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海转自《财经》杂志
——中等层次的腐败是“资源配置权腐败”，或称“体制风险”，其前提是交易规则或交易文化不健全，导致拥有稀缺资源配置权的权力主体利用权力寻租；寻租行为在 交易过程中逐步固化为“潜规则”，因而具有连续性、常发性特点，除非出现资源由稀缺而变为丰裕，或发生来自外界的冲击，此类腐败会持续存在。
——最高级层次的腐败是“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即所谓“卖官行为”。 无论“流程腐败”还是“资源配置权腐败”，都是利用代理权进行的腐败交易。 如“流程腐败”基于权力部门把某个操作流程环节委托给相应官员，在监督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寻租行为：“资源配置权腐败”则是国家或公众把某种资源配置权委托给 某一类机构，该机构及其人员利用此种权力进行寻租，在交易过程中并未发生“委托-代理”权限边界的位移。
“卖官行为”则不然。 它往往具有两个基本要素。 第一，通常，公众与官员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公众通过某种形式选择官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而卖官实际上演变为代理人对委托人权力的侵犯——卖官 者把公众的委托权出售了；第二，官位之所以存在市场价格，是因为官位代表着代理权，在当前某些领域意味着具有独家垄断性的资源配置权。 因而，卖官不是利用资源配置权寻租，而是直接出售资源配置权。
从上述归纳不难理解，党的文件之所以界定“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其原因在于卖官行为直接侵犯了社会成员的委托权，并越位出售代理权；委托权的旁落，导致大量 不合格甚至直接侵犯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买官者）被源源不断地复制，其政治经济学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