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最后阶段好像临近了。特朗普总统用真货——美国的实力——打赌，显然占了上风，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做出的让步将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如果协议能达成的话，最终宣布的时候，特朗普肯定会在Twitter上大肆炫耀，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在他本人以及政策方面陷入麻烦的情况下，夯实自己的连任资格。对习近平来说，几乎任何协议都可能意味着大丢面子。
习近平上任时，中国还处于其所谓的经济奇迹的鼎盛时期（而美国却尚未摆脱2008～2009年大衰退后遗症的影响）。习近平在2012年底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013年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反腐败运动立刻大受欢迎。他提出了“中国梦”，这个让国家和人民富强安康的模糊愿景似乎点燃了许多公民的热情。他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那只会取悦有帝国渴望的中国汉族大多数。
但是，在一个没有明显反对声音、禁止“妄议中央”的国家，做这些逞强表演并不难。另一方面，贸易战提供了第一次真正判定习近平领导能力的机会。而且，他的表现也许看来并不好——即使你认为与贸易战有关的挫折不重要。
首先，习近平根本没有管理好美中关系。相比之下，自从这个共产主义国家1949年成立以来，每位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这些关系至关重要，都努力改善它们，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1971年，毛泽东为打破僵局，筹划了乒乓外交，尼克松总统在中国与苏联的对峙时支持了毛泽东。邓小平竭尽全力向美国示好，吉米·卡特总统在1979年把与中国的正式关系从台北转移到北京。20世纪80年代，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邀请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美国经济学家访问中国，为政府提建议；此后，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开始流入中国。1997年，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参观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时候，他还戴上了一顶殖民地时代的三角帽。接下来，比尔·克林顿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助了一臂之力。
2003至2013年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最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的开放（和天真）。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给美国造成了失控的双边贸易逆差。孔子学院这个既是语言学校、又是影响代理机构构成的网络，开始在美国的大学和高中生根发芽。（如今已有100多所孔子学院遍布美国。）中国风险投资家带着从美国金融市场筹集的资金涌入硅谷，然后悄悄地吸走了美国的尖端技术，将其注入中国自己的高技术基地。
但习近平一直在声势浩大地坚持强硬路线。在他的领导下，反美言论在官方媒体流传。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要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中国政府对台湾、在南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还派遣中国战舰穿过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的美国海域。（虽然中国政府声称，那只是在行使国际公认的“无害通过”权，但此举显然是在炫耀武力。）
北京的国家当局试图笼络中国的大批海外侨民，希望建立一个有助于在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并将高技术从那些国家转移出来的网络。为此，他们既采取了公开策略，比如官方的招揽项目“千人计划”，也采取了由中共的影响机器统一战线负责的秘密行动。
这些努力在一些美国人当中敲响了警钟。知名学者和前美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两个小组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提出，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这些小组的成员都属于温和派，大都对中国怀有好感。然而，他们的一些建议与特朗普政府中鹰派的观点不谋而合，鹰派人士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和安全威胁。习近平对这种巨变显然毫无觉察，特朗普用关税战打击中国的做法让习近平措手不及。
中美两国的争端正在亚洲其他地方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产生连锁反应。上月的中欧布鲁塞尔峰会后，中国同意“改善”欧盟国家的市场准入，停止强制欧盟企业转让技术，并讨论减少政府对中国企业提供补贴的可能性（其他国家的政府认为这种补贴对外国企业构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尽管这些让步是用联合声明的那种温和、相互承诺的语言做出的，但它们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挫折，将削弱中国的全球野心。
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时代呢？也许历史提供了答案。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开始挑战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希望推翻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的强大力量。毛泽东也在寻求全球主导地位，这符合中国的皇帝是普天下合法统治者的传统概念。但毛泽东自不量力；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强大。苏联取消对中国的援助计划、撤走在华技术专家的决定，给中国表现不佳的社会主义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
与毛泽东的苏联做法相似，习近平可能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上来得太猛、太早了点。
习近平的第二个主要的不足是，他未能提出一套前后一致的政策，来阻止中国经济在多年的出色表现之后进入长期下行。中国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28年来最低的。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6.4%，与1993年同期的15.4%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差甚远。虽然6.4%的增长率会让许多西方国家羡慕，但是，增长率的这种下降应该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担忧，因为这突显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萎缩，以及总债务与GDP的比值已在2018年第一季度接近300%。日本银行野村证券(Nomura)估计，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违约率在2017年至2018年间翻了两番。
受人口结构和债务的拖累，中国几乎无法通过更多的私人投资和消费来增长经济。更糟糕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已经存在巨大的过剩产能（比如新建的鬼城），政府的刺激措施并不十分有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一万亿元人民币的信贷能制造一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产出；到2017年时，这一比例为3.5比1。
然而，习近平在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上几乎没做什么。
虽然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严重人口问题的证据已经很明显了，但习近平只是在2016年用二胎政策取代了独生子女政策。这远远不够，而且也太晚了。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自改变政策以来一直在下降。2018年的新生儿数量是1961年以来最低的，而1961年曾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习近平2015年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比他的前任在2009年推出的紧急救援计划的数额高出25%，2009年的计划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就在习近平一直在口头上表示有必要让经济摆脱依赖政府投资的同时，据《福布斯》的一篇文章，仅在今年1月和2月，他的政府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供新贷款和新融资超过了2015年的总和。
人们对习近平的第三个批评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促成或纵容了中国公民和实体在世界各地的某些行为，这些行为既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也有损自身的道德结构。
以知识产权为例。美国似乎掌握了确凿证据，表明中国王牌高技术公司华为有奖励员工窃取知识产权的政策。而且，正如我以前所写，根据中国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这种政策得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强制性的。
传统上，理想的中国是一个坚守严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儒家国家。然而，虽然习近平在国内大力打击腐败，但他却在国外鼓励道德堕落；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爱国贼的国家。可以说，所有的华人都因此丢了面子，现在，海外的无辜者可能会受到草率的牵连。
人们普遍把习近平视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去年修订宪法后，他有可能终身担任国家主席——除非他在领导上的严重失误给了国内对手让他下台的足够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