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六○年代初，蘭州市中山路街道辦事處組織改造右派的學習班，共五名右派參加，我和袁煒即在其中。每星期五召集大家一起學習黨的文件、政策。討論時，別人都不大說話，發言也誠惶誠恐，但袁煒聲音宏亮，語言極富邏輯性。我們都很歎服他的口才。他當時才五十來歲，反右鬥爭前，是《甘肅日報》主編。他的被劃為右派，是自告奮勇“自願”要來的。一九五七年《甘肅日報》與全國一盤棋，也正轟轟烈烈展開反右鬥爭。袁煒認為共產黨既然主動提出整風，要求全國人民放下包袱，多提意見，且表示過決不秋後算賬，可是又出爾反爾，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說成是別有用心，反黨反社會主義！他不服。在一次會上說：“如果提些意見就是右派，我同意這些觀點，我也是右派。”袁煒說了這些話後，開會的群眾立刻將矛頭指向了他，要他站起來，不讓再坐著，袁煒仍然坐著，說：“你們愛站就站！”結果是一群人圍著他，要他交待“目的”、“企圖”。袁煒就這樣成了右派。誰料得這頂“沉重”的帽子，一扣竟達二十多年！
在處理右派的政策條文中，其中一條名為“自謀生路”。袁煒“自絕於人民”，竟脫離組織，走上單幹的生活道路。他作出這一決定主要是為了家庭著想。他不願被押送外地，遠離蘭州。因為他有一個不聰明的妻子和一個癡呆兒子必須由他照顧。 (博讯 boxun.com)
袁煒的住所與我同在中山路，隔路遙遙相望！我見他在門口路邊擺過修理茶壺、破臉盆等的營生，也製作過雪花膏在門口零賣。他幹得最長的是挑著貨郎擔串街走巷收購舊衣破鞋，然後分類再賣出，以此維持生計。他嗓音宏亮，吆喝地道。他身材矮小，終年一襲藍布大掛，很髒。他患過胃病，開過刀，因無錢輸血，以致營養不良，臉色青綠。
文化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陳朗是自北京下放的右派，自然首當其衝，最先被關入“牛棚”，備受精神折磨及皮肉之苦。接著扣發他的工資，家庭成員只能享有每人每月九元生活費。我的生活發生了困難，因而想到了“自謀生路”的袁煒，找他商量。他為我們母女作了周密的安排，我們一起收破爛，他爭取多收些、走遠些，我則將塑料、紙張、舊書、破衣等分類，好一些的衣服縫補後可穿也可賣，破布則打成褙子送往鞋廠。為節省開支，兩家一起合伙做飯，由孟夫人掌勺。袁煒還謹慎的將我們合作維生此一情況向街道辦事處匯報立案，方可保無事！
每日晚飯以後，大人們在燈下拆破衣舊裳，孩子們則於破爛之中搜尋他們的“寶貝”，塵土飛揚，更顯得燈光昏暗了。但這時是我們一天之中最愉快的時候，雙手不停的幹活，口中則敘述家常，早先讀過的世界名著等，也重新再說一遍，互相提示遺漏的情節。在收來的舊書中，我得到《本草綱目》，與一批版本極好的針炙書籍。
袁先生是內蒙托克托人，兄弟二人，一個留學日本，一個留學德國，俱是當地青年的楷模。抗日戰爭爆發後，袁先生憤而從日本回國，且直抵延安，以示抗日決心。不幸的是，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中，他被視為法西斯特務，莫須有的罪名，把他 關入黑暗的窯洞，要他作無休無止的交代。初進窯洞時，另有一個難友，他倆相約，誰能活著出去，誰就向對方家庭通訊，設法營救。約半年時間後，難友得先出“獄”，通知了因避寇在武漢的袁煒的舅舅，當時是《申報》主編。他舅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袁煒的愛國行動，譴責關押迫害的不合理性。毛澤東有親筆回信，袁煒因得出獄。從窯洞釋放出的袁煒能在延安街上自由活動，等待安置。但有人告訴他，他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別的革命幹部都穿灰色服裝，他穿的是黑色的，以示區別。袁煒覺得不寒而栗！再加上在延安已經歷過了整人的殘酷，所以在讓他決定去留問題時，他堅決要求離開延安，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直抵南京政府任事。幾年後又棄政從商，到過緬甸。抗戰勝利後，他整裝回國，途徑蘭州，經友人推薦，當了《甘肅日報》主編。這時的袁煒已經三十多歲，漂泊半生，經歷了許多政治風浪，經人介紹孟二小姐，作安家之計。
孟小姐是山東鄒縣人，孟子後代，祖上因山東戰亂遷居甘肅，經商致富。到孟小姐的父親一代已經儼然大家，在蘭州中山路置有深宅大院。孟小姐姐妹二人，父親視同掌珠，擇婿極苛，大小姐的婚事就被耽誤了，及至選好婆家，她已病入膏肓，不能行婚禮了，臨終之時，她要求看一眼丈夫，結果允許她隔窗一窺，就此仙逝！孟家鑒於長女的傷春而死，所以對袁煒這個其貌不揚的才子，别無挑剔。婚禮很隆重，将中山路這個前後有三个院子的大房作为陪嫁。這時的二小姐已经三十岁左右了。孟小姐皮膚白嫩，时人给她一个雅号，称“臘美人”，能做一手美食，只是智力不如其姐。袁煒常说，别人说她智力低，我想不到竟低到這種程度！本来嘛，反右運動後，袁煒想跟她離婚，免得她跟自己受罪，當時許多右派都有這樣的做法，但他顧慮到這麼個低能母親，又帶著患羊癲瘋的兒子，豈不更受人歧視？我見到孟夫人時，她已年過半百，仍依稀可辨“臘美人”風貌。她的前半生，生活優裕，嫁袁煒後，還僱有白俄保姆，沒有苦過，但苦在共產黨手裡。中山路大宅已被充公瓜分，她們只住西廂房一間。袁煒收入不足以糊口，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孟夫人曾以其能做美食，為別人當過傭人。但孟夫人很快樂，從不憂愁。當我們談到右派有趕出城市的可能性時，她插嘴說，若到鄉間，她一定種很多韭菜，還要買一條駱駝來騎騎，她說不歡喜馬，歡喜駱駝。在寒冬，我們收購不到太多的破爛，我曾跟孟夫人一起，到一個露天工場做手套，零下十幾度，雙手麻木，兩腳凍僵。但孟夫人很高興，來去途中逢人便相告她在“上班”。
“文革”深入，我輾轉從關中富平回到杭州郊區。一日，袁煒隻身遠道而來見訪，原來蘭州鬥爭激烈，他怕吃眼前虧，攜妻帶子跑到西安，他的弟弟袁烙是《陝西日報》主編，共產黨的紅人，老延安出身！他在西安只住了三天，覺得其弟有大義滅親的可能，他不想被押送回蘭州吃眼前虧，因而毅然隻身外逃。至於妻兒，他想，他弟弟家能不照顧嗎？他管不了那麼多了。袁煒深諳共產黨虎頭蛇尾的作風，任何運動只要避去鋒芒就可能不吃苦，這是哲學！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袁煒不信任袁烙是有理由的。袁煒的弟弟袁烙，與袁煒先後抵達延安，參加抗日戰爭，袁烙一直任要職。袁煒在南京政府任職時，袁烙為採購重要器材，以商人身份曾到南京，並探望兄長。袁煒在咖啡室與他見面。袁煒問弟弟道，你來找我，我以禮相待，請你吃飯，喝咖啡，假如我去找你，你能這樣待我嗎？袁烙說，我一定檢舉揭發你。袁煒歎息說，這就是共產黨人。
袁煒在杭州住了一周，我陪他瀏覽了杭州名勝，他覺得應該繼續他往。臨別之時，無以為贈，我脫下身上唯一可以禦寒的一件毛衣，算是給他在寒冷的旅途上增添一絲暖意！那是六○年代末的事。現在推算袁煒先生年齡應該近九十歲了，真正是“生死兩不知”啊！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