为的正当性（信的原文见《同性恋可以是共产主义者吗》）。怀特和他的俄籍同性伴侣住在莫斯科，这封信中，他指出新法律抹杀了革命带来的一切成功。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哈利·怀特曾以为只有确实加入反革命行动中的同性恋者会被起诉，但很快他发现，新法律针对的是所有同性恋者。
斯大林收下了怀特的信并加上自己的批注：“白痴。腐化分子。”明显是在说来信者。虽然他将信收入档案中，但同志共产主义者们的抗议活动让斯大林警惕起来，他需要一场宣传运动来肃清公共意见。斯大林找到了一位比他自己更好的笔杆子——马克西姆·高尔基。此时1934年5月，高尔基刚写了一篇文章《无产阶级人文主义》发表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这是一篇近乎狂热的恐同文章，文中高尔基认为同性恋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疾病，甚至使用了“道德沦丧的法西斯影响”这样的字眼，并高举起口号“消灭同性恋—法西斯才会消失”。
尼古拉·基里连科的明示“所有同性恋都是罪犯”
尽管如此，像雅戈达所设想的那样严格地推行新法律还是遇到了困难。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司法上，15年来同性恋的合法存在深深影响了他们。医生，精神病专家和法官们已经习惯了同性恋的合法。甚至有些人拒绝相信这样一部法律会通过。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同情同性恋者。
基里连科，时任司法委员会的人民检察长，在1936年时感到了“解释新法真正本质的必要性”，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他提出，同性恋是阶级敌人和罪犯。在提到革命后对同性恋的去罪化时，他解释道，当时立法机关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将同性恋认定为疾病而不是罪行。
值得引用一段他的演讲，让我们一窥官僚阶层的恐同到了多么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我们这种由工人决定正常性关系的环境中，工人们依照健康的原则建立起他们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这种小绅士。否则谁将在国家事务中主导我们？工人吗？不！是那些去阶级化的乌合之众。[大厅里响起欢快的呼声，笑声]去阶级化的乌合之众，既是社会渣滓，也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掌声]他们不知道该转向哪条路，[笑声]所以他们转向......恋童癖。”（引自《革命苏俄的同志情欲》，作者丹·希利，Dan Healy）
通过这场演讲，基里连科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所有同性恋都是罪犯。在大清洗和审判作秀的年代里，对同性恋者的镇压是严酷的，也被用来打击政敌。当根除所有潜在异见者的任务确立后，这条法律以入狱、劳改营、酷刑、招供和处决的方式，持续作用着，虽然它看上去没有那么激烈了。
重新刑罪化同性关系并没有雅戈达希望地那么容易。//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但是，斯大林会发现，同性恋者是除不尽的。随后对同性恋者的一系列审判揭示了这一时期，一种同性恋亚文化的持续存在，男同性恋们有固定的聚会场所，光顾频繁。尽管持偏见的官僚队伍一直在利用法律打击同性恋，在另一项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性间的性行为仍然是出于纯粹的情感、爱与，关怀。法官们无法理解这一自然人性，而将其解释为某一方偏“女性化”，另一方偏“男性化”的病态人格。
被斯大林官僚迫害的同性恋者。//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去斯大林化”和同志族群的困境
对同性恋者的镇压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后，上千同性恋者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和古拉格。当斯大林去世时，他们同两百万人民一起关押在劳改营中。斯大林死后，苏联当局希望减少古拉格中的人数，对大部分在押者进行赦免，这其中不包括同性恋人群，因为他们仍被视为罪犯。
事实上，尽管苏联当局修正了一些斯大林恐怖中最恶劣的一面，对同性关系的镇压反而增强了。矛盾的是，男女区隔的监狱和劳改营中，同性恋爱不减反增。看来，苏联当局不愿意释放这些古拉格囚犯的一个原因是，害怕他们将“腐败的”同性恋影响传播给社会大众！
女同性恋的命运并没有多好，只有更糟。许多女同志被当做政治犯来对待，被宣称患有精神疾病，并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即强制服药。
同性恋最终除罪化在1993年4月，1996年的新刑法草案确认了这一点。当时的背景是新政权希望打破旧有斯大林体制，官僚集团开始拥抱资本主义，摒弃计划经济。虽然同性关系在形式上合法了，现实生活中的同志们却在当代俄罗斯步履维艰。大众始终相信着，同性恋是俄罗斯社会中的外来生物，男女同性恋距离布尔什维克们在十月革命后达成的自由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斯大林的遗产依然是造成现今俄罗斯LGBT族群骇人听闻处境的一个因素。
上千名同性恋者在古拉格内劳改到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苏维埃法律刑罪化同志的59年里，究竟有多少同性恋者遭受了审判和监禁的屈辱？计算这一数量十分困难，有人声称，最多有25万男同志被判决有罪，但更晚近的统计显示，真实数据大概在6千人左右。1960-1970年代，被判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数量反而增长了，在1977-78年达到顶峰，这两年里各有超过1300名男同志遭到判刑。
其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
早在1933-34年，如我们所见，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度站在同志解放的立场上。苏联之外第二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就曾是如此。在苏联重新将同性恋入罪后，这一情况急转直下。
无需惊讶，因为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已不像前四届世界大会时那样有生机，且具革命性的了。阅读前四次大会的演讲、决议和声明，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辩论，来自不同国家代表间的异议观点互相交锋，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方式是辩论与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各国委员们。
随着苏联内部官僚主义的兴起这一切都改变了，斯大林的处事方式是背着人民群众，由几个权力中心私下协商，他的特色是诽谤和谣言，比起政治辩论，他更擅长组织猎巫，斯大林的崛起同样也是小官僚集团和保守观点的崛起。
在第三国际不断扩张的恐同情结下，以及随后东欧国家纷纷效仿苏联的官僚化模式，一种敌视同志的环境渐渐成型，同性恋被大多共产党官方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腐化行为。这对LGBT反抗压迫的斗争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并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LGBT运动成果。
波兰是唯一例外，1932年的波兰旧刑法已将基于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除罪化，并延续到二战后的斯大林体制中。但是在东欧阵营的其它国家中，同性恋被视作犯罪行为。很多年后一些国家才开始解禁这一条，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于1962年将同性性行为除罪，保加利亚和东德于1968年，除了罗马尼亚直到1996年才作出这一举动，在斯大林体制解体数年后。罗马尼亚的反同法律尤为严苛，最高达10年监禁。
在南斯拉夫共和国，这里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每一个加盟邦有立法自治权。克罗地亚，黑山和斯洛文尼亚在1977年实行同性恋除罪化，而其它邦直到南斯拉夫解体后才实现。阿尔巴尼亚，这个极端独裁政体，1977年将同性恋部分除罪，完全除罪直到1995年才实现，在霍查去世、斯大林体制崩溃的几年后。
古巴在卡斯特罗上台后，同样也在苏联的影响下将同性性行为入罪。古巴革命后的短暂时期，许多同性倾向的杰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对新政权抱有同情，期许它能实现社会公正，解放同志族群。但几年后这些都改变了，官方大力打击同性性行为，许多同性恋者遭到监禁。至1970年代中期开始有些许宽容，1979年同性性行为成为合法。
古巴政府也同样打压同志人士，但当局后来对此的态度有显著好转。//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毛主义政权下的中国格外有趣，因为中国历史上在早期文明时代，已形成接纳同性恋的传统，没人可以说同性恋在中国社会毫无立足之地。直到晚近时期这一情况才被改变。1949年革命之后，中国也盛行着与苏联一样的恐同氛围。毛主义中国接受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将同性恋逮捕投入监牢。在1960年代文革期间，同性恋者被公开羞辱，判以长期刑狱。这一情况持续于毛统治的整个时期，1997年同性性行为才去罪化，在毛泽东去世20多年后。直到2001年同性恋一直被视为精神疾病，官方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仍然是“不正常”。
越南十分特殊，没有记录显示同性性行为被入罪，这不代表官方对同志态度友好。同性恋常被塑造为社会恶魔，曾有人提倡将同性性行为入罪，但没有付出实践。
今天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必须给出回答
如我们所见，大部分斯大林体制国家在二战后将同性恋入罪，或在新刑法中继承了反同的旧条令，其中大部分又在1960至1980年代逐渐去罪化，与西方呈现同样的过程。人们可以断言，他们与英国或美国并没差，但这样的评价误解了一个关键点。
在1922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时期，苏联尚且还是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堕落尚处在萌芽时期，在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下同志得到了除罪，将苏联置于国际先锋之位，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整整15年同志族群免于法律干涉，男女同性恋者未曾遭受逮捕与刑监。
毛泽东在中国禁止同性关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今天还有很多斯大林的信徒们，公开的强硬斯大林派奉其政权为圭臬。毛派视毛泽东为偶像，宣称斯大林是同路人，仅仅谴责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他们引用“持久战”等理论，奉行毛泽东的长征模式，试图运用到如今的现代城市化条件中。这种策略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过去它在拉丁美洲这样的高度城市化地区被付诸实践，导致了城市游击队等战争形态，完全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隔绝开来，并在群众阶级斗争中扮演着负面的角色。
同样的毛派话术，展望未来政体时，提出要“讨论自由，行动一致”，他们甚至宣称这来自毛泽东[3]!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的治下，宣称他们有讨论的自由，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他们还提出一个“作为先锋队的党”，其选出的代表是可以被人民撤换的，我不由得再问一次，这一基本的民主权利何时在斯大林的俄国和毛时代中国实现过？这一切不过是庞大官僚政权的自我辩解罢了。它拒绝承认历史事实，却没有妨碍某些斯大林派，尤其是晚近的毛派们，去沾身份政治的光，提倡些“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之类的理论。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他们对于自身的过去非常不诚实，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如果你是同性恋，更不要说跨性别了，你将遭受恐怖对待、被羞辱甚至牢狱之灾。
其他的前斯大林派人士已经放弃假装成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迈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抱那些分化受压迫群体的思想，而不是团结这些族群。讽刺的是，以前这些人可能为斯大林极权辩护，现在他们裹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臭皮囊，对过去的传统宁愿缄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