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報考廣雅
其實﹐只要是上學所需的費用﹐父親從來都是有求必應。事實上﹐我們家的經濟條件優裕﹐一角錢簡直不值一提。但他絕不想讓我養成亂花錢的習慣﹐從小就教我讀朱柏廬的<治家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唯艱’ ﹐跟‘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一樣﹐讀得滾瓜爛熟。我還是個小學生﹐他擔心我管不住自己。
1950年7月﹐我以優異成績從東堤中心小學畢業。父親自然很高興。他希望我考上一間比較好的中學。那時還沒有實行統一招生﹐各校單獨出題﹐從報名者中擇優錄取。最先考試的是最難考的廣雅中學。
關於這次考試的情況﹐我90年代初曾寫了一篇文章﹐題名<心祭>﹐刊登在<星島日報>上。以下是有關片段﹕
“廣雅中學是晚清名臣張之洞創辦的一所名校﹐考生趨之若騖﹐那一屆初一只招一百二十人﹐應考的卻有一千三﹑四百人。而我又剛得過一場副傷寒﹐精神尚未恢服﹐考取的機會甚微。父親卻認為試一試也不失為一種鍛煉﹐又說‘入場父子出師兵’ ﹐都一樣十分緊張﹐所以親自陪著我‘上陣’ 。
從我們家去廣雅要坐公共汽車穿過半個廣州城﹐下車後還要步行一段坎坷不平的泥土路。我那時還未滿十一歲﹐本來就瘦小的身體再經一場大病的折磨﹐更加孱弱不堪。父親牽著我的手踏上那段土路﹐我步履盤跚﹐忽然鞋底踹到一塊卵石﹐身子一歪﹐險些摔倒在路旁的一個土坑裡。父親連忙拉住我﹐柔聲問我有沒有把腳扭傷﹐我搖了搖頭﹐又走了兩步﹐他見我腳步虛浮﹐立刻彎下身子打算揹我。我卻生怕被其他考生見了訕笑﹐說甚麼也要自己走﹐還反過來埋怨說他揹我只會令我十分‘丟假’(丟人現眼) 。平素很嚴肅的父親聽了我的話並沒有生氣﹐反而笑瞇瞇地說古時有個皇帝為了逗小兒子高興﹐趴在地上讓兒子把自己當牛騎哩﹐我揹你又有甚麼。這是我頭一次聽到‘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典故﹐但我那時卻完全不領父親這個情。
到了廣雅中學時間還早﹐我拿出課本想再溫習一下﹐父親卻替我合上書﹐領著我在古木參天的優美校園裡漫步。就在那次他向我講起他當年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情景。”
他回顧自己的經歷﹐啟發我以平常心看待這次考試﹐盡量放鬆﹐從容應試。
“在隨後的考試中﹐雖然面對數量較多難度很高的考題﹐但我並沒有氣餒﹐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滑牛飯
這天的午飯是在附近的一間飯館吃的﹐在此之前我從沒有上過飯館﹐因此覺得很新鮮。記得我叫了一碟滑牛飯﹐因為許多考生和他們的家長都在這裡用飯﹐等了許久侍應都沒把飯送來﹐一再催促也沒用。父親本來也是斯斯文文地坐著等候﹐後來發現人家都是自己往廚房那邊守著﹐廚師一做好一批飯菜(差不多全是碟頭飯) ﹐便即時迎上去取﹐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原先叫的款色。拿到甚麼是甚麼。父親瞥了一眼廚房外那紛亂的人龍﹐說了句﹕現在只有落手落腳才有飯吃﹗話畢他便離座加入那條人龍。不知道為甚麼﹐我覺得父親那身淺灰色薯涼布的唐裝衫褲很惹眼﹐我猜想﹐在廣州當了十多年律師的他﹐也一定是頭一回到這樣低檔的飯館光顧﹐而且要自己‘落手落腳’ 。
父親終於端著飯回來了﹐是一碟熱氣騰騰的滑牛飯﹐碧綠的絲瓜拌著醬色的牛肉片﹐堆在白米飯上頭。周圍一圈咖啡色的‘芡’ ﹐冒著陣陣的香味。早已飢腸轆轆的我簡直饞涎欲滴﹐恨不得一口把這誘人的飯菜全吞進肚裡。可是﹐飯只有一碟﹐我和父親卻是兩個人﹐肯定不夠吃。我這麼想著的時候﹐父親以經把一雙筷子和一只匙羹塞到我手裡﹐說了聲﹕你先吃﹐我去看看有沒有湯﹗說完﹐﹐隨即轉身又向那人龍走去。
我等了一會﹐不見父親回來﹐肚子咕咕直叫喚﹐禁不住夾起一塊牛肉片吃了﹐只感到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香的肉菜﹐連平素不愛吃的絲瓜也變得格外可口。接著又夾了一塊肉片。。。不知不覺之間竟把那碟滑牛飯掃蕩得一乾二淨﹐這才發現身旁立著個穿灰色薯涼布衣服的身影﹐原來是父親不知甚麼時候站在那裡。他兩手空空﹐滿臉汗珠不停地沁出﹐但雙眼卻流露出欣慰的神色。”入讀培正
美味的滑牛飯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但那次考試的結果並不美好﹐我落選了。
首戰失利﹐我重整旗鼓﹐投入再戰﹐考的是新成立的市二中﹐比省立的廣雅﹑中大附中和執信(後者只收女生) 低一檔。試畢﹐自我感覺良好。
不料﹐一早就去看榜的父親﹐回來後一言不發﹐神色黯淡﹐頗顯失望。有頃﹐自言自語道﹕‘怎麼會這樣﹖’我沒吭聲就跑出去了。放榜處在西湖路﹐離我家只兩個路口﹐幾分鐘便跑到。牆上張貼了十多張紙﹐八開大小﹐密密麻麻的印滿名字。我擠到跟前﹐目光從每排左邊姓氏挨個往下掃﹐發現‘張’字再往右看是甚麼名。如此搜索了兩遍﹐沒有﹗心裡不信。試著倒過來﹐先掃最末的‘覺’ 字﹐再往左看前面有‘成’ 沒有。好﹗這回有了﹐發現‘成覺’ ﹐不過姓‘振’ 。我孤陋寡聞﹐似未見過有姓‘振’ 的﹐心想可能是刻鋼板油印的人大意﹐把‘張’ 字寫錯了。回家一說﹐父親認為有很大可能。複試那天﹐拿著貼有照片的准考證﹐向工作人員查詢﹐果然是錯把‘張’ 刻成‘振’。 最後公佈錄取名單﹐這回我的姓名正確無誤。
對此﹐父親自然面露喜色。但他讓我另外再報考培正中學﹐並在我考取後迅即表示﹐以讀培正為好。因為培正建校已逾六十年﹐師資﹑設備均勝於剛成立的市二中。
位於東山的培正離我家頗遠﹐雖有兩路公共汽車可達﹐車站就在附近﹐但即使買月票也需兩元。中午上飯館﹐最便宜的碟頭飯要一角五分﹐每月至少三元六角。至於學費﹑雜費﹐每學期不下十二元。書簿費還沒算在內。而那時一個小學教師月薪僅30餘元。
但父親並不在意這些支出。於是﹐我成為紅藍培正的一員。觀點分歧
在我升上中學的同時﹐三哥也考上北大。大姐則入讀燕京大學。此前﹐大哥已於49年12月自港乘船﹐赴東北工作﹐二姐參加了徵糧隊。二哥仍在公安部隊。儘管改朝換代﹐我們六人尚未受衝擊。不過﹐兄姐們的觀點已見分歧。
三哥是離職報考大學的。這不是因為他對任職的機構有什麼意見﹐而是他的性格不適合當幹部。某個星期天﹐除大哥外我們五兄弟姐妹齊集家中﹐在後進樓上閑談。那時大姐已有個男朋友傑﹐是廣州某著名餅家東主的公子﹐很有教養﹐談吐文雅。他說﹐日前有幾名蘇聯空軍﹐在西關與市民發生糾紛﹐當局偏袒他們﹐市民甚為憤慨。二哥認為﹐可能有人從中挑撥﹐未必是蘇軍之過。大姐雖未反駁﹐但流露出不以為然的神色。三哥則談到同事中﹐某些黨員表現得高人一等﹐自以為是﹐令人反感。二哥不同意他這種說法﹐要他放下偏見。二姐支持二哥的看法。他們唇槍舌劍﹐直到吃飯時仍未止息。我自然無從判斷他們之間的是非曲直﹐但我感到三哥不適宜在政府機關任職﹐因為他還像在學校時那樣﹐容易與現存秩序或權威產生摩擦。果然﹐他考入北大醫學院。醫生以往被稱為自由職業者﹐較適合他不喜歡受束縛的個性。
大姐和傑原來都在嶺南大學﹐他們倆之所以要離開廣州﹐北上繼續學業﹐是因為嚮往北京那幾所名牌大學。結果大姐考入燕京﹐傑上清華﹐都唸經濟系﹐不同年級﹐大姐低一級。
雖然大姐﹑三哥都到北京上大學﹐但家裡負擔還不算太重。蓋當時北大免學費﹐後來連伙食費也全免﹐由國家包起來。燕京是教會大學﹐屬私立﹐要收學費﹐不過並不貴。52年當局取消教會大學﹐燕京經濟系併入中央財經幹部學校﹐大姐隨之轉入該校﹐並享受公費待遇至畢業。
至於大哥﹐則於廣州易幟後不久﹐收到父親托人捎去的幾百港元﹐以之作為路費﹐購買船票前往東北參加工作。他之北上﹐一方面為擺脫國民黨特工監視﹐再則因東北重工業基礎雄厚﹐有用武之地。困居羲皇臺經年﹐此行自有‘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之感﹐這從他在船上的留影可以看出。為他拍照的友人毛君技藝頗精﹐他們倆都是攝影的‘發燒友’ 。而此次照相﹐又使大哥交了一位新朋友﹐兩人其後竟成莫逆﹐亦可謂有緣。
對於大哥這樣的技術人員﹐當局自然是需要的。所以他抵達遼寧省會沈陽後﹐迅即被安排至橡膠廠工作﹐待遇也不差。大哥受到禮遇﹐又得展所長﹐心情舒暢﹐敬業樂業﹐獲得上下好評。他的事業開始是很不錯的。
二姐投身‘革命’ ﹐開頭也比較順利。她本來已是高中畢業班學生﹐成績優異。但中共軍隊入城後﹐她即棄學參加新政權工作﹐當時國共之戰尚未結束﹐‘支援前線’ ﹑供應軍糧任務繁重﹐當局派出不少徵糧隊﹐到各地征集糧食。她即為其中一員。完成任務後﹐轉到水利部門人事科﹐並加入了青年團﹐可見受信任。
不言而喻﹐二哥﹑二姐的政治觀點﹐在我入讀培正後繼續產生影響。紅藍健兒
培正中學跟培英﹑培道等校一樣﹐是由兩位美國基督教教友創辦的私立中學。並且與同源的嶺南大學相仿﹐於運動服上鑲彩色長條﹐彼此以資區別。嶺南是紅灰兩色﹐培英是白綠﹐培正為紅藍。我註冊入學時獲告知﹕要製備白色運動褲兩條﹐長﹑短各一﹐褲外側鑲紅藍色長條﹐上體育課時穿上。如此規定﹐為他校所無。而其師資力量之雄厚更屬罕見。
以中學數學教師為例﹐時廣州有所謂‘四大天王’ ﹐據說兩個(一說三個) 在培正。體育有孫紫萍老師﹐後為田徑國家裁判﹔譚榮緒老師﹐後為體操國家裁判。音樂有何安東老師﹐省港澳知名作曲家及小提琴教師。其他各科任課老師俱為大學畢業﹑經驗豐富的專才。而試驗室設備之完善﹐田徑場與足球場之規范﹐籃球場﹑排球場之多﹐亦為他校所難及。再如校園之寬敞美麗﹐校舍之宏偉壯觀﹐均無不令人讚嘆。
我所就讀的初一共五個班﹐大多為寄宿生(另收宿費﹐宿舍條件頗佳) ﹐走讀生寥寥可數。我們上課所在稱白教室﹐是一棟新建的獨立樓房﹐兩層磚木結構﹐比起其他年級所處的教學樓遜色﹐後者稱‘XX堂’ ﹐如美洲堂之類﹐均為西方建築風格。但白教室按市內學校的標準已屬一流﹐起碼周圍環境清靜﹐採光通風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