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龙转自新浪
利辛县，位于安徽皖北平原中部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人口135万，农业为主，工业基础极弱。过去的一年被认为是利辛县的多事之秋，“县人事局案”事发，更引出平日里隐藏的矛盾和积弊。
谁伪造了县委书记签名
| 2000年10月，“利辛县人事局案”很偶然地浮出水面。 一天，时任利辛县委书记的夏一松因腿伤在宿舍办公，一个乡镇干部前来探视，带点邀功的意思说：“夏书记，您让安排的学生工作办妥了。” 夏一松很奇怪，因为他当书记后没让谁安排学生，就问：“是我安排的吗？” “报告上还有您的签名呢。”那个乡镇干部也有点奇怪。 夏想破脑袋也记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签的字，回头就让人把人事局中有他签名的报告拿来。 还真有这么12份已批准的报告，内容大致是：某某学生中专毕业后申请安排到某单位。有11份有他的签名，另一份是县长袁健的签名。 夏很震惊，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些报告，签字也像极他的手迹。 夏一松立即让县公安局把这些报告送到安徽省公安厅检验笔迹，结果是：12份报告上的签名均系伪造！ 夏一松大怒，立即将此事上报亳州市委。很快，亳州市纪委、公安局分别立案，组成联合调查组。 案情重大，亳州市纪委抽调近30名纪检干部，浩浩荡荡开进利辛县粮贸宾馆。宾馆门口挂起了绿色检举箱，几个武警往旁边一站，利辛气氛骤然紧张。 伪造笔迹的人很快被公安机关排查了出来———县计委的机关分工委副书记张学勇。 追查这些报告，调查者发现不仅领导签名是伪造的，那些“大中专学生”的文凭、派遣证、档案统统都是伪造的，而这些报告都通过了合法手续，分配后就有了国家干部身份(这种干部被利辛人称作“三假干部”)。 张案显然仅是整个案子的冰山一角。因为伪造大中专生分配的整个过程是一串复杂的链条：最重要的是县领导签字，但还得有县计委下发的分配计划，县人事局要办一系列手续。 发生在利辛县人事局内部的通过“假分配”买卖国家干部身份的丑闻就这样被揭开了。 有人分析，此案正因为张学勇半路加入，才最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2000年上半年，他收了钱替熟人办一个报告，没成，情急之下就模仿某领导笔迹在报告上签个字，不是很像，但没人细看，结果此事特别顺利就办成了。这给了张很大的启发，自认为发现了发财的秘密。 于是以后他就到处吹牛，说跟县领导特熟，签个字很容易。这使他成为县里的“红人”。有人就给他送钱要领导的签字，次次不落空。县人事局那些人一眼看上他的“一技之长”，把他纳入造假链条。而张学勇从每份假签名中收取“好处费”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随着县人事局某些人“生意兴隆”，他也“生意兴隆”，后来就签上瘾了。 后来才发现，他在此案中的伪造手法非常拙劣：把夏一松在县计委文件上的批示和签名放在报告底下“描红”而已。由于他的粗心，甚至有一次把签字日期写在报告日期之前。 但没人注意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会对县委书记的签名产生怀疑，另外是这些报告只在县人事局内部“封闭运行”，那里不少人是他的“同志”。 张学勇事发后，据说利辛百姓有一惊一叹：惊的是县委书记的签名都敢伪造；叹的是在利辛县，普通干部一个月平均工资只有400元，领导的一个假签名能值上万元，含金量太大。 “造假一条龙” 刘美蓉，虽然只是一个跑点买卖的女人，给别人的印象却是“能”(利辛土话，有本事)。当地人称她能在几天之内就将一个文盲弄成有编制的国家干部。 而明眼人也明白，真正“能”的是她的丈夫，县人事局党组书记、第一副局长张玉美。 张玉美在调查期间突然不知去向，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工职，本文截稿前不久刚刚投案自首。刘美蓉当时没能跑掉，被刑事拘留，后转逮捕。 张玉美夫妇的发财套路被人们称为“造假一条龙”：刘美蓉当“中介”，给人家打包票“安排好单位”，视关系远近和单位好坏收取“好处费”，从张学勇那里弄到领导签字，从县计委弄到学生分配计划，由张玉美在人事局内部操纵，与局内其他环节合作，伪造假文凭、派遣证和档案，分配工作。最后让一个出了钱的人“脱胎换骨”，变成国家干部，吃上皇粮。 张氏夫妇到底从中赚了多少钱，在民间有着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不少于30万。 顺藤摸瓜，张的两个同事(县计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办事员)偷盖公章、伪造分配计划的事情暴露。 随着调查深入，被套进去的领导越来越多。局长周成军、纪检书记刘国超、副局长张克平和妻子赵文霞等人先后被“双规”。县教育局成人职考办的王某也被“双规”。 有意思的是，利辛县人事局此前被认为是“最团结”的单位，以前没有什么干部犯错误的传闻，同事间没有大的矛盾，这在利辛很难得，大家都说局长周成军“治家有方”。 周已经当了10来年的人事局长了，他能在利辛“历尽风雨、长城不倒”，据说法宝就是“有了好处大家分”，以保证全局“步调一致”。而1997年后，他又搞“权力制衡”，进一个人要五六个正副局长“集体同意”，风险共担。 老百姓骂，在别的地方拜一个菩萨就够了，在人事局得拜一群菩萨，破费更多。 据说民间关于周成军有不少传说。一说此人的年龄就跟胡万林一样神秘，老是没到退休年龄，几年都是“58岁”，有好事者就查他大孩子的年龄，得出的结论是老周在十四五岁就有孩子了。另一个传说是，周平日里大有“处乱不惊”的风度，但调查刚开始就躲到外地说是看病，被“双规”时更是当场休克，风度没了。 但对于该局“二把手”张玉美，记者很吃惊地在利辛县中疃镇听到另一种说法。张玉美在该镇当了数年党委书记，那时他的能干和清廉曾让当地百姓津津乐道。一个故事是，在镇里财政紧，人心不稳的时候，张让妻子刘美蓉把家里的猪和牛卖掉，把钱借给干部发工资。中疃镇几年间由一个穷镇变成地区＂黄牛改良第一镇＂。镇里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张书记调到人事局任副局长不过三四年的时光，就变样了？ 据调查，仅1998年以后县人事局安排的“三假”国家干部多达181人，牵涉到该局多名干部。事发后，整个县人事局党组成员被纪委集体立案。 一个绕不开的事实是，在这180多份“三假干部”的报告中，只有少数是伪造县领导的签字，还有100多份是利辛县一些前县领导的真签字，这些领导有没有牵涉到此案中尚难断定，起码现在他们仍在更高的领导岗位上。 在分析此案的产生成因，利辛一位老干部认为，利辛建县时是蒙城、涡阳等4个县的干部群众划在一起，还没等磨合好，第二年就赶上“十年浩劫”。文革结束后，各派别之间的裂痕已经产生。 同时，利辛很多本地干部没有轮岗过，亲戚、亲信势力繁殖，矛盾难以消弭，改革也难以实行，长期下去就形成像县人事局这样封闭的“小王国”，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大事。 检察官夜盗案宗 4月6日晚12时许，利辛县法院大门紧锁，办公楼里一片寂静。法警队干警刘靳成等人在外面夜巡时，听到办公楼里有异常响声，循声而去，结果在一楼档案室前发现一个脸色惨白的陌生男子，立即将其扭送值班室询问。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此人竟然是穿着便服的县检察院某科的检察官张越！ 原来张越是县人事局副局长张玉美的儿子。他供认乘夜潜入法院为了盗看母亲的卷宗。为此，他在白天参加某案审理的时候就预先察看了地形，设计好晚上进来的线路，临走把大法庭的窗户插销拔掉。 当晚他从法院大门西面翻墙入院，从大法庭翻入三楼经济庭办公室，经过阳台跳到二楼大厅，到申告庭办公室门口伺机作案，被发现后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张越离“成功”只差一步。按县法院负责人的说法，要是让他得逞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张的举动让县检察院极为难堪，只好将他开除了事。但对外仍称他是“酒醉后上法院找人”云云。 而县公安局法制科长李如先告诉记者，这样的案子不要说在利辛县，就是在全安徽省都是第一起，本来公安局是要追究张越的法律责任的，可县检察院坚持要由他们自己处理，只好算了。 县里一位老干部评价说，从这件事情上看张玉美是有头脑的，把儿子安排在检察院，本来有可能帮上忙的，只可惜运气不好。县里不少干部为什么千方百计把子女被放在公检法部门或行政执法部门？不光为了多拿几个钱，还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能起个保护作用。而一般老百姓要进这些部门，千难万难。 对于这个“难”字，31岁的侯纯瑞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记者在利辛县阚疃镇见到这个憨厚的汉子，他天天都在看一个杂货摊，兼卖水果。侯在叹息：要是早几年也查“三假干部”，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落魄样了。 侯纯瑞家在农村，1994年部队转业，拿着县“复员办”开的介绍信去县交通局上班。 但该局某人事干部卡了他一下，告诉侯说“名额已经满了，想别的办法吧”。侯就真的不去了。想要回介绍信，那干部说“丢了”。再分配时，侯纯瑞就被安排到阚疃镇一个偏僻的水闸站，拿200多元工资，没办法，侯纯瑞就开了个杂货摊糊口。 事隔6年后的2000年，侯纯瑞的哥哥侯纯章偶然听说县交通局也有一个侯纯瑞在上班，大吃一惊，暗地展开调查。果然，侯纯章在交通局展沟交管所的工作人员公示牌上看到“侯纯瑞”的名字，但对应的是一张陌生的脸，而这个人的异常也早就引起同事的怀疑。 最后真相大白，在交通局上班的“侯纯瑞”真名叫谷×，他的叔叔是交通局某企业的经理。1994年的时候花了钱通过那个人事干部玩了一手“狸猫换太子”。记者对此进行调查时，那位经理找上门为侄子求情，说交通局现在给他很大的压力。并暗示“有好处”，当即被记者拒绝。 侯现在也无可奈何了，他的总结是：“在利辛，领导的那支笔动一动，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是在街上卖水果，还是穿上制服吆五喝六。” 年轻人的出路 4月10日，调整了领导班子的利辛县人事局发出通知，对查实的180多名“三假”干部进行清退。利辛县26个乡镇大部分都有份。 春店乡共清退3人。1999年分到乡财政所的黄某是其中之一。黄在这里的一切都给取消了：毕业生介绍信作废，分配工作取消，人事档案、工资卡、福利卡注销，工资停发…… 黄的父亲在公路边开了个轮胎汽修店。初中毕业后伪造中专学历的黄某已经在家里哭过几次了。 “实在是没有出路啊，”老黄也发牢骚，“利辛县130多万人，又穷成这样，孩子大了怎么安排？种田又不甘心，工厂也停得差不多了，商业也不发达，一个女孩子总不能让她帮我干汽修吧？” 老黄不肯讲为女儿的事花了多少钱，一个小老板没权没势，出的＂价格＂可能是最高的。当时他愿意出更多的钱让女儿去县城机关工作，“可惜”没有找到路子。 在利辛，这么想的决不是老黄一个人，“吃皇粮”在这里被认为最稳妥、最体面的出路。前几年，谁都削尖脑袋往县城各单位钻，挤得快炸窝了，转头向下面乡镇机关挤。 “光退了一个黄某有什么用？”春店乡财政所所长王龙发牢骚，“杯水车薪罢了”。 这个财政所现在有39人，7个退休的，可上班的只有20人，其余都在家拿钱。让王龙感到棘手的是，所有的人都是拿县人事局的介绍信，带着编制指标过来的，他王龙能赶谁走？ 可就这么挤着能行吗？现在他这个财政所的所有干部去年都只发了7个月的工资。粥少僧多，只能分着喝。而今年6月份前这里要完成乡镇机构改革，这个所的39人只能留下8个人。剩下的人往哪里去？会不会变成一场血战？王龙的头都快炸了。 今年31岁的侯干在这个小县里也算个人才。只是没什么背景。1996年，他被借调到县电视台当记者，有领导告诉他“干得好，给调关系”。侯干业务干得很不错，报道还在北京获奖，可几年过去了关系却老调不过来。 2000年上半年，终于有个县领导让他“把那个申请”拿来看看。侯干激动不已，思前想后还是决定送点东西。他回到农村的家中，终于凑钱买了一些礼品和申请一起送去。 那位领导直到不久后调走也没提侯干的事情。朋友知道后大笑，说：“你太不知道行情了，多送10倍才勉强可以。” 不久利辛县人事冻结，电视台机构改革清退聘用人员时，他只能离开。而几个水平未必比他好的人早已转了正。 “我准备考研”，侯干对记者说，“在这里我看不到出路在哪里。” 等待结果 4月初，亳州来的调查组结束了调查，案情已基本查清，但除了张学勇等少数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外，其他涉案人员都在“等待处理”。 人们心情各异地目送着调查组撤离利辛。 一些人是有情绪的。调查组撤走当天夜里，粮贸宾馆门口的绿色检举箱就被人砸烂。有人认为，这说明不该过深地去挖县人事局案子，因为牵涉的太多，深挖下去造成人心不稳，会激起更大的矛盾。 一些离休老干部对此很难过，他们认为应该正视这个案子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作为改变利辛作风的一次机会。 截至发稿时，利辛县人事局案的案情和责任人的处理尚未公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