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悠悠寸心
在娘家十姐妹中﹐母親是長得最豐滿的一個﹐所以很怕熱。我們的兄弟姐妹中無人像她。我更是自幼就不長肉﹐不怕熱﹐最怕冷。冬天上街﹐她一定把我裹得嚴嚴實實﹐毛背心﹑毛衣﹑‘波恤’(球衣) ﹐再加‘飛機恤’(甲克) ﹐還要穿上厚厚的襪子﹐圍上長長的圍巾﹐戴上手套和帽子。她自己則只穿薄薄的夾衣﹐氣溫很低也只加上毛背心便可。雖然她也有貴重的皮袍﹐但僅屬備而不用。 (博讯 boxun.com)
我小時候﹐總是她為我剪指甲。到我六﹑七歲時﹐自己會用指甲鉗(刀) 。有次我見她正在剪腳甲﹐便自告奮勇為她效勞。開頭很順利﹐不料剪到後來﹐偶一失手﹐竟將指甲鉗夾到外皮﹐一按下去﹐皮破血流。眼看著她的趾甲旁鮮血汨汨湧出﹐我簡直嚇壞了。她卻很鎮定﹐立即用手夾緊出血部位﹐然後找出消毒棉花﹑紗布﹑酒精等﹐迅速處理好傷口﹐一面還安慰我。我就此知道自己毛手毛腳的﹐再也不敢作這類冒失之舉以顯示孝心了。
說起來﹐我的孝心相對於她為我長大成人的付出﹐簡直不成比例。因為﹐我那時實在太多病了。在正傷寒病愈之後不到兩年﹐又得了一次重病---副傷寒。這次是暑假返莞時染病的﹐住在六姨家。歷時也是一個多月﹐不過沒有發高燒﹐只是低燒持續不退﹐毫無胃口。母親自然焦慮萬分﹐多方延醫診治﹐最後是服中藥治好的。包括三黃---黃連﹑黃芩﹑黃柏在內的清熱退燒藥﹐我幾乎全都一一服用了。三黃都極苦﹐尤其黃連更甚。服後用水漱口數次﹐仍感苦不堪言。母親從旁目睹﹐心疼自不待言﹐真是藥吃進我嘴裡﹐苦在母親心裡。我不想吃飯﹐而且醫生也說不宜吃米飯。建議我吃蒸木薯﹐這是比較粗糙的食物﹐兼以淡而無味。發燒期間進食﹐當然不宜以糖為輔﹐母親遂買來美味的醬油﹐作為佐料。我第一口吃下去﹐還有點新鮮感﹐尚可下嚥﹐第二口就已不想吃了。於是母親又得另想辦法﹐讓我可以多吃點。
我後來想﹐身為人母﹐倘因家貧而目睹自己的孩子無飯可吃﹐那固然會心疼若割﹔但若家中有錢﹐也能買來各種食品﹐可是孩子因病吃不下去﹐眼見其缺乏營養日漸消瘦﹐以致皮包骨頭﹐不成人形﹐儘管未必即時有生命之虞﹐那母親心中的痛楚﹐恐亦不下於前者。而我母親﹐就是這樣的飽受煎熬者﹗相傳伍子胥過昭關﹐苦無良策﹐一夜之間白了頭﹔母親多次因我惡疾難癒而焦慮﹐不知其間白了多少頭髮﹖﹗‘一馬三伕’
相對起來﹐大概父親為我的病痛不致如斯憂慮。我想﹐這並非因為他對我並不在意﹐而是由於他畢竟比母親見識廣得多﹐深信科學昌明﹔再者﹐父親也忙於他自己的事業﹐不可能為我花太多時間去操心。
他常取笑我是‘一馬三伕’ ﹐意為平日就有好幾個人圍在我身邊轉﹐為我提供從穿衣﹑吃飯到出門上學或出外玩耍﹐直至晚上就寢前搧蚊子﹐下蚊帳等一系列輔助性質的服務。這裡面包括母親﹑積喜或阿荷﹐以及剛好在家的我某個哥哥姐姐或表哥表姐。倘若我生病﹐那就更加興師動眾了。例如請柏哥或蘇哥打電話﹐或親自去請醫生上門診治﹐醫生處方後或需買藥﹑煎藥﹐又要人手﹐還要特地為我煮薯粉﹐或麥片﹐或牛奶﹐或白粥之類。這樣算起來﹐驚動的人可能達到四個或以上。所以﹐父親說的‘一馬三伕’ 並無誇大。
但他通常就並不需要家人特別為他做什麼﹐除了柏哥為他處理一些文書事宜﹐包括他的律師業務﹐以及地產﹑金融等工商業務。甚至他有時計劃回東莞一趟﹐要收拾行李﹐也是他自己動手﹐將一兩件換洗內衣﹐連同若干需用的文件一起﹐放進一個小小的藤箱子裡。那藤箱子比我上學用的大不了多少。這樣的準備往往歷時一兩星期﹐而且到啟程前那一刻﹐他還會突然發現漏了某樣重要的東西﹐便急忙增補進去再上路。為此﹐母親常會說他粗心﹐連我也會就此笑話他。他則淡然一笑﹐從不自辯。
他在家的時間較少。除到法院或新華戲院外﹐他有時會拜訪若干老朋友﹐包括司法行政部長謝瀛洲﹑中山大學校長﹑天文學家張雲﹐以及他的老上司李章達。父親摯友
時中山大學位於石牌﹐張校長則住東山新河浦三橫路﹐即今中共廣東省委辦公樓所在﹐靠近珠江。那是一座別墅式小洋房﹐兩層﹐並不豪華﹐但頗舒適。我曾在該處盤桓一整天﹐午睡起來後﹐張夫人煮了一點麥片﹐給我倒了一杯﹐加了美國進口的壽星公煉奶﹐我喝得津津有味。
我一向喜歡煉奶﹐家裡雖有﹐卻較少拿出來。有時下午茶點﹐吃梳打餅乾﹐會拿出已鑽開一個小洞的一小罐﹐在兩塊餅乾之間加點煉奶。我會乘機接過小罐﹐將它舉高傾側﹐讓稠稠的煉奶流下來。它像一條乳白色的線﹐我把嘴巴對著那條線﹐貪婪地咂著甜得令人動心的煉奶。但母親會很快將小罐從我手中拿走﹐使我總是覺得意猶未盡。這樣的機會很少﹐較經常的是吃‘糖水’ ﹐以紅薯居多﹔有時是腐竹糖水﹐加雞蛋。
這天作客不但有煉奶喝﹐還有一種美國罐裝方形餅乾﹐也是我很少吃到的。
這位張夫人看似三十多歲﹐是張校長的第二任夫人﹐待我頗熱情﹐招呼週到。當晚我在張家留宿﹐次日上午﹐才由張校長派小汽車送我回家。
另一次也是隨父親前往﹐祝賀張尋回兒子。他似非現任張夫人所生﹐其年齡與我相若﹐是抗戰期間在越南走失的。
50年代初﹐一次父親在家跟二哥他們不知談論什麼﹐二哥說‘張雲是文化特務’ ﹐指他鎮壓學潮﹐父親不以為然。我想起所見的張校長﹐一副學者模樣﹐對我也很和氣﹐無法將他跟‘特務’ 一詞聯繫起來。
80年代聽早已居港的堂兄光哥說﹐他50年代住在九龍美孚新村﹐與兩位名人同一座大廈﹕樓下是張國燾(中共早期領導人) ﹐樓上是張雲。我為張校長慶幸﹐他沒有遭到厄運。相信他早已魂歸道山了吧﹗我至今亦不明﹐父親非學術界人士﹐何以與之相投契﹐幾近莫逆﹖
比較起來﹐對於父親的另一位知交李章達﹐家人要熟悉得多。因為他在東莞的祖居距麥屋頗近﹐母親和六姨都知之較詳。至20年代父親與其共事﹐兩家已有來往。李府離我們家不遠﹐位於德政中路一條名叫龍虎牆的小街。這條小街長不足40米﹐盡頭是中大附中(現廣東省實驗學校) 的圍牆。李之寓所為三層小洋房﹐但不止他一家居此﹐因為我一位十小的同學也住在這裡﹐他姓黃﹐與李非親非故。1947年10月﹐因時局關係李避居香港達兩年之久﹐但父親仍與之保持聯繫。他與母親閑談﹐也會提到李家的事。書法功力
我們家頭進的正廳是父親辦公所在﹐接待一般的客人也在那裡。他辦公桌上除法律書及文房四寶﹐別無長物。也很少見他在那裡讀書。有一次﹐我幫母親寫個什麼信封﹐錯了一個字﹐想把它扔掉﹐被他止住了。他把那信封拿到辦公桌﹐用毛筆把錯字改過來﹐一邊不無自豪地對我說﹕‘我最會改錯字了﹗’經他大筆一揮﹐果然改得很好看﹐大有點石成金之妙。
我們幾兄弟的字﹐大哥寫得最好﹐二哥也不錯。三哥的字呈圓形﹐筆劃不見棱角﹐而且他是抱拳執筆的﹐堪稱怪誕。我的字最差。總起來說﹐無一人及得上父親。他繕寫的<家譜>至今猶存﹐我出生證上的名字及父母姓名﹐均出自他的手筆﹐書法頗見功力。
但他有一次竟讚我的字﹐是我將他買的<岳傳>包起來後﹐在封皮上寫的<說岳全傳>四個字。我想﹐那大概是鼓勵我再努力吧﹐可惜我辜負了他的願望﹐尤其60年代發配新疆後﹐右手嚴重凍傷﹐成了殘疾﹐毛筆字更不成樣子。或者晚年無事﹐試試學書法﹐看可否稍有改善﹐能及父親寫字之萬一﹖
他當然希望我讀書考第一﹐因為他自己就曾在東莞中學穩拔頭籌﹐在北大亦居前列﹐正如其名字一樣﹐‘拔’萃‘超’群﹐‘卓’然獨‘立’。 容世伯交友是很看重學問的﹐即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小容世伯亦然。而他們兄弟倆都與我父親相交厚﹐說明父親縱非鴻儒﹐至少也是儒商兼資深法律專業人士。
但他雖望子成龍﹐卻並不向我施加什麼壓力﹐這也許是他見我自幼體質羼弱﹐擔心干預過多適得其反。他讓我隨自己的興趣閱讀課外書﹐有時也鼓勵我哥哥姐姐教我讀點古文﹐或者學點英文。<史記>中的<刺客列傳>﹐就是三哥教我唸的﹐時年不足7歲。‘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開頭這段﹐現在還能背。還有李陵<答蘇武書>﹐也是三哥教的﹐亦大多能背。‘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印象尤深﹐以致80年代中期﹐我寫了一部歷史中篇小說﹐題目是<飛將軍之戀>﹐杜撰李廣(李陵的‘先將軍’) 的愛情故事﹐以抒發心中的景仰之情。石達開情統
與此相類似﹐父親當年送給我的一本小書﹐激發了我一次更大的寫作衝動。那就是歷史小說<西域恩仇記>的創作。我先寫成二萬八千字的中篇﹐繼而擴充為長篇﹐最後更改寫成電影劇本﹐參加台灣行政院新聞局的徵選﹐榮獲其‘八十年(1991年)優良電影劇本’獎。在新聞局為我出版的此劇本卷首﹐我寫了這樣一段話﹕
‘一本薄薄的兒童讀物﹐插圖上畫著一位裹著頭巾的英武男子﹐昂首挺立在一艘小船的船頭﹐身旁放著一把雨傘和一個布包袱。------這是我上初小時父親給我買回來的﹐講的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故事。書裡說大渡河之役幾年後﹐有人在川西某地渡船上見到過他﹐不消說圖中那位英武的好漢便是石達開。
這四十年代的情意結﹐導致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創作了十四萬字的歷史小說<西域恩仇記>﹐它的主人公是石達開的女兒石玉娟﹐我杜撰的一位武功超卓膽識過人的巾幗英雄。
。。。。。。’
小學時﹐課本上講國父孫中山少年在家鄉﹐愛聽太平天國洪秀全的故事。他的同鄉中有位太平天國老兵。孫中山欣賞洪秀全當在其造反精神﹐還有洪為宣傳革命寫了些東西。但我一直佩服石達開文武雙全﹐他用兵遠勝洪﹐連曾國藩都不得不為之折服﹐其文才亦超過洪。父親似乎也讚賞石達開多於洪。哲學詩詞
其實﹐父親最早向我講述的英雄人物﹐是著名的抗清名將﹑民族英雄袁崇煥。袁是石碣人﹐家鄉鄰近篁村。幼時上學途經土地廟﹐見其內香火鼎盛﹐鄉人均求老少平安﹐招財進寶﹐袁則揮筆於廟上﹐大書‘土地公﹐土地公﹐快快守遼東﹗’﹐使鄉人為之一震。此故事我聽了不止一次。至1985年﹐我先後讀了金庸<碧血劍>及邑人楊寶霖所寫袁崇煥事略﹐回想起父親當年講的故事﹐萌發激情﹐創作了中篇歷史小說<碧血忠魂>﹐寄託對鄉賢英烈的仰慕﹐也作為承傳父親理念之舉。
父親不僅經常向我宣講中外名人故事﹐還對我講解一些基本的哲學知識﹐例如﹐他曾扼要闡述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存在決定意識’或‘意識決定存在’ 雙方的理據﹐等等﹐當年情景我都難以忘懷。1993年﹐我二女兒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我想將她爺爺昔日所談向她轉述﹐可惜﹐相隔近半世紀﹐其具體說法已無從記憶了。我只記得﹐他一位黃姓友人曾著一哲學著作﹐名<趨極論>﹐父親閱後激賞之﹐並將黃請至家中與之討論。可見其對哲學的興趣。
他也喜歡古典詩詞﹐我很小的時候他就教我唸詩。如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 ﹐還有駱賓王的<鵝>(‘。。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另有一首不知誰寫的﹕‘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再就是李後主的<憶江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猶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這首詞母親也會背。
對古曲父親頗有心得﹐有時還會哼唱幾句。一次他聽我唱岳飛填詞的<滿江紅>﹐聽畢對我說﹕‘這個曲譜原先並非配<滿江紅>的﹐它配的是薩都剌的<金陵懷古>。’說著﹐他以原調唱了幾句﹕‘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我聽罷﹐也覺得詞中懷舊感慨的蒼涼基調﹐和曲譜更為契合。岳飛詞那種激越豪邁﹐與該曲有點格格不入。明亡心態
去年十月﹐78歲的二哥寫一長信給我﹐末段涉及父親與詩詞﹐他是這樣寫的﹕
‘第四段講一講吳偉業﹐這位<圓圓曲>的作者。該詩洋洋數百言﹐“沖冠一怒為紅顏” 幾百年流傳至今﹐可見其文采。為什麼和你談吳偉業呢﹖因為1942年初香港被日軍佔領後﹐我們全家(除大哥) 回到淪陷區東莞﹐雖然住在篁村﹐阿爸很怕東莞的漢奸(當時偽縣長是他的朋友) 迫他當漢奸﹐終日惶惶然。在此情況下﹐他教我吳偉業作的<賀新郎。病中有感>﹐全詞較長﹐當時背熟﹐後來逐漸忘記﹐但其中“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 這兩句﹐幾十年始終記住﹐無非因它寫出老年人病重時的痛苦令人同情。早兩年﹐在一本詩中找到這首詞全文﹐於是就將它抄在一本刊有<圓圓曲>的書中﹐今日一併抄上給你﹐讓你體會一下1942年阿爸在篁村時的心情---脫屐妻孥非易事﹐當時﹐你還幼小﹐不知這段情節。’
不僅當時兩歲多的我對此不知情﹐現年已過65的我﹐也對吳詞茫無所知﹐對<圓圓曲>亦僅悉上面那一句。因此﹐把該詞錄於下面﹕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心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向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二哥在此詞後加注稱﹕
‘記得阿爸當年為我講解時說﹐清兵南下時﹐不少知識分子自殺﹑戰死﹐吳偉業當時也曾經投塘自殺﹐塘水太淺﹐沒淹死。“沉吟不斷﹐草間偷活” 是寫當時的事。’
由此可見﹐儘管父親又當律師﹐又做生意﹐內心深處完全是知識分子世界。他與明末的吳偉業產生如此共鳴﹐對二哥影響非淺。二哥的信開頭就說﹕‘寫信給你﹐是因為今年是甲申年﹐360年前崇禎上吊死。’他對崇禎不無惋惜。次段講陳寅恪花了十年時間寫<柳如是別傳>﹐寫的也是明末的事。三段講侯方域﹑<桃花扇>﹐亦為同期人﹑事。侯與吳更屬知交。
我太淺陋﹐直到去年看韓劇<商道>﹐才首次得知吳偉業的名字﹐而且那時還不知他即吳梅村﹐‘沖冠一怒為紅顏’ 的作者。但我覺得﹐明亡於清﹐與49年後的大陸﹐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噩夢﹗這場噩夢﹐大概不會再延續一個甲子吧﹖不管怎樣﹐我打算把吳偉業的作品好好讀一遍﹐這總可以多少增加一點對父親的了解。丟失田契
父親在北大時英文學得不錯﹐不然不會一畢業就到上海工作﹐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編輯。但限於當時條件﹐聽跟講英語的機會少﹐所以他的閱讀能力相對較高。我們家有一大本英語成語詞典﹐厚厚的﹐解釋詞彙全用英語﹐相信是他買的。他和九伯父都以儉樸著稱﹐但在購買各種學術性書籍及工具書方面﹐他們倆都毫不吝嗇。
我要買小說他也從無異議。可是上陳塘區二小時﹐我有不少書借給同學看﹐沒記下借書人名字﹐以致無從追討。搬到東橫街後﹐我曾專門回了一趟西關﹐找那些老同學查問﹐結果一無所獲。那時跟他同住一間房﹐怕他問起此事﹐每晚睡覺時都很擔心。終於有一天﹐避無可避﹐我說出實情﹐他見借出的書收不回來﹐也沒有深責﹐但我內心為此十分內疚﹐覺得自己不中用。我心想﹐要是我像父親般精明﹐就不會白白丟失二三十本有趣的書。
不過﹐父親也有百密一疏的時候。那還是我們遷回廣州不久﹐他安排莞穗輪渡船運﹐搬了一大批箱子跟雜物出來﹐其中一個皮箱裡面﹐裝著一些重要的田契(土地產權證)。父親讓母親領著幾個人跟船照應﹐六姨﹑八姨等幾位親戚也同船來穗﹐並順便幫忙看管﹐可謂鄭重其事﹐興師動眾。東莞渡停靠在長堤愛群酒店附近的碼頭﹐箱子雜物都從船上搬上岸﹐母親命人去找板車和搬運工﹐以便將一大堆東西先裝上車﹐再運到相距不遠的槳欄路家中。八姨站在那個裝田契的皮箱跟前﹐留心看管著。不料就在找好了板車﹐等它拉過來時﹐她的腿被人從後面使勁碰了一下﹐八姨本能地回頭望去﹐卻看不出肇事者是誰。扭過頭來一看﹐面前那個箱子竟已不翼而飛。當下她不禁失聲大叫﹐母親和跟船的人聞聲﹐馬上週圍到處追尋﹐但哪裡還有半點那皮箱的蹤影﹖
事後父親很鎮定。他除即時向有關部門報失外﹐並沒有張揚﹐只是設法通過某些渠道查探。個別親友聞訊﹐先後前來了解情況﹐有的還提供了一些線索﹐說花多少多少錢即可望追回失物。擾攘一番﹐錢也花了不少﹐到底毫無效果。後來不了了之。但那些田產似乎也沒出什麼問題。
對此﹐大概父親早已成竹在胸。能找回田契固然最好﹐若找不到而落入他人手中﹐以致就產權興訟的話﹐他也自能應付。近二十年的律師豈是白當的﹖
可惜我那時未成年﹐不能跟他到倉邊路的法院﹐去看看開庭的情景﹐領略父親滔滔雄辯的風采。經世致用
據柏哥晚年所說﹐父親在庭上揮灑自如﹐從未輸過官司。而三哥則有一次被他特意帶上﹐目睹控辯雙方唇槍舌劍的場面。回來後﹐父親還問其有何感想。但三哥像是似懂非懂﹐也沒說出什麼。為此﹐父親似乎有點掃興。
他的辯才我雖無緣親炙﹐可是﹐我幾位哥哥均能言﹐大概多少從父親那兒繼承了某種遺傳基因。他們談論<三國演義>﹐往往引述其中精警的答辯。如鍾會兄弟晉見魏帝﹐兄大汗淋漓﹐弟滴汗未見。帝問其故﹐兄對曰﹕‘驚驚惶惶﹐汗出如漿。’弟則稱﹕‘戰戰栗栗﹐汗不敢出。’又鄧艾口吃﹐帝見之打趣問﹕‘卿稱艾艾﹐究有幾艾﹖’艾朗聲應道﹕‘鳳兮鳳兮﹐固是一鳳﹗’每言及此﹐哥哥們均大笑不已。還有一次﹐家中電燈不著﹐二哥擺弄了一下﹐亮了。三哥問何以致之﹐二哥微笑應曰﹕‘我略施小技而已。’
對於我們的學業﹐父親很少過問﹐他大概認為﹐書香之家的門風﹐足以令我們努力上進﹐認真讀書﹐在校的分數名次之類﹐並非至要。他注重要有經世致用的真功夫。所以﹐大哥上大學學電機﹐二哥學化工﹐三哥學醫﹐以及大姐學經濟﹐他都很贊成。三哥考入北大前﹐曾在廣州市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有次回家﹐翻出一本中國傳統經學的書讀起來﹐並且向父親請教其中什麼問題。父親簡要地回答後說了一句﹕‘這種書今天沒什麼用了﹐不如看點別的更實際的書。’
他在北大專攻政治學﹐退出政壇後當律師﹐按說並非本行﹐但因他基礎學問扎實﹐對與政治學相近的法律較易上手﹐故處理民﹑刑訟事均勝任愉快﹐在廣州市律師公會中具一定影響。潘詩憲醫師
父親的律師同行中﹐有位潘詩憲先生﹐較他年輕﹐但學問不錯﹐且精通岐黃之術﹐時任廣東省中醫學會會長。父親與之私交頗好。我們住西關時﹐我生病常到他的診所求醫。
說起來真有點神。每次父親帶我去看病﹐只要一進門﹐踏入其診所外間的候診室﹐我就會感到自己病好了一半。他的診所位於寶華路一條橫街深處﹐離金聲戲院很近。門外高懸大字招牌﹐從馬路上就能望見。候診室通常都坐滿了人﹐男女老幼咸集﹐都在古色古香的酸枝(紅木)椅子上安心輪候﹐秩序井然。父親會先請其助手通報﹐他聞報總是很快從裡間診病室迎出來﹐請我們父子倆(有時母親也陪同)進去﹐並向外間的輪候者頷首致意﹐表示要耽擱他們一會。由於他一向醫德醫術俱受好評﹐輪候者對此均無異議﹐不會因而鼓噪。隨後﹐他即親切地為我把脈﹐問我的感覺﹐並聽我父母從旁介紹病情。我望著他和藹可親的臉容﹐特別覺得放心﹐看完出來﹐像是已經好了一大半。而他則慇懃相送﹐順便和父親交談一兩句律師公會的事(他們倆似乎都是該會理事)。這一切﹐恍如發生在昨天。
潘醫師於1949年10月移居香港﹐繼續行醫至去世﹐得盡天年。他比我父親有遠見。也許這跟他未曾涉足政界有關﹖易幟之夕
父親是北大政治學學士﹐對於當年政局發展自然瞭如指掌﹐廣州易幟應在其意料之中。
他早年曾參與反蔣﹐改任律師及從事工商業18年﹐雖未再介入政治﹐但對抗戰勝利後蔣政權之腐敗深痛惡絕。1949年初﹐一次報載蔣被刺﹐但安然無恙﹐他閱後慨嘆曰﹕‘他死了就好了。’這有點像他對我們講張良刺始皇於博浪沙﹐為其誤中副車惋惜的神情。而母親﹑六姨當時也不止一次說過﹐若蔣於日本投降後功成身退﹐定必保其令名﹐永垂青史﹐而不致落到政權不保﹐身敗名裂的下場。這實際上反映父親的看法。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國民黨政府覆滅無可避免。只是父親大概沒想到﹐在那天翻地覆之際﹐我們一家要經歷飽受驚嚇的一夜。
在此之前半個多月﹐即1949年10月1日﹐最高在天安門上主持‘開國大典’﹐北平亦改稱北京。未滿10歲的我﹐那時對此茫無所知﹐仍如常上學﹐星期一上午過‘紀念週’ ﹐對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眼望孫中山先生(他一直不讓人稱他的職銜)遺像﹐高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但東橫街已不同已往。東西兩邊街口均已建起‘街門’ ﹐各用20餘根口徑粗達20多公分的木樁築成﹐中間是寬不足一米的笨重木門﹐日間開啟﹐晚十時至晨六時關閉﹐出入者要受值班保安員盤查。另有人負責夜間巡街﹐恍如民初的打更﹐不同者是沒有定時敲鑼打更鼓報時。這都是街坊自動採取的保安措施﹐主要防止敗兵潰散時入街劫掠。為此﹐家家戶戶都要捐資﹐作為街門建造費及保安員工資。儘管都知道﹐這些措施其實只足以對付個別散兵游勇﹐以及若干鼠竊狗偷。倘有一個班或只半個班訓練有素的軍人﹐蓄意乘逃亡之際﹐持械湧入民居‘撈一把’﹐ 那區區保安員連同街門﹐都是擋不住的。但縱使如此﹐上述措施起碼令街內住戶多少有點心安。
然而﹐10月14日下午開始出現的連串事變﹐卻是廣州的一般市民難以想像的。尤其是海珠橋被炸斷成兩截﹐堪稱驚天動地﹐使人目瞪口呆。海珠斷橋
炸橋時間約莫是五點多鐘﹐接近六點。我和強表姐兩姐妹﹐正在二進正廳玩著撲克牌。她們家是前一兩天聽說風聲緊﹐臨時搬來跟我們一起應變的。因為我家門戶嚴實﹐厚厚的大木門外是‘趟櫳’ ﹐由結實的門框上安裝約十根粗圓杠而成﹐圓杠相距約十一﹑二公分﹐門框下有滑輪﹐以便開關。‘趟櫳’ 外還有屏風式的通花木門。臨街的前後牆均為極厚的青磚﹐無窗戶。左右鄰接多間平房或樓房﹐幾無歹徒穿牆入屋之虞。食水﹑米麵﹑油鹽醬醋糖及各種乾菜﹐連同木柴﹑煤油﹑洋燭等等燃料﹑照明用品﹐一應俱全﹐足夠維持數日之用。自以為可安然無恙地度過政權交接期。
不料﹐禍起蕭牆之外。我們身處自以為安全的深宅大院﹐正玩得好好的﹐突然﹐‘轟’ 的一聲巨響﹐仿彿就在耳邊﹐地面為之抖動﹐牆身也仿彿晃了晃﹐屋頂瓦面‘嘩啦啦’ 地撒下一陣砂石。時在下午5時50分左右﹐我們都被震得心驚肉跳﹐據強表姐說﹐當時她馬上躲到床底下。原先分佈在後進樓上樓下﹐或東西廂各處的兩家大人們﹐不約而同集中到大廳裡。正在廚房準備做晚飯的積喜﹑阿荷﹐也急忙奔出來看個究竟。
這時﹐爆炸聲接連傳來﹐但已較剛纔那聲巨響為小﹐且未聞槍炮聲。又過了一會﹐爆炸聲停了。父親他們商議﹐估計暫無大礙﹐只要緊閉大門即可。各人遂放下忐忑的心﹐分別回到原處﹐直到晚飯時分﹐均無異樣。
可是﹐入黑之後﹐情況再度變得令人擔心。從河南方向不斷傳來爆炸聲﹐此起彼伏﹐間聞較大響聲。其後﹐開始聽到槍炮聲﹐機槍聲尤其頻密﹐‘噠噠噠﹐噠噠噠’ 響個不停﹐每一下都像敲在我們心上﹐使人魂不守舍。父親命人開門出去﹐到街上探問消息﹐得知海珠橋已被炸毀﹐好在相距不足400米的五仙門發電廠大體無損﹐供電尚可維持。而南石頭某大廠亦爆炸﹐引發連鎖反應﹐故響聲不絕。有傳中共先頭部隊已入城﹐有見者稱其頭戴瓜皮帽﹐沿中華北路進市區云。
父親聽了這些消息﹐認為除有關海珠橋者外﹐其餘大多真假莫辨。蓋我家距海珠橋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故所感受到的強烈震動應可證實。他最擔心者為發生巷戰﹐現看來國軍已撤﹐此再不必憂慮﹔附近一帶皆民居﹐無重要工廠設施﹐遭爆破毀壞的可能性極小。故各人留在家中仍屬安全。於是﹐十時左右﹐大家相繼就寢。
不過﹐直至半夜﹐爆炸聲﹑槍炮聲依然不絕於耳﹐無人可以安心入睡。凌晨過後﹐有一陣槍炮聲加劇﹐外面情勢不明。母親憂心忡忡﹐起來繞室徬惶﹐甚至一度收拾細軟﹐包括若干金飾外幣﹐藏於內衣口袋﹐以便隨身轉移。父親覺得不必如此。她後來又將之放回小‘夾萬’(保險箱)內。據強表姐回憶﹐在此之前﹐母親心神不定﹐曾不斷點算家中存有的‘袁大頭’(即銀元﹐屬硬通貨﹐因其面上鑄有袁世凱頭像而得名)。我和兩個表姐卻是‘少年不識愁滋味’ ﹐在旁打鬧﹐她不勝其煩﹐遂每人給一‘袁大頭’ ﹐打發我們到別處。這意外之財令我們三人喜不自勝﹐樂滋滋地拿著響噹噹的銀元走開了。
其後過了一陣﹐槍炮聲漸稀﹐父親又命人出去打聽。回報稱共軍確已入城﹐且有人於附近馬路目擊其大隊開往河南方向云。對此﹐大家多覺可信﹐遂比較放心地各自回房休息﹐連母親亦開口吩咐積喜﹕‘快去睡一會﹐明天還要煮早餐呢﹗’其實﹐這時早已是‘明天’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