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
第六章 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
二、中国政府对网路的严密控制
三、专制高压下的“心理长城”：中国网路的高度“自律”
四、中共政府的国家“黑客(hiker)行为”
五、通过网路监控抓捕“异议人士”
第七章 “老大哥”在看着你
一、“老大哥”监控着每一个他想监视的人
二、与跨国公司建立不光彩的技术合作
三、庞大的现代科技监控体系：“金盾工程”
四、一份说谎的网路调查报告
五、宽严之间见章程
结语：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
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二、墨写的谎言涂饰着中国
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说明】
【注释】
【编者说明】本报告是作者受“中国人权”委托完成的研究报告，版权归“中国人权”所有。本刊获“中国人权”许可，自2004年秋季号（总第86期）开始将该报告分成4部分连载，至这一期（2005年夏季号）全文刊完。 2005年2月24日，在各国知识界声誉着著的美国《纽约书评》双周刊刊登了介绍这个研究报告的书评“China: Wipping Out the Truth”，书评的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E. P. Link（林培瑞）。
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国际社会与中国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曾充满希望地相信：互联网的普及将打破中国政府的新闻封锁，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然而事实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个神话，中国的专制政治将网路业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变成了科技史上最具政治讽刺意义的事。中国网路业的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但中国政府控制网路的技术进步得更为迅速。在欧美国家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合作下，从最初设立“防火墙（firewall）”开始，到筹建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以及组建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警察(cyber police)队伍，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网路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他们更精致地维护专制统治。曾经参与其事的一些专家预测：到2008年中国将成为一个监控系统无所不至、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
中国大陆于1994年3月20日被正式接入Internet，于1995年5月向社会开放网路并提供服务。数年来，Internet在中国快速持续地发展，并且开始在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显现其巨大的效应。据CNNIC的调查，截至2004年12月底，内地上网用户总数为9,40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4,160万台；在中国（CN）名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分别达到43万和66.9万；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数达到74,429M，IP地址总数5994.5万个[1]。仅从数量上看，在Internet的起步阶段，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的进展并驾齐驱。这一点曾让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感到非常骄傲：与世界其它各国比较，中国进入原子能时代与电子时代迟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路时代却几乎与美国、欧洲同步[2]。
据分析，中国的网路用户有几个特点：首先，网路用户的绝对数很高，但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很低。中国的9,400万网路用户仅占13亿人口的7.23％左右，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大，就是与港澳台地区相比也相差很远。据香港、澳门的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香港地区的网路用户数为330万，占总人口的51％，澳门地区的网路用户为20.1万，占总人口的46％。台湾Internet用户2004年末已经超过1,300万，占人口的比例高达56.52％[3]。其次，在中国，网路发展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里用户多，经济落后地区的用户少。这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同样体现在信息传播乃至于政治发展上。再次，由于中国是一个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新闻从业者受到各种约束，新闻的消息来源单一。除了少数强势的ICP与ICTP外，众多提供网路新闻的网站，包括门户网站，缺乏足够的内容支持。大量的抄袭、转载和空发议论，形成了网路信息千人一面的景观。第四，网路用户年龄结构偏低，大多是35岁以下的人。
这几点成为制约中国网路新闻发展的主要因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占总人口20％的传播规模，一种媒体才可能被称为大众媒体。在中国，互联网要达到占总人口20％的传播量，就需要有2.6亿网路用户总数[4]。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这两方面来看，这不是一个近期内可以达到的目标。
中国的网路用户年龄偏低影响着用户群的偏好。由于中国政府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战略，这种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价值取向，35岁以下的人群是198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严重扭曲了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认识。这一代人对新闻类别的需求与上一代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35岁以下人群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娱乐、体育等内容上。甚至有些年青人写文章认为，“美国是个科技强国，掌握了几个主要门户网站，正在通过网路实施它的霸权主义主张”，持这类看法的年青人不在少数[5]。
目前中国的网路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之后的调整期，许多网站的经营难以为继，中小网站纷纷关门，只有少数实力强大一点的网站仍然能够挺下去。而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网路新闻和网路言论的举措，对网路业的过度竞争更是雪上加霜。在中国政府看来，控制网路与政权的安全生死攸关；如果经济发展因控制网路而受影响，这并不威胁政权的安全；如果共产党失去了政权，发展中国的经济对共产党来说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
网路传播信息快捷方便，构成了对中国当局的严峻挑战。但中国政府只是在网路发展的最初两年内有些不知所措，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找到应付的办法。近几年中国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利用外国公司的帮助获得了现代科技手段，建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网路管制监控体系。管理这个系统的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部门。使用“秘密警察”系统控制言论，使得中国的网路控制具有浓厚的政治恐怖和政治暴力特点。
由于政府的宣传部门没有足够的懂得现代科技的人力，控制网路的工作主要由国家安全部门主管。为此国家安全部及各省市的国家安全局更新了工作人员。1998年国家安全部门开始实行提前退休制度，规定男55岁、女50岁可以提前退休。为鼓励这种退休，特别规定所有人员退休之前可以晋升一级工资，并按全额工资领取退休金[6]。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吸收了大批大学生和研究生，让他们充当网路警察。这些网警大都毕业于各高校的计算机系，对电脑以及网路相当精通。网警的主要任务就是监控网路，他们不停地搜索各网站和网站内的各节点（特别是各网站的论坛页面），一旦发现有政府痛恨的内容，包括各种可能的“机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以及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等内容，便采取措施──封闭该论坛或网站。
网警封闭网站时会根据网站所在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中国国内的网站，他们会按照网站所属（单位或个人）区别处理，同时辨别发布者（单位或个人）及发布场地（网站、网页或论坛上贴贴子）。若是在国内的网站上出现了上述内容，网警会很快查明网站所在地及其所有者，然后通过电子邮箱发出秘密通信，警告网站管理者注意，让网站管理者查明消息来源；如果警告未起作用，则通知网站所在地的公安局，由警察出面威胁信息发布人，或直接用技术手段封闭该网站的电脑主机。若上述内容出现在国外网站上，中国的网警无法封闭其主机，一般会封闭国内通往该国外网站的通道，关掉其网站指向，或是在国内对该网站的相关网页加以改制，实现部份屏蔽。
除了在互联网上监视控制信息和言论外，中国政府还试图从网站的注册登记这一环节入手实施全面管制。从1996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开始[7]，中国政府在网路控制方面绞尽脑汁，屡屡修改相关法规，力图控制互联网这匹刚出现的“野马”。
当局起初采取的方法是控制域名。1997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达了《利用国际互联网路开展对外新闻宣传的注意事项》（国新办发文[1997]1号）。该文件指出：“各新闻宣传单位利用国际互联网路发布对外新闻宣传的内容，需在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统一入网，不得自行通过其他途径入网，更不得自行在国外入网”。此后由于互联网发展得太快，这一规定被迫修改。2000年初夏，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专门针对网路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互联网负面影响”的评论员文章，称“早已筹划的多项法规政策连续出台，刮起了互联网上的暴风骤雨”。2000年11月27日，《检察日报》“正义网”（最高检察院主办）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网路媒体已对中国传统的媒体管理体制造成严峻的挑战。由于网路媒体对国家和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应加快研究对策，制定法律，抢占网路管理上的‘制高点’”。
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8]，定于2002年8月开始实施。这一规定的主要限制对象是政治取向的网站。其主要条款如下：（1）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必须经过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出版活动。（2）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除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以外，还应有确定的出版范围，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章程，有必要的编辑出版机构和专业人员，以及有适应出版业务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场所（笔者注：这一条使得个人网站事实上很难成立）。（3）互联网出版机构出版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依照重大选题备案的规定，履行备案手续。（4）网路禁止刊载宣扬邪教（指法轮功）、迷信、反对中共宪法、危害统一、有关国家秘密或安全等内容。（5）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6）具体规定了互联网出版的禁载内容。（7）互联网出版机构实行编辑责任制度，必须有专门的编辑人员对出版内容进行审查，以保障互联网出版内容的合法性。
该《规定》还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的行为制定了详细的罚则。此外，对违反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以及处相应罚款等。该规定指出：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者应在规定施行之日起60日内，依据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种控制达到了目的：在新闻传播方面，中国的Internet事实上不再是“国际互联网”，而只是一个“国内互联网(domestic
net)”；同时，网路用户的言论和通信随时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和威胁，并无自由可言。如果中国的网路用户以为用网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说话而不用担心网警的监管，这是对互联网管制的误解，中国已经开始运作的“金盾工程”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追踪上网发贴者的IP，并了解其真实身份。
但中国政府显然不以此为满足，到了2005年，官方在网络上设置“舆论引导员”的举措，由于一个地方政府不经意而走光[9]。
“自律”这个词是香港媒体“九七回归”以后贡献给中国的新词汇，其含义就是自我约束、自我检查，不要发表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任何言论。因该词比较“含蓄”，从此成为中国大陆的官方用语，并成为新闻从业者的常用词汇。中国媒体早在毛泽东式政治高压下就已习惯了在束缚中过日子，让它们恢复“自律”，并不需要政府费太多工夫。在专制高压下，中国的网站被迫筑起一道“心理长城“，实行“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包含下列内容：
1. 常规管理
浏览中国的任何网站，都会在网站首页发现内容如出一辙的“删文与封禁规定”，它规定不得在网站上发表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的内容。这里列举著名的北京大学所属电脑公司的网站“北大三角地”，该网站首页赫然登着《新的删文和封禁规定》，全文如下：
“以往发过多次管理规定，很多人从来不看，而一旦被删被封，就在版面上声讨站务。现重申本站删文与封禁规定，今后基于本规定进行的操作不再说明。……
第二条：删除作者、砍帐号、封IP地址。
只要帖子中出现一次如下内容，即同时执行上述三种处罚： 1. 邪教法轮功；2. 攻击国家领导人；3. 大量转贴境外反华媒体新闻；4. 散布谣言；煽动闹事
第三条：几点说明 1. 新用户在注册、发文以前，请先阅读三角地BBS站规。若您觉得只有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帖子可以发，或者三角地BBS让您失望，欢迎另觅高枝。 2. 本站不是北京大学的官方站点，任何文章都不代表北京大学立场。事实上，本站访问者非北大人超过95％。所以，任何褒扬或批评，鲜花或污水，都应归本站所得，而与北大无关。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本站有配合相关机构进行深入调查的权利和义务。 4. 本站若认为必要，可以直接关闭北大论坛，甚至关闭三角地BBS，而无须事先通知。”[10]
上述站规几乎在中国任何网站的首页上都可以见到。在一些知识分子比较喜欢的网站，如“世纪沙龙”、“天涯之声”、“故乡”等等，都有此类规定。
2. 临时性的“应急”管理
每逢“重大政治事件”，比如中共“十六大”之类，中国政府就处于风声鹤唳的紧张敏感状态，在这种时期对网站的管理非常严格。据有心人一一记载，中共“十六大”开会期间，自2002年11月8日起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如下几种声明：
“网易十六大期间论坛管理公告：十六大期间，为加强论坛管理工作，决定：（1）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9点关闭发贴功能。（2）周末关闭发贴功能。”
“21世纪精彩论坛公告：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请大家注意不要发布非法言论！严禁发表涉及反动或敏感内容及话题。否则将一律封ID，并视情况交由公安机关处理！请大家配合！”
“LYCOS主页服务系统通知：为配合政府机构对有害互联网资讯的安全整治工作，LYCOS主页服务准备对免费空间进行有害内容清理，整个清理时间为11月7月至11月18日期间将造成所有免费网站访问、上传暂停。”
“北大论坛公告：系统维护中，暂停发文！”
这些公告不约而同地传播了一个相同的信息：在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时期，中国的网站会主动配合政府加强网路上的言论管制。这种情况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六四”前后一、两个月内都会出现，至今仍未改变。
3. 外国门户网站的“入乡随俗”：对强权的服从
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一些外国设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也实行“自律”。对此德国的《南德意志报》有如下报导：“在与中国政府合作方面，YAHOO可算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cth）指责美国雅虎互联网公司与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达成协议，协助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网页进行检查。据说，雅虎同意，在向中国播发的网页上，不刊登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世界人权观察’说，雅虎此举背离了信息自由的原则。……如果世界闻名的互联网雅虎网站确实承诺在中国进行自我检查的话，那么这无疑是一大丑闻。一个互联网网站因为外国媒体的内容不为中国领导人接受，就不把这些内容收入自己的版面，那就等于屈服于侵犯人权的势力。[11]”
在中国，互联网早已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了。Ethan Gutmann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揭露中国政府是如何实行网路管制的：
比如，Yahoo在中国所有的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即检查员队伍的负责人，他们随时删除“政治上不正确”的评论，还采用各种其他方式阻止自由讨论。如果在网上讨论中某人敲入“在中国，我们应该有全国性的多党竞选！！”没人会回复这一评论。为什么呢？这句话被Yahoo的“大妈”拦截了，“大妈”会阻止它的传输，然后极其谨慎地发出一封“友好”的电子邮件，建议你“冷却”你的言辞──一种E时代的尊重自尊的审查制度。
在中国的Yahoo中查寻词组“台湾独立”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这个Yahoo 禁止对一些关键字的查询，例如“法轮功”和“中国民主”。更有趣的是，如果在中国的Yahoo搜索“大参考”（一个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设在美国的网站）的网址，你得到的唯一结果是链接上一个中国政府批判“大参考”的站点。Yahoo怎么会制定这些政策呢？曾在中国Yahoo工作的一位人士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项预警措施。国家信息部负责监管和落实，我们服从。这种游戏将确保他们不抱怨。”出于同样的逻辑，当Yahoo拒绝美国之音（VOA）购买广告空间的要求时，中国Yahoo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是“帮助”互联网在中国“顺畅地工作”。这位前Yahoo代表这样为这种审查制度辩护：“我们不是内容生产者，而是一个媒介，一个有选择性的媒介。”毫无疑问，中国Yahoo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中国政府正利用它从事反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政治运动。Yahoo在中国对客户的最大承诺本来应该是提供自由的互联网服务，Yahoo的代表为自己辩解说：“你得调整。限制如潮水一样，这只是个临时问题。这是正常的。”[12]
“记者无疆界”组织发现，对互联网制定了限制性规定的国家有45个。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外衣下，这些国家网站上的一些内容被删除、网页被封闭、网吧(Internet Cafe)被取缔。不过，像中国的“雅虎”这样作出自我保证，则意味着一种更严厉更广泛的网路管制。自我检查是向非正义的作为屈膝投降，向着扼杀互联网信息自由又迈进了一步[13]。2004年下半年，有名的搜索引擎公司Google为了获得在中国的业务，专门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做了一个“新的Google新闻中国版”，声称决不采用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源[14]。
4．网路服务业的中国特色：《自律公约》
在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网站的“自律”不断加强。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签署了一项旨在打击“网上犯罪”、防止“有害信息”和“不健康竞争”传播的《自律公约》。中国官方新华社报导说，政府还准备禁止网路服务提供商传播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或“违反法律的材料”。这些报导引述“中国互联网协会”负责人的话说，从2002年3月16日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服务业执行这个《自律公约》，中国各地的主要网路提供商都已经签了字；仅仅在天津市一地，就有22家网路提供商签字加入了这个《自律公约》，贵州、福建、辽宁和湖北等地的主要网路服务提供商也加入了《自律公约》。
2003年6月，北京的一个网吧发生了火灾，中国政府趁机以保障用户安全为名，取缔了许多网吧，并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上信息的监控[15]。2003年，中国政府宣布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家规模较大的文化和电信企业筹建全国性连锁经营网吧，同时规定每个省选择1到3家具有这方面实力的文化和电信企业，实行本省连锁，这样就能用不到100家的连锁网吧把全国11万多家网吧组织起来，实行“规范化”经营[16]。官方说的所谓“规范化”经营其实只是个借口，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控制网路自由。
许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为何会乖乖地“自我约束”，也不理解香港媒体自1997年以后经常使用的“自律”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样的反应是中共多年发动清理“政治思想”的运动形成的条件反射。如果不是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然后再接触西方文化而有所反省的人士，几乎很难理解这种人的思想被逐渐“驯化”的过程。在中国，每当网页因出现一些政府忌讳的话题而被惩罚或被关闭，网站及网路用户所指责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那些发表了自由言论的人[17]。这当然是犬儒主义心态（cynicism)起作用，因为批评政府会遭到打击，而批评弱者永远是安全的。
这种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设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
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与国外的连接。初期中国政府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格限制国际性网路的连接。至今国际间与中国的5个主要网路系统之连接，仍然必须经过官方控制的代理服务器，过滤和监视网路通信是这种控制的主要目的。国际社会因此将中国政府为互联网设置的监视和过滤系统称为“巨大的防火墙”。
中国政府在门户网站设置网路过滤器，目的是过滤被视为“非法字符”的所谓“敏感”字词。在中国政府的“非法字符”清单上，有“民主”“人权”“自由”“64”、“大法”“弟子”（因为查禁含有“法轮大法”“大法弟子”的信息和通信，连带英文中与“法”的汉语拼音相同的“Fa”也被禁）。如果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与一些缺乏敬意的词组合在一起，也在被删禁之列。由于这种过滤越来越严，许多中国人都懂得，如果要顺利地发送电子邮件，凡与“敏感”字有关的字全得换成XX。例如，“自由落体”就变成了“XX落体”，“大法官”成了“XX官”，“少林弟子”成“少林XX”。英文的秋天Fall成XXll，1964年成19XX年。后来很多网友在互联网讨论中抱怨，怎么官方规定了这么多“非法字符”，网站的论坛管理员为了制止这种讨论，竟然将“非法字符”这四个字也列入“敏感”字清单上，用设定的软件程序过滤含有“非法字符”这4个字的网上通信，将这样的“非法”通信删除。
据一份西方的商业期刊《安防世界》估计，中国用于“互联网安全防卫”的费用近几年每年都有20％的增长──这里所谈的“互联网安全防卫”，只是中国政府实行网路控制的代名词而已，其目的是恐吓和有系统地监视本国人民，限制人权，阻止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据估计，中国在未来10年内会成为全球第二大安防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共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笔者注：该杂志原文如此）就是国际商界公共安全产品的最大客户，这个官方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统一管理指挥全国的保安系统，控制工人、农民的“动乱活动”以及监视政治异已分子与那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等[18]。
直到2001年，外国记者才明显注意到中国的网路管制。这一年的10月17日，各国在上海采访“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的记者们发现，他们无法从大会新闻中心的计算机上链接一些中国境外媒体的网页。一位“美国之音”的记者抱怨说，他在会议新闻中心连“美国之音”的主页都进不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方主办机构的发言人章启月（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宣布将召开一个关于互联网和区域新经济的记者招待会，就有记者请她解释为什么新闻中心要屏蔽一些网站？据BBC报导，记者们说，他们在新闻中心无法访问一些台湾媒体和外国媒体的主页，例如“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章启月先是回答说，“对此无法置评”；然后又说“也许互联网数据交换出了问题，我不知道”，引来记者们的一阵嘲笑声；最后章启月辩称，政府利用“防火墙”管制互联网是很正常的做法，她说，互联网有很多好处，但是也有不利的影响，因为担心民众思想会受自由传播的信息影响，中国大陆政府屏蔽了许多境外网站，并且对国内网页内容进行监控[19]。
2. 整肃国内网站
自从中国开始使用互联网以来，政府关闭网站之举从未停止过。2001年6月以后，中共以“庆祝建党80周年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为由，“整顿”网路媒体的活动进入了高潮。据新华社引述“国家经贸委员会”主任李荣融的话说，当局检查了4万5千家网吧，其中1万2千家网吧被暂停营业，3千多家网吧被永久关闭[20]。
这里只列举几个在中国被迫关闭的著名网站：
思想的境界：该网站由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一位青年教师李永刚创办，主要讨论学术思想与一些热门的学术话题，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该站于2000年10月14日宣布关闭。最耐人寻味的是李永刚发表的关闭网站声明。该声明称：“关站与政府或政治无关，事件的性质是个人关站而不是被封。迄今为止，从未有政府任何部门或有关人士要封杀本站，这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决定。”“部份海外网路媒体对这一私人事件进行了太多泛政治化的猜测和联想，部份中文论坛上流传的消息也是基本失实的。[21]”这些话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奇怪。事实上，李永刚受到了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极大的压力，他的网站先后被迫暂时封闭数次，引起了海外读者的注意，他们纷纷表示对李永刚的支持，海外媒体对此也有报导。结果，这些支持和报导恰好促使南京市国家安全局下决心彻底关闭这个网站，而且为了封堵国际舆论，还强迫李永刚发表有上述内容的声明。中国当局强制关闭受欢迎的学术网站之后，还要逼迫网站主持人谎称是他自己“愿意”关闭，以维护中国当局的“开明形像”，这种做法其实与政治流氓没有什么差别。
《南方周末》“周末论坛”：自2001年5月《南方周末》被当局整肃以来，该报所办的“周末论坛”出现了许多批评当局有关做法的言论，6月18日，该论坛突然被关闭。
索易网“热门话题”：该电子新闻杂志自1997年11月27日创刊，拥有23.5万电邮订户，颇受欢迎。在发行了800多期后，该刊于2001年6月18日宣布停刊。其编辑在接受读者查询时，暗示是受到了当局的压力[22]。在“为了明天会更好──写在索易‘热门话题’告别之时”这篇告别辞中，编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愤懑，他写道，该网站“诸多言谈，乃吐之而后快的在喉之鲠罢了”，“莺歌燕舞之侧，讲一点逆耳忠言，发一点无关痛痒的牢骚，还非得躲在这个角落，‘热门话题’到今天，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中国政府竟然连“大家躲在角落里发点无关痛痒的牢骚”都悬为厉禁，可见中国今天文网之周密。
被政府当局关闭的还有“天涯纵横”等许多网站。有些被关闭的网站发表了声明，但更多的却只能在被查封后保持沉默。发表声明的少数网站中，有人比较愤激，另外一些人则不得不说得十分含蓄，将关站解释成“个人意愿”。如果说传统纸质平面媒体遭受政治打击只有新闻从业人员才清楚，那么对互联网和网站的封锁则将中共政府严厉控制传媒的丑恶行径公开化了。
在中国互联网上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非常激烈，尽管当局不断封网，但还是有不少人陆续开办各种网站，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前景。有人曾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大陆曾出现过数十家传播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为主的网站，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秋风的“思想评论”、杨支柱的“学而思”、温克坚等人的“春蕾行动”、王怡等人的“宪政论衡”。2003年10月之前，政府关闭他们之后这些网站有时又找到机会重新开设，有的网站曾先后被关闭将近30次，如“民主与自由”网站就是如此。2003年10月以后这些网站几乎全部被当局永久性封闭，再也不可能重新开通。一些网站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主与自由”这家网站曾经有5名“论坛主持人”被捕，其中包括笔名为“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20岁的女学生刘荻；此外，还有一位被工作单位开除，另一位遭到公安局的搜查并被没收电脑等设备、资料，其他两位遭到警方传讯[23]。
2005年以前，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整顿主要针对思想文化类网站，各大学网站每次能侥幸逃生，其原因是中国政府还想对外装扮出“大学是民主思想的摇篮”的假相。但从2004年以来，大学网站就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第一个信号是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于去年9月13日被关闭，虽然有教授发起抗议，但这种抗议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2005年3月份，中国信息产业部颁布《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2005年3月20日起实行），按照这一“管理办法”，中国开始严格审查各大小网站，规定于4月15日前重新备案登记[24]。这次整顿的第一个“战果”就是将各大学的BBS关闭或变成禁止外部访问，一些学校要求本校学生以真实姓名和学号重新登记，否则不准在论坛上留言。就在禁令下达的3月份，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南京大学的“小百合”BBS、复旦大学“日月光华”BBS、南开大学“我爱南开”站、武汉大学“白云黄鹤”站等均进入只读状态，校内网路用户无法再登录留言板留言，校外IP亦被禁止登录。所有网站对封闭网站的理由陈述非常简单，如“水木清华”只提了一句，大意为“根据教育部的决议做出如此决定”，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封闭理由是“BBS本为学校内部交流所用平台，不对外开放”[25]。
中国政府这一举措使互联网最后一块尚未悬为厉禁的园地消失。近两年，随着“金盾工程”启动，中国的思想文化网站相继被关闭，只有少数大学网站的讨论区和留言板还有些许自由讨论的空间，从政治敏感问题到大众文化等方面的议论在这些网站上还能见到踪影，虽然旋贴旋删，但网路用户至少还可以与网警在此打游击，玩“猫鼠游戏”。过去几年来一些著名的维权案件，如孙志刚案件、宝马车撞人案件、成都3岁女孩李思怡之死，均是通过网路传递信息，才引起社会关注，迫使政府处理这些事件。如今这些场所一旦关闭，互联网时代为中国人开辟的言论空间将再一次被压缩。这次封闭大学网站BBS的主要目的是封堵网路用户表达意见的渠道，用前任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来说，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中”，这样做也有利于粉饰中国政府的国际形像，因为触犯言禁的人如果太多，则抓不胜抓，而且抓人太多也容易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不利于“党与国家的光辉形像”。
对网路用户来说，这次针对大学网站BBS采取的行动，其损失主要是失去了表达意见的渠道。在中国的网站中，只有BBS是网路用户可以发贴的论坛，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中国政府垄断了媒体，掌握了全部的宣传工具和阵地，成为一切信息的发布者与制造者，而民众只不过是政府公布信息的被动接受者。BBS的出现使任何人极易获得“发言场所”，网路用户可以在BBS上表达压抑已久的意见，实现自己的“社会参与意愿”，这是互联网带给中国最大的“好处”。现在，科技进步的这点“好处”终于还是被掌握了高科技的“手”基本上消除了。
3. 封锁国外网站
江泽民的儿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曾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中表示：“中国必须建设一个与国际互联网分离的国家网路”，这一梦想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据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Society）介绍，该中心研究人员曾测试从中国访问世界各国的204,012个网站的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这些网站中，至少有5万多个网站从中国的某一地点或某一时刻无法访问；然后他们再尝试从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地方访问这5万多个网站，仍然无法登入其中的18,931个网站。该所研究员本·埃德尔蒙(Ben Adelman)对“美国之音”（VOA）的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很可能因特网上有10分之一的内容目前或最近被中国当局滤除。但具体比例无法确定。”这份最新报告所研究的范围比以前许多类似的调查更为广泛。该报告说：“我们发现，除了明显的色情网站之外，中国确实还阻断相当多的网站内容。”“譬如，我们发现，成千上万个提供新闻、健康、教育以及娱乐消息的网站，以及台湾的3,284个网站，都遭到封锁。”
被封锁的网站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人权或中国异议人士的网站：例如“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以及数十个“法轮功”的网站。
新闻网站：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网完全无法登入；美国有线电视网路CNN和《时代》（Times)杂志有时无法登入；美国的公共广播系统(PBS)、《迈阿密前锋报》(The Miami Herald)以及《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y）的网站，也经常被阻断；被中国当局封锁的外国新闻网站还包括美国广播公司(ABC)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ALTA VISTA搜索引擎，以及美国一些大学的网站。
卫生健康类：包括“爱滋病护理基金会”(Aids Healthcare Foundation)和“互联网精神健康”(Internet Mental Health)等网站。 台湾和西藏的网站。
宗教网站：例如“无神论网路”(Atheist Network)和“天主教民权联盟”(Catholic Civil Rights League)，还有“亚裔美国人浸信教会”，“风水”等网站。
著名的Google搜索引擎排列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前100家新闻网站中，有42个网站被中国政府封锁。专家们还指出，中国当局的封锁名单不断更新，某些不常遭到封锁的网站，可能由于涉及敏感内容而遭短期封锁。
负责这项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局在过滤和封锁网站方面的技术明显比以前进步了，他们使用至少4种监测方法。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试图以控制互联网扩展的方式控制信息的流通，但这个政府同时又希望获取互联网流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当局积极拓展监控互联网的方法，包括鼓励国民多使用公共网吧而少用私人电话线路上网，以便控制网路用户浏览的网站[26]。
最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的是2002年8、9月间与2003年10月中国政府两度封锁网路搜索引擎Google事件。Google是两个美国学生创办的搜索引擎网站，有多种语言页面，包括简体中文，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中国大陆许多上网者也成为Google的用户。这类搜索引擎网站并非传播媒体，不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方面的立场观点，其业务仅仅是提供因特网上的信息搜索服务，是中国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借用的工具。中国民众使用外国的搜索引擎，是出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但由于Google的强大搜索功能可以为上网者提供海外因特网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好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上反动”的有害信息，故此Google也成为被封杀的对象。直到2004年Google承诺其面向中国用户的服务不再链接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源，Google才不再被中国当局封杀。
中国的“网易”(www.163.com)上出现过一篇未标明作者的文章，传递了一条信息，即提供中文信息检索的互联网服务商必须对信息过滤才可能通过中国官方的检查。现将这段话摘录如下：“使用Google搜索服务的中文Yahoo公司在其搜索页面中首次添加了一条免责声明，此声明是针对由提供商Google公司提供信息检索结果而制定的，可见中文Yahoo已经意识到，在国内继续经营相关服务，就必须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Yahoo中国这样做难道就可以逃脱相关的责任么？……不论是在中国，在国外有众多国家也对类似情况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监控。[27]”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阐释提供搜索引擎的商家应该“自律”，中国控制Google的行为不过是与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对不良信息进行严格的监管和监控而已。但事实上使用中国网路的人都知道，中国政府虽然将政治与色情并列为“检控对象”，其实只控制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信息，控制色情信息只是中国政府拉来作掩护的借口而已；当局将色情信息与政治信息放在一起查禁，还可以让民众因联想而产生对政治信息的不良印象。因此，Google这类网站因其强大的搜索功能，在中国这个对传媒严格控制的国度里，时常面临被封的命运[28]，在Google的Keywords、Cached、Spider等程序服务中，Google中文网站受到一套相当完善的技术限制[29]。
为了加强对上网人员的控制，中国政府实行在网吧上网用IC卡认证用户身份的制度。据报导，江西省最早实行这一制度，该省网吧的电脑都连着一个IC卡阅读器；当用户要上网时，需要把其IC卡插入，IC卡的信息送到省国安部门的电脑认证后，由国安部门控制的互联网网管为这个用户开通一个IP通道，用户才可以访问互联网。从2001年9月1日以后，江西省公安部门规定，全省网吧不准接待无“江西省网吧实名上网卡”的人员上网。通过这一手段，中国政府不仅可以监控上网人员的言论，而且可以随时识别网上发言者的真实身份[30]。到2003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基本上已经实行用身份证登记才能上网的制度，任何人只要在网吧一上网，网警就能够及时追踪监控上网者的所有信息，并对政府认定的任何所谓“违法行为”（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只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进行重罚。
这种处罚其实在建立上网登记制度之前就开始了，早在2001年1月，新华社就宣布，任何人士利用计算机网路或其它方法参与“间谍活动”，如“盗窃、揭露、购买或者公开国家机密”，都有可能被判死刑或是监禁10年至无期徒刑。
因在网路上发表言论或传送信息而受到迫害的人有下列人士： 1998年3月3日，软件企业家林海因“煽动他人颠覆国家”罪被判入狱两年。他的“罪行”是提供了3万个中国的电子邮件地址给《大参考》等海外异议人士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向这批电邮地址发送了一些新闻和异议人士的文章。林海于1999年9月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获得假释，他避免谈及他个人的处境，使人联想到当局提前释放他的条件是要他保持沉默。林海自称是“首名中国互联网路囚犯”。
2000年6月3日，四川省《天网》网站（www.6-4tianwang.com）的创办人黄琦被逮捕并被控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当局指控黄琦的“犯罪事实”是：《天网》有一个论坛，而网站服务器设置于美国；该网站上发表了一封“六四事件”中被杀害学生母亲的联名公开信，呼唤再次复兴1989年的民主运动。黄琦的电脑以及在他办公室和家中的所有文件均被没收。
2000年8月，警察查问了蒋世华，他是四川省的一名计算机教授。蒋世华被控“煽动他人颠覆政府罪”。他曾在位于南充市的网吧“硅谷网际网路咖啡”发表文章批评当局，并在一个互联网新闻组发表了支持民主的文章。
綦彦臣是网上刊物《参照》的编辑，2000年9月被控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与“在互联网上发布反政府消息”，被判入狱4年。公安局指控他用笔名在香港《开放》月刊和美国的《大参考》写文章。他曾出版了《中国的崩溃》一书的摘录，书中提倡政治改革。警察没收了他的计算机、传真机和笔记[31]。
2000年5月13日，中国政府命令《财经消息》网站关闭2个星期，并且命令网站负责人交罚金1万5千元人民币，因为该刊物曾发表一篇有关一名官员腐败的文章，于是被中国政府指为“散播损害政府形像的谣言”。
2000年8月3日，国家安全部官员将www.xinwenming.com切断并取缔，理由是该网站散播“反革命消息”并吸引了“大批中国异见社群”。警察对负责这个网站的5名异议人士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追捕他们。创建于2000年4月29日的www.xinwenming.com，是第一个公开呼吁“国家和谐和民主”的中国国内网站[32]。
2002年8月25日，中国的民间关心爱滋病团体“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协调人万延海因在网上发送了一份河南省卫生厅上报河南省委的题为“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的报告，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捕，拘捕时间长达27天[33]。
2002年以来，中国人对中共“十六大”充满幻想，希望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是加紧对互联网的管制，并通过网路监控技术抓捕更多的“异议人士”。其实，中国政府眼中的“异议人士”，未必真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其中许多人只不过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而已。
2002年11月7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一天），中国政府抓捕了一位网名叫做“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四年级学生刘荻，从而引发了一场网上签名声援刘荻的活动[34]。互联网网刊“民主与自由”的版主李毅斌，由于经常以“阳春”和“阳春白雪”的笔名发表各种探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文章，也于2002年11月中旬与刘荻同时被捕[35]，与他们同案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吴一然。据刘荻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刘荻可能因与一位来自东北、在网站上聊天认识的“工运人士”吃过饭，因此被警方抓走的。平时刘荻只是个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的年轻女孩而已，她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与人分享，并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北京警方拘留刘荻30天后，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式宣布将这名女大学生逮捕。在国际社会持续一年多的呼吁援救下，2003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二检察院正式通知刘荻、吴一然及李毅斌，根据刑事诉讼法142条第2款，因他们罪行轻微而不予起诉[36]。吴一然对此判决表示不服，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罪。
另外一些被捕者却没有刘荻幸运，四川达州市的李志因为在网上发表揭露官员腐败的文章而被达州市中级法院以“颠覆社会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37]。事实上，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根本就没有“颠覆社会罪”这条罪名。
在中国，即便是未成年人在网上发表言论，也未能逃脱网警的抓捕。2003年7月，河南一位15岁的王姓少年在网上发布帖子，列举了50条“某组织”或“某些人”的行为不如妓女。该帖子确实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中共的腐败统治发自内心的痛恨。他写道：“妓女凭信用赢得顾客，而不像有些人靠谎言维持权力；妓女的价目表是真的，而许多制定的法律是废纸；妓女不立牌坊为自己宣传，而不像有些人控制媒体是为自己抹粉；妓女多挣钱要靠取悦顾客，不像有些人掌大权靠欺压老百姓；妓女知道自己寿命有限，而有的组织觉得自己万岁万万岁；妓女允许别人反对她，而有的组织对反对者予以逮捕；妓女会自愿洗手从良，而有的组织却永远不会自己认错下台；妓女不敢代表他人利益，不像有些组织声称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妓女你不喜欢可以躲开，不像有些组织你不喜欢也躲不开；……”
该文贴到网站上后立即被网警删除，该少年很快被警察逮捕[38]。
这个名单正在延长。据“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的统计，截至2003年10月份，因为在网上写文章或传递信息而遭到拘留或关押的中国记者和异见人士至少有69人，他们大多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判刑。这些逮捕和重判的目的就是要阻吓其他在网上撰文的异见人士[39]。2004年又逮捕了赵岩、刘水等10余人，中国因此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写作者监狱”[40]。
只要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还存在下去，每一个爱好自由的中国人都可能会成为这个制度吞噬的对象。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说《1984》以苏联为蓝本，描写了一个遍布密探与监视系统的国家，该国家的所有人全处在“老大哥”（Big Brother）的监视下，这个“老大哥”无处不在，人们无论是在户外还是户内，是在工作还是休息，都无法逃脱其严密的监视。这个国家最可怕之处是动辄以“思想罪”为国民入罪，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遍布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生活在那个国家中，人们不仅没有言论自由，连自由思想都有可能成为迫害对象，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
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创建一个“老大哥”──“金盾工程”。
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中国，政府要对全社会实行无所不至的严密控制，依靠现有的技术远远不够，那么中国政府现在是依靠谁的帮助呢？答案只有一个，是西方国家一些著名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为了金钱的目的，积极帮助中国政府建设了一个罪恶的监控系统。
2003年9月3日，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播放了一条消息：“金盾工程”已经启动，政治局委员黄菊接见了该工程的负责人及主要科技专家。
中国官方将这个“金盾工程”解释为公安局系统使用的信息系统，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系统，以及这个系统的启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然而，早在两年前，几位曾参与其事的外国专家出于良知，在回到美国后专门撰写过一份报告，题为“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揭露了这个监控系统是如何危害中国人的人权与自由的。
在介绍“金盾工程”之前，笔者想先介绍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其自传“活出历史”中谈到的一个细节，那是她1995年到中国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经历。这本自传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中文本，但这一细节却在中译本里被改得面目全非。
希拉里·克林顿自传中这段文字的原文如下：“我发现中国官员消息灵通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自从离开夏威夷，我没有看过一份报纸，我随口向助手提到如果能够看到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就好了。演说完毕回到饭店没几分钟，我们听到敲门声。《国际先驱论坛报》好像收到暗示自动送上门来。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谁听到我说过要这份报纸，或谁已经把它送来。……在赴中国之前，国务院和特勤局已经向我做过介绍，包括情报以及礼节和外交问题。我已经被警告，一言一行都要小心，好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件事都会被录音监控，尤其在饭店房间里。不论《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送达是巧合或是中国政府国内安全严密的一个范例，都让我们觉得有点好笑，而且我们意识到，被监视或被录音使我们个个都紧张兮兮。”
希拉里·克林顿是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在描述这次经历。在这个黑色幽默背后，是中国极其严酷的社会真实状况。尽管中国号称正在“改革开放”，但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军警特务牢牢控制的警察国家。凡是西方的重要访客（包括批评过中国政府的外国记者在内）、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以及任何被视为“政治异己分子”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严密的监控甚至骚扰。中国政府极其腐败无能，行政效率低下，且缺乏责任感，但有一个政府部门却能一直保持高效率运转，那就是安全部门。这个部门的“消息灵通的程度”令一直享受着美国政府特勤局服务的希拉里·克林顿也“大吃一惊”。
不过，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了解了“金盾工程”的庞大高效以后，可能会更加吃惊。因为这个“金盾工程”完全是网路时代最新技术的产物，中国政府为此投放了巨额资金，在许多西方大公司的合作参与下才完成的。
最先披露与指责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不光彩的合作的人士，都是曾经参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专业人士。这方面有几份很重要的文献，一份是前面谈到过的Greg Walton写的“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另一份是Ethan Gutmann撰写的“Who Lost China's Internet”[41]。这两篇文章揭露了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不光彩的交易。
为了争夺中国市场，许多跨国公司都放弃了自己当初对本国社会的承诺：与中国在经济交往中成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事实是：只有“微软”（Microsoft）公司曾拒绝过中国政府的要求：当中国当局下令“微软”交出它的软件的基础原代码（编译密码的钥匙）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代价时，“微软”选择了抵制，带领美国、日本和欧洲商会组成了以北京为基础的史无前例的联合。由于害怕在科技上落伍，中国当局最后放弃了这一要求。
确实，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欲望给来此架线的资本家们一些相应的筹码。然而，更多的筹码似乎依然在中国政府那边，因为西方公司为各自的利益在报价上互相残杀。通过支持国有新华通讯社的分支──中国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AOL）、“网景”（Netscape Communications）和“升阳”（Sun Microsystems）都帮助中国政府宣传。为了在竞争中不落败，加拿大互联网巨人“Sparkice”炫耀地宣布：在它的网站上，只有中国政府认可的新闻。根据中国新闻报导，北方电讯（Nortel）提供了声音和闭路照相机识别系统的软件──公安部已经将这项技术应用于监控系统。“中国电信”正在考虑购买一种叫做iCognito的软件，它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开发的称作“智能内容确认”的软件。这种软件可以在网路用户上网时进行实时检查，用来过滤“赌博、购物、找工作、色情、股价查询或其它非商业资料”，而中国政府购买时的第一个要求是：“它能阻止法轮功吗?”
据美国“蓝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James Mulvenon透露，美国“网路安全公司”（Network Associates）通过向中国公安部捐赠300个计算机病毒而得以进入中国市场[42]。“蓝德公司”的报告还指出，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不仅利用互联网灌输官方政治主张，还利用互联网散布对异议人士的指责，并且用大量垃圾邮件向异议人士的电子邮件地址“灌水”，使之瘫痪，用病毒破坏其他的网站与个人网页[43]。施行这些手段时所使用的先进技术都是中国政府向外国著名的大公司购买的。下面这一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占全球电讯设备市场约25％，据说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扩大；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属于中国政府购买用于建立中国的所谓“安全系统”[44]。
2001年5月中国国家安全部要求中国的互联网供应商装设两个“黑盒”以便专门监视个人与追踪个人电子邮件内容和活动的装备。与此同时，政府正与深圳大学的专家合作发明一套“电子邮件过滤系统”，能够在无需收件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察觉和删除“不必要的”电子邮件。公安部还建立一系列虚假的代理服务器，以便监视那些试图回避官方防火墙的网路用户。在引进这些技术时，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世界电信网路业巨头包括美国电讯业巨人“朗讯”(Lucient)、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CSICO”、加拿大的“贝尔─北方研究实验室”（BNR）、“Sun Microsystems”与“北电网路”（Nortel）等公司。中国网路业使用的路由器和防火墙大部份由CSICO供应。供应商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技术在中国不是用于“改良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素质”，而是用来监视、窃听或联机监听电讯，破坏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但这些商人对此装聋作哑。一些公司还振振有辞地声称：“如果我们不与中国做这种生意，其他国家的公司也会做！”[45]
Ethan Gutmann的文章提供了一些细节：“假设一个中国的网路使用者在寻找一个未被禁制的新网站(例如：weeklystandard.com)，他并不抱希望能进到该网站，但是一旦他连上了，中国政府就会认为此举对国家安全将可能造成危害，而这位使用者在网路上的一切活动纪录都会被拿来定罪。与色情有关的连结纪录大概要判两年徒刑；与政治有关的可能将永远丧失工作、家庭及自由。传送电子邮件可能是最冒险的举动。两年前，我在中国的一个电视台摄影棚里工作，收到了一封美国朋友传来的电子邮件(他用的是Hotmail帐号，照理说应该很难监控)，信里头的“中国”(China)、“动荡”(unrest)、“劳动”(labor)及“新疆”(Xinjiang)这些字，都被断成两半，好像这些字都过筛了一样。我现在知道那是种警讯，而任何懂得上网的中国使用者，对这种警讯一定立刻就能察觉。”
“2000年10月，中国政府要求网路服务提供商必须将所有中国使用者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及纪录保存至少60天。同年11月，商业新闻类网站被禁。11月，全国人民大会明令所有未经授权的网上政治活动为非法。2001年1月认定在网路上传送诸如侵犯人权案例等‘国家机密资讯’为犯罪行为。2月间，引进‘110网路警察’软体，封锁‘邪教、色情及暴力’网站，并监控企图连结这类网站的使用者。3月，监控举动开始大举展开，数百封与江西学校爆炸案相关的电子邮件消失无踪；大约同时，中国有关当局宣布用来收集所有在互联网上流通讯息的‘黑盒子’即将建置完成。4月间逮捕使用互联网的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全国性查封网吧的举动，更是前所未见。发到西藏的电子邮件如果传得过去，也要3天才能收到，至于与法轮功有关的电子邮件则完全被销毁。2001年10月，布什（George Bush）总统来到上海参加‘亚太经合会高峰会’，他其实是进入了一个网路警察国家。但是为了转移可能有的批评或者也是为了展示权力，布什在中国期间中国当局立刻将原本对美国新闻网站的禁令解除，但是布什一离境，禁令马上又套上。在布什最近的这次访问中，任何关于放松中国网路管制的议题，都可能被‘我们只是极力在对付境内的恐怖主义’、‘什么！在这种恐怖主义当道的时期，你们竟然反对监控’等的说辞打消。中国其实是用了这套策略及说辞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动机。?
Ethan Gutmann还举了“三角男孩”(Triangle Boy)这个例子。SafeWeb研究开发出一种叫做“三角男孩”的代理伺服器系统，“三角”指的是中国使用者、在防火墙外的伺服器舰队以及这些伺服器的母船，而这艘母船是中国政府找不到的。已经有上万的中国使用者连上这套系统，20个最佳“三角男孩”搜索站点中有5个是中文网站，每天，中国使用者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使用者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因为这些位址常常更换，所以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母船的攻击，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但正因为Triangle Boy能如此有效地让中国民众自由上网，国家安全当局立即征召那些急于对北京逢迎拍马的美国公司，要他们开发软体，好让公安局在新的proxy一出现时就能马上封锁。
可以说，没有西方公司的积极配合，中国政府在技术上很难如此快地成熟到可以严密地监控互联网。显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只要运用得法，高科技手段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护专制统治。
中国社会距离现代民主政治有多长的距离？相信任何热爱自由的人读了有关“金盾工程”的报告，都会感到心惊肉跳。
在2002年6月广州举办的“华南资讯技术博览会”上，“中国国家资讯安全计算机测评中心”主任屈延文公开声称，公安部正在建立一个复盖全大陆的公共资讯网路安全监控系统。这一系统将监控国际网路上的各种资讯，及时发现需要过滤的国外资讯网站，对大陆的“不良”资讯内容也要及时制止并作安全检查，对犯罪行为展开现场勘查、取证和鉴定[47]。这一工程其实就是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的、将在2008年前全部完成的“金盾工程”。中国政府毫不隐晦地于2003年9月宣布，该工程已经部份启动。从其功能来看，金盾工程是在“防火墙策略”日渐失去其作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新建立的一个全新高科技监控系统。
2000年11月北京举办了一个贸易展览会，知名的国际互联网科技公司都在这个展览会上向中国的秘密警察和安防官员兜售他们的产品──这些公司的行为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淮桔成枳。所有这些公司原来都宣称他们为自己参与国际社会无政府控制的互联网而感到自豪。但在中国，他们每年卖出的200亿美元电信设备当中，很大一部份是中国政府买来用于监控中国公众的。他们参加的这个贸易展览会就是中国公安部（亦包括国家安全部）近年来第二次赞助举办的“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及警用装备博览会2000（国际安防展2000）”。参展商来自美国、以色列、法国、德国、荷兰、日本和加拿大等地区，当今在闭路电视技术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则在展览会中有特别的展览区。
所谓“金盾工程”，就是在各国大电讯公司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下建立的一个巨大无比的监视系统。“金盾”之名取意于中国公安人员制服帽子上的盾形帽徽。下面介绍一下“金盾工程”的主要内容：
“金盾工程”1998年立项，计划于2008年前完成，第一期投资8亿美元，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际上它是包括综合、多层（含网络各环节）的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是一个涉及技术（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功能是建立能看、能听、能“思维”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从技术上讲，“金盾工程”的一部份是数据库，另一部份是监视网络系统；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巨大的联机数据库和一个监控综合体系统，在这个监控综合体系统中引入语音和面貌识别、闭路电视、智能卡、信用记录和互联网监视等最新技术。
这个监控综合体系统的设计功能是，通过一个以联网数据库系统支持的智能化遥控监视系统，配之以架设在全国城市街道和重点监控建筑内的庞大的自动摄像和闭路电视系统，对日常的互联网活动、电话内容和城市街道上的路人行动实行全天侯全方位自动监控；这个监控系统不仅能在各指挥中心展示全景的监视状况，而且可以通过与全国各地保安机构数据库的联结，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任何市民的档案和活动记录，并确保警察把对付任何示威活动的应变时间缩减到最短时间。 由于这个系统试图借助智能化软件来模仿人类智能，用通俗的话来说，中国政府要建立的这个“金盾工程”监视系统就是一个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的监控系统。一个庞大的智能监视系统所需要的科技其实复杂到惊人的程度。所谓“听”的功能，它需要的核心科技是语言讯息处理技术，以便自动监听电话对话，搜寻对话中的关键词和字句，从而采取相应的监视措施。所谓“看”的功能，是通过视像讯号处理技术令监视摄影机有能力“看见”，即在一群人中辨识出某个人的面貌。这两种“侦测”技术其实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的应用，被称为“监视运算法则”，即通过复杂的运算法则来分析数据，达到仿真人类神经系统视、听功能的效果。
完成对互联网的监控大概是“金盾工程”的第一期任务。在这方面，“金盾工程”设定的目标是封锁信息（主要封锁国外网站和服务器，包括封锁网址、网络交流关键字与电子邮件等，所采用的技术包括IP地址封锁、网页内容过滤、网址过滤、HTTPS证书过滤等等）、实施对网络活动的全面自动监控（如在企事业单位安装过滤软件，系统地过滤网路服务器上通过的邮件、聊天室和即时通讯的内容，并将民众的电子邮件存档，发现并报告敏感内容）、对“重点”目标的所有网络活动实行实时监控（包括网吧监控、个人上网监控等）、收集情报、破坏（如劫持域名和劫持个人电脑）等。此外，“金盾工程”还将支持对网路的行政管理，包括决定网吧的关停，实现网吧监控软件与公安局监控系统的联网和个人上网实名制。
“金盾工程”能否达到其预设目标，主要取决于一系列高科技的应用是否成功。虽然中国在这些领域正快速进步，但中国的科学家还不具备独立发展“金盾工程”所需技术和软件的能力，他们依然要依赖西方公司的协助。通常中国的技术专家是以承包方案购买所需组件，有时也洽谈技术转移，这些技术转移以正式贸易方式买卖或以补偿贸易方式转让（如向技术供给方承诺提供较大市场）。当然，用这样的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也通过不合法的渠道获取技术。
外国大公司想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时往往对本国民众和政府宣称，“科技创新有利于自由和民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有能力应用这些科技设备的政府正好将其用于相反的目标：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行越来越精致深入的镇压。上面提到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那是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苏联的写照，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全面监视、失去个人尊严的环境里，但那种监控还主要是依靠人工与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手段。中国的“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用最新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大的警察国家里。《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里宣称“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中国人为这一权利奋斗了很长时间，但似乎离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
“互联网的发展将促进中国的信息自由交流，从而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一神话已经被中国的现实打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的迈克尔说道：“在中国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3个被封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站点，另外一个则是鼓吹毛泽东主义的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要害在哪里？他们最担心广大的民众得知外界的讯息。最终将把民主带进中国的关键分子不会是知识分子，而会是未来10年内能够用网路打电话、被赋税压得忿恨不平的农民。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能使用的却是日益萎缩的其他通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已越来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动力。无论如何，能够带给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联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到底‘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网路带给中国民主的希望将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事实是，就是我们美国人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美国现有的监控、加密、防火墙及病毒技术，已经都转移给了中国的合作夥伴，中国人有一天说不定会把这些技术的矛头转向对付美国百无禁忌完全开放的网路。我们出钱出力将一匹自以为将发挥‘木马屠城记’效用的‘特洛伊木马’推进了中国，却忘了在木马上开个闸门。”[48]
在批评了美国的大公司以后，迈克尔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觉得事情仍然可以补救，“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作为中国人，笔者希望持有迈克尔这种想法的网路专家越来越多。中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筑起来的网路长城，最终还只能靠网路专家来打破。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2003年中国12城市互联网在中国的使用及影响调查研究”的报告[49]。该报告表示，互联网使用大量增加和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但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它一方面宣布，经调查发现大部份人都同意，互联网将提供更多发表意见和批评政府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它又宣布，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政府应当加强对网路的控制与管理。
要了解这份调查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网路使用者的真实想法，先得了解这从调查是在一种什么条件下完成的。这个调查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球互联网项目”在中国开展的合作项目，由美国的Markle基金会赞助。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了“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
Internet 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中国政府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民意调查时，不得自行访问被调查者，而必须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调查所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在交付境外委托方之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50]。在这样的环境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球互联网项目”的研究人员只能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负责调查。据中方调查者自称，该项调查是“在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支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发布了研究成果”。这份耗时数年的研究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分布、使用状况、变化和特徵；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大众媒体使用、人际交流以及“开放”观念等的影响；提出有利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建议和意见。
讨论这种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与审查下完成的调查数据之真实可信性，其实是件多余的事情。人人都应该知道，猫爪子下的夜莺唱不出好听的歌，更何况“唱歌”的也未必就真是夜莺。这里只重点分析该报告内容本身的缺失。从公布的报告来看，这份研究报告有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政府控制网路、打压言论自由的常规性活动以及它正在建立耗资巨大的以全面限制监控网路未目标的“金盾工程”。该报告也“忘”了提到，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拥有专业网路警察机构的国家，中国的十几万名（有人指出高达30万名）网路警察每日巡视着所有网路上的活动情形，使用过滤软件阻挡电子邮件和访问登录活动，并竭力封锁大量官方认为“敏感”的境外网站。
为了给政府加强网路控制提供“理论支持”，这份报告的末尾还特别设了一节：“互联网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据这份调查报告的写作者说：“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有50.9%的被访者认为‘非常需要’管理和控制，约36.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需要’管理和控制。由此可见，近九成的被访者的立场是支持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写作者还特别指出：“如果将今年的数据和2001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注：由于2001年只调查了5个城市，所以我们只在这5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经过两年的发展，认为互联网需要管理和控制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这一趋势在网路用户和非网路用户两个子群体中完全相同。”按照该报告作者的说法，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网路的专制手段，一是顺民心之举，二是控制得还很不够。对比中国眼下发生的事实，再也没有比这一结论更为荒谬绝伦的说法了。这个调查报告再一次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御用学者们的职业任务就是将中国政府的统治策略加以学术说明，以证明其“合理性”。
对于该项目的委托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球互联网项目”来说，他们正好堕入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的对外策略──“用西方的钱，办中国的事”。如果委托者相信这一调查报告，并据此分析中国互联网的政治作用，得到的结论将与事实相差甚远。事实上，中国民众一直在反抗这种污辱中国人智慧的网路管制，从2001年到2003年，不断有网路使用者联名签署“反对网路控制联合宣言”。作家余世存更写过一篇“类人孩们尽朝晖”，讽刺中国政府将中国人当作弱智者──类人孩（此譬喻从“类人猿”而来，按照达尔文物种进化理论，类人猿是物种进化到人类之前的一个物种，还不是人类）。他指出这种“类人孩”的生活状态唤起了他心中一言难尽的羞耻：“面对经过网警严格过滤的电脑屏幕，中国人不仅没有写作自由和阅读自由，甚至没有阅读的权利，已被置于动物般的非人处境”。作者指出，“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在号称有5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一个生活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式奴隶”[51]。
五、宽严之间见章程
让中国人感到羞辱的还不仅是对讨论民主自由等政治话题的禁制，而是政府那种“允许民众放纵堕落，不允许讨论民主”的意识形态战略。
笔者曾在自己电脑的防毒软件的“禁止登陆网站设置”中选择了若干项目，其中一项是“性”，但笔者很快就发现这一设置很不现实，因为有了这一设置，笔者无法登陆中国许多网站，甚至不少中共省级党报的网站都在此列。
2003年11月中国的互联网上猛炒一位网路色情女作家“木子美”的“遗情书”，因其在性行为方面有非常具体的描写，她的文章成为网路热点，并流布海外所有的中文网站，香港、台湾与日本都有不少介绍。笔者读了有关介绍以及“木子美”文章的一些章节后不由得感叹：中国政府现在真是“宽容大度”，大开色情纵欲之门，一向在政治方面克尽职守的网路警察们此时也完全“忘记”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禁止条文，竟然让“木子美”的“惊世之作”传播多日，以与网路用户同享意淫之乐。联想到那一串赫然在目的系于囹圄之士的长长名单，笔者又不禁更深地喟叹：几个草民不过谈谈民主政治，竟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关押，如上海律师郑恩宠身蒙国家诬陷之外，更被上海的官方媒体泼了一身脏水，中国政府何以严苛如斯？
从这一宽一严之间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自9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战略重点：在严格控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及本土民主意识的传播的同时，放纵人们追求物质享受乃至色情纵欲。尽管在2002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煌煌法规文件当中，中国政府规定了下列内容属于违法（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规定是否完全合乎现代民主政治准则）──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政府如何“执法”，笔者还是不厌其烦地将其列在下面：“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的”（笔者注：对这几条中国当局执行得坚定果断，只要涉及批评政府或有关西藏、新疆、台独与法轮功的言论，“破案”速度之快，让人惊叹“金盾工程”之神效与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效率之高）；“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笔者注：这一条在SARS期间已经用过了，并且成了一条“万金油”条款，随用随抹，凡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均可列入“谣言”之列，则涉及“谣言”者即可抓捕）；“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笔者注：“木子美”的“遗情书”至少符合上述3条被禁标准：宣扬淫秽，危害社会公德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且此文的读者有不少就是未成年人，但中国政府却对这种文章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装聋作哑）。
从这里可以又一次领略“中国特色”的政治：禁止在非成人的公共传播系统传播色情内容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通例，中国政府不能不明令禁止，但在执行中却故意让此禁条流于虚文；政治自由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的制度原则，中国当局却坚持将主张政治自由与言论自由视为“犯罪”。从这类政府行为中可以得出如此推论：借助经济改革缓解了“文革”引起的严重政治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人类社会基本原则更加理直气壮地予以藐视。既然政治、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在中国都成了禁谈题目，于是国人就涌到政府不禁之区域，纵欲享乐，满足感官需要，而这恰恰为政府所乐见，让国人丧失是非分辨能力正好是当局意识形态政策的目标。这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府统治方略之真谛。
“木子美”的成长期适逢中国政府奉行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式的治国方略之时：只要你不反对党和政府（包括要敬畏权力，尊重权力所有者即所有的现任官员），你干什么都可以。实施这一治国方略的结果是，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赖、从耍赖到黑社会化这样一个过程，“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成了从官场到民间普遍奉行的原则，“木子美”们只不过是社会的产物而已。法国文豪雨果（Victor Hugo）在《悲惨世界》里说过：“当一个内心充满黑暗的时候，犯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更何况对价值体系的颠覆并非始于“木子美”，中国政府早已颠覆了“人权、民主、自由”等有确定内涵的普适价值。“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此实乃千古不易之理。
中国古语谓：“宽严之间见章程”，意谓政府会用法规及制度作为手段，鼓励人民做政府想要人民做的事，惩罚那些从事政府意欲禁绝的活动的人。当局通过政治方面严厉的社会控制确实达到了愚民政策的目的：国人有如一盘散沙，孤立隔绝，没有任何组织能力与政治行动能力，政府再腐败黑暗，民众也只能默默承受。从中共政府严厉禁止讨论政治，却对色欲与赤裸裸的性描写网开一面的网路控制方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未来毫无责任感的政府。以如此手段控制网站并引导国民的思维和行动，无异于对国民犯罪，也是对国家的历史与未来犯罪。
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不管他们的走访是否深入，总是以为“我了解中国”。但观察家们如果只被一些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就会堕入“盲人摸象”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表面现象看得再多，也毕竟只能了解“大象”躯体的一部份。笔者引用这个寓言，是因为许多人往往分不清“见微知著”（从小处观察大处）与“盲人摸象”的界限在哪里。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人只要去中国的几个大城市“走马看花”式地旅游一趟，几乎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有古老历史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变。但正是在这不断奔涌的时代激流下面，中国也有始终不变的东西。而这始终不变的东西，正是被这个国家的政府动用一切力量全力护卫的专制政治制度。
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中，资源分配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变化最大，经济体制由原来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但资源分配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结果政治精英集团成了经济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团。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没有任何本质变化，仍然是一党专政。近几年总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变革无关。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改变的是政府的管理方法和部门设置、人事任命方式等，而后者要改变的则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即政府权力源自暴力夺权后建立的一党专制还是源自民主选举。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面对听众的提问时答道：“中国人民至今还未做好选举领导人的准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所以不具备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这一说法与20世纪中国历代政治精英拒绝实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如出一辙。然而，过去20多年中国的现实演变却完全驳斥了上述藉口：正是在中国人口总体素质最低的农村里，当局为了建立适应于农户单干状态下的基层政治结构，不得不允许10亿农民实行村委会选举；但在人口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里，政府至今仍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自由选举。这说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并非国人素质太低，而是当局至今还未“做好放弃一党专制的准备”。
就政治体制的特质来看，中国现在奉行的威权政治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一脉相承。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是步苏联后尘建立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非常精确地描述过这种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极权主义当权，它必然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权力所及的地方，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的传统。不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有传统，或者其意识形态的精神泉源为何，极权政府往往把阶级转变为群众，而且，藉着群众运动，依赖一党专制体制取代政党制，同时把权力核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手里，也建立起一个以征服、统治全世界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传统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识，以功利为目的诸种范畴都无法帮助我们处理、判断，或者预测它们的活动途径。[52]”因为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对极权体制的剖析一针见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因为这些分析会让人产生许多对当局不利的联想。而那些对“贫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论表示充份理解的外国政治学者，却能在中国获得不少被介绍的机会。比如，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美籍华人，已故），因为他在著作中反复表示能充份地理解“中国的专制政治存在之合理性”，所以曾很早就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这位政治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情赞美与向往，会让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瞠目结舌。
以汉娜·阿伦特概括的特点来观照当今中国，就会发现她所归纳的极权政治的本质特点在中国其实未曾发生变化：
首先，一党专制仍然是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从世界各国现有的宪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部“宪法”：宪法由中共起草，经其提名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这一宪法则赋予中共以“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之永久地位；于是中共及其控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互相赋予对方以权力的合法性，中共绕了一个弯，把最高政治权力永久性地授给了自己。一旦中共认为宪法条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会立刻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修改。中国的制宪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中确立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曾经成为清王朝效法的榜样；日本1945年以后的“和平宪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中国在这一百多年当中虽然有过几部以“宪法”为名称的文献，却从未建立过真正的宪政。很难想象，由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领导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主持修订的“宪法”可能将中国带入“宪政民主”。
中共扶持了8个“民主党派”，它们的所有办公经费、干部的工资福利开支甚至办报刊杂志的费用，却全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编列预算拨给，从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开支。这些“民主党派”的主要干部任命、级别确定与升迁也全由中共的统战部们掌管。多年来，这8个“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花瓶”，为“社会主义民主”装点门面，对中共的任何荒谬决定（如镇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和1999年镇压法轮功）都无条件地支持。除了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国民间的任何组织，哪怕是单纯的学社，都被共产党悬为厉禁。中共统治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中间组织──宗法组织，将原来的“政府─宗法组织─个人”这种社会关系简化为由“政府─个人”，从而消灭了任何民间的组织资源。
其次，依靠国家暴力工具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保持权力地位的最后手段。邓小平名义上从未担任过中国的党政最高职务，依照宪法和中共党章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但只要他把持了军委主席的位置，他就能超越宪法和中共党章而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由此可见，不管中国的宪法和党章对最高权力作什么样的规定，只有掌握军权的人才能成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虽然这种状况明显地违宪。
苏联共产党依靠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全面监控社会，这被视为极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徵。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干预也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把监控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及其他异议人士作为日常工作，而且普遍渗透到机关事业单位，整个因特网(Internet)系统更是全部由国安部掌控。与此同时，中国各级政府解决社会诸种矛盾的手段也越来越借助于警察系统的暴力镇压，警察执行公务时则越来越随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的孙志刚暴死事件即著名一例，许多黑社会组织背后的撑腰者就是警察系统的官员。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但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正好与传统文明呈断裂状态。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否定得如此彻底。即使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也还对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文明进步表示尊敬并引以自傲。而中共却将自己国家的文明作为“封建主义的垃圾扫进历史垃圾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被斩断文明之根的中国人其实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漂泊无依。
对外开放是国人引以自豪的改革成就，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也正是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为中国的专制政府输血，才使这个政权得以延续生命力。从引进外资中得益多的主要是中国大城市的居民，而9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却正在痛苦地挣扎。到2003年初中国的失地农民已经高达8千万人[53]。中国的农民为了摆脱毫无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据统计，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倍，每年有15万农民服毒自杀，50万人服毒自杀未遂，而贫困的煎熬与基层政府滥用权力压迫农民则是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54]。
不少国人现在也正在为自己的权利作艰苦的斗争，其中以农民的反抗最为悲壮。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的有组织抗争每年高达1万多起，但都被政府武装镇压下去。不少农民悲愤地说，现在政府拥有的武力实在太强大，农民们“斩木不能为兵，揭竿不能为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是中国古语，意谓“砍断树木作为武器，举起一根竹竿作为义旗，号召天下受压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中国政府就是坐在这样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国的媒体集体撒谎，讴歌“太平盛世”的“繁荣”。
对中国民众来说，最有嘲讽意味的是，他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即使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着种种不满，甚至生活里充满了痛苦，中国的媒体对国内情况的报导却总是充满“阳光”。这样的“阳光”不但普照中国，而且还延伸到国外。如果说欧美国家的记者偶尔还能够写上几条暴露阴暗面的报导，那么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努力对中国政府尽美化之能事。2002年12月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就听到一位华裔政治学教授用种种他在国内“调查”得来的数据论证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对中国政府与现状“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面对听众的质疑，他解释道：“连中国政府官员都对我讲，你这个调查中谈到的群众对改革的满意度比例，比我们自己做的调查还要高几个百分点。我对这些官员打保票，我这个调查绝对没有问题，是有科学论据的。”其实，中国政府从2000年以来颁布了一系列涉外调查法规（见第一章注[5]），明确规定境外机构和个人（包括回国为撰写论文做调查的中国留学生）均不得自行在中国进行任何民意调查，所有民意调查都必须事先申请获准，由中国官方指定的机构代为调查，并由“有关部门”参与监督。这种完全被操控的“民意”调查是否有学术意义，其数据是否可信，用常识就能判断，即使它披上了复杂的“分层分阶段抽样技术”之类的“科学外衣”，也改变不了其实质。
中国政府在许多国家设有大使馆和领事馆，其主要任务并不是协助本国侨民解决困难，而是从事“统战”（统一战线）工作，用“统战”口号来表述，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塑造中国政府的好形像而努力。不少华人曾在文章中抱怨，当自己在海外遇到困难（如因被偷窃而失去证件机票等）、到中国使领馆去求援时，往往被冷淡地拒之于门外。由于中国驻外机构“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导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
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该文指出，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导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这篇文章揭示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海外中文媒体现在对中国政府总是一片赞誉，如果偶有批评，那也只是针对枝节问题或底层官员，特别是那些已经被曝光或被逮捕的腐败官员，属于“小骂大帮忙”之类。“小骂”只是为了遮掩其真实立场，在读者面前显示“我们也是站在公正立场上的媒体”。
2003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中国代表团努力运作和一些人权记录极差的国家的配合下，竟然将5年一度的“人权奖”颁发给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且不论邓朴方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仅就让邓朴方得以获奖的那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来看，这个机构只不过是以帮助残疾人为名大量敛财，它的活跃与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几乎是同步的。这个“人权奖”不仅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蒙羞，也展现出中共在海外的“形像工程”之成就。中共常把关心中国的人权进步的一些由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组织指称为“国际反华势力”，其实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比海外的亲中共势力微弱得多，因为这些国际组织所凭借的只是道义的力量，而中共政府的金钱外交已经成功地操纵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精英总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梦中女神，国人只能看见它的裙裾飘动，却始终无法将这尊女神请入中国的政治殿堂。不过，笔者坚信，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开放，中国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化。至于这个过程的长短，则取决于中国政府与反对力量之间的博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的报刊电视台能否成为自由的媒体，一个信息封闭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国家，媒体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风向标，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在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媒管理原则不仅误国害民，连政府自身也受制于此。因为这种旨在过滤信息、择情传递的资讯管理方式必然导致信息严重梗阻，下情无法上达，决策层无法了解社会的实际状况，做出的政治决策自然也总是“药不对症”。即便是在一个信息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里，社会成员的代际沟通亦非易事，老一代人往往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青年一代会有所隔膜。中国近25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观念的巨变，年青一代无论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兴趣爱好与中年以上的人都炯然各异，中国身居高位的政治领导人最年轻的也有60岁了，很难设想，一群耳目闭塞、垂老且固步自封的老人，能够在这个人为制造的信息阻滞的社会里，准确掌握社会动向，胜任地领导13亿人口的大国。
通过控制媒体营造出来的“繁荣”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90多年前，中国打倒帝制之后的第一个总统袁世凯想复辟做皇帝，引起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做传承帝位的皇太子，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反对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为他的父亲一个人编印了一份专登拥戴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让他的父亲陶醉在颂扬声中。但这份只有一个读者的《顺天时报》最终愚弄的还是袁大总统本人。做了103天的皇帝之后，一代枭雄袁世凯不得不在全国的反对声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国政府目前控制媒体的做法，其实不过是效法袁克定的假《顺天时报》，聊以自慰而已。
如此严格控制媒体言论，恰恰是中国政府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笔者现在生活的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任何言论的国家。波士顿（Boston)、旧金山(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等好几个城市都设有“革命书店”(或叫“红色书店”)，专门出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许多左派团体相当活跃，他们热衷于从理论上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这些组织的活动，更不会禁止它们的自由讨论、自由出版、自由传播。中国政府支持的官方、半官方中文媒体之所以能在美国自由地传播中共的宣传，就是利用了美国的这种制度环境。
我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时曾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思”(Spartacus)的左派组织成员来找我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言谈中这位先生抱怨，美国的“工人阶级”因为活得太舒服，因此缺乏革命精神。我告诉他：“如果工人生活得很好，他们确实不需要革命。中国的工人、农民如果能够吃饱饭，他们也根本不想革命。由于你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人民吃饱了苦，受够了罪，中国人民现在的最高理想是拥有一个你们这些左派痛恨入骨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我还告诉他：“我在中国只是批评了政府的腐败，就如此为中国政府所痛恨不容。如果你们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早就被投进监狱去了，因为你们天天在号召人们推翻政府。中国法律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就是为惩治你我这种人设立的。你们热爱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不给人以言论自由；你们痛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好保证了你可以痛骂它而不用坐牢的权利。请你们想一想，到底哪个制度好？”
允许各种反对力量活跃在自己的国土上，既是美国充满魅力之处，也是美国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主要原因。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一直坚信，美国公民必须生活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制度中，他们有获得各种观念和思想的权利，当然包括对现存制度的一切批评，只有让公民充分获得这些信息，他们才能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公共讨论的自由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不应受到限制，限制这种自由等于摧毁民主制度的基石。
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做法其实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故智。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renitzin）曾写过一部政治小说《第一圈》，描绘的就是特务横行、人人被迫说假话的“红色帝国”苏联。在这个“红色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时受到监听，监听者则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冠冕堂皇的借口公然侵害或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压迫、暴力与恐吓，就可以永远维持苏共的独裁统治。中共夺取政权后采取了“全盘苏化”的建国方针，从制度设计到社会控制方法都处处照搬“斯大林模式”，后来的经济改革只是想通过经济上的松动来巩固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强盛一时的苏联帝国早已化为历史烟尘，苏联共产党也成为独裁者的代名词而受到历史的唾弃。如果以为苏联的垮台和解体仅仅是因为“经济不改革”，那实在是愚人之见。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信息，正好比决策者用黑布将自己的眼睛蒙上，成了看不见外部世界的盲人；而中国的媒体则好比一匹马，驾驭它的决策者按“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实行奖惩，宛如给这匹马的眼睛也蒙上一块黑布。中国就是这样在“盲人瞎马”的导引下前行，向“深水池”一步步迈进。
尽管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一些海外人士或团体因为与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无视中国正在发生的种种恶劣情事，对中国民众的痛苦充耳不闻，一味给中国当局献上廉价的“赞美诗”，但不管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总有正义人士会超越个人利益，关怀整个人类的福祉。
我无意去评论屈从强权这类行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屈从强权的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只想提及一些始终不渝地在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呼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这些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搜集发布的各种真实的信息，始终是那些廉价“赞美诗”的克星。也因为有这些组织的存在，中国政府用金钱收买的势力始终不能一统天下。就在2003年12月18日，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了“2004年世界独立国家自由评比报告”，台湾被列为全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分数仅次于日本；中国则属于亚洲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情况只比北韩及沙特阿拉伯略好。正因为有这些组织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的政治犯与良心犯的待遇才能够比毛泽东统治时期有所改善。
我同样钦佩那些在中国国内始终不向强权妥协的人士。我从那个国度出来，深知在中国要想坚持不向强权妥协，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被迫或主动地孤立这样的人，因为与“异端”的交往可能会令人陷入不测之境、丧失安全感。本报告列举的那些因揭露腐败而身陷囹圄的记者们所做的努力，始终是照耀中国人良知不泯的一盏明灯。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也为信息的自由传播做出了独特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例如，“法轮功”的刘成军先生曾于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的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资料片，因此被捕入狱，在历经21个月的残酷折磨后被迫害致死。刘成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许多人因此得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牺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我曾看过不少“二战”时期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资料片，发现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的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揭开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
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的进步，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之上且政治清明的中国，比目前这个正处于极端腐败、视本国人民如草芥，且在外交中毫无原则、唯利是图的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起的作用要积极得多。
最后，我要提到美国的“中国人权”这一非政府组织，在它的资助下，我完成了这个关于中国的媒体管制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报告已经由中国人权印刷出版。正是因为这一研究项目，我才有机会清理自己在中国媒体业从事多年工作的种种体验，并且阅读了大量文献与资料，从而加深了对新闻自由原则与中国近50多年媒体管制历史的理解，这些都有助于我撰写这本书。在此，我向“中国人权”表示真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