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中国的“右派分子”，一般是指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这些约五十五万人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党员干部，因怀抱殷殷爱国之心，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献计策，结果却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是官方统计数字，民间有人据解密后的档案统计，全国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总共是三百多万人，还有一百多万人被划为“中右”。
这些“右派分子”蒙冤受屈二十多年，许多人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有的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惨遭折磨、迫害。甚至被残害致死，尸骨无存。
“反右派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长期极为不幸的社会现象，也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政治后果。
从“反右运动”开始，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与日俱增，明显膨胀发展起来。而社会的道德良知，却每况愈下。
“右派分子”开始称“右倾分子”，也叫“右翼分子”。“右倾分子”习惯用于党内，“右翼分子”通常用于党外，而“右派分子”是通用。
“右派分子”一词，是毛泽东反复斟酌，考虑再三，最后选定，“反右派运动”也是毛泽东命名的。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此举善莫大焉！
毛泽东死后一九七六年的大变革“拨乱反正”，抓捕“四人帮”和结束文革，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为首完成的。
而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的功劳。
一九七八年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即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1978年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下发之后，法学家郭道晖引用统计资料表明：获得平反总数约有四千多万人；按四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一亿六、七千万人。叶剑英也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
法学家郭道晖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 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样是一次伟大的解放思想的运动，也是否定“两个凡是”的的革命性实践。
胡耀邦的“大平反”，对历史上冤假错案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红军内部肃反的自相残杀，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到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四十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大革命时期红军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脱帽、改正。
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是国家承担责任，掀掉革命和政权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的人性解放运动。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说，“大平反”比美国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但很多事情都有隐情，或者叫难言之隐。
胡耀邦的“大平反”，遇到的阻力也是空前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复出都认为是理所应当，但是触及到他们应该担负的国家责任，都出来阻挡，反对。胡耀邦以尽管有无畏的胆识和勇气，在一些政治老人的干涉、阻拦下，还是留下了高岗案和九十八个右派只摘掉帽子，不予平反的无奈和遗憾。
其中有六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林希翎不仅不予平反，连“右派分子”帽子也不许摘。
以十万分之一的人被打成右派是“正确”的，来印证“反右派运动”是“扩大化”，不是错误。以打对六人，打错五十五万人的比例，来证明“反右派运动”没错。
我至今搞不清楚，这是高招还是臭棋。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反右派运动”，都应当对此深刻反思。
因为“反右派运动”，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文人的气节、风骨、操守，彻底铲除殆尽，贻害无穷。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此举和为“右派分子”平反一样，善莫大焉！
甚至其社会意义还更为深远。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们国家的所有人，一生下来就被定有阶级成分。
阶级成分的名目有很多，其中属于阶级敌人、必须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成分的人，大致分类有：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地主兼资金本家、资本家、伪职员，伪军官、富农、伪保长、破落地主、小地主。甚至，祸及富裕中农。
这些人阶级成分划定的标准，是根据当时他们的财产与曾经从事的职业划定。并不问他们财产来源合法与否，也不管在任职期间有没有罪恶。
以财产划定成分的标准，也各地不一，都有比例指标，因此带有很大随意性。
以财产划定阶级成分，再以阶级成分区分敌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非常野蛮，残忍的行为。划定阶级成分，使整个社会家庭成分不好而本来善良本分的人，充满恐惧。
划定阶级成分的目的，就是把设想中的敌人“变”成事实，以印证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一方面，政权能轻易积累大量资产，一方面能起到“杀鸡给猴看”的威慑目的。
成分不好的人，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五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从城市遣送到乡下监督劳动。
谁也不敢为他们说句公道话。
而且，阶级成分带有历史遗传和承袭姓。
比如你是在一九五九年出生的，你父亲在一九四九年被划定为地主，那么，你本人不是地主，但你在政治面貌的“家庭成分”一栏上，你要填上“地主”，否则你就是有意隐瞒阶级成分，欺骗组织。尽管你地主老子的财产早已经被没收，他现在已经比贫下中农还穷，但他还是“地主”，你还是“地主”的子女。
其蛮横程度，令人发指。
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员及其子女，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威吓下，只能成为“可以改造好”，即本质是不好的人，被当成社会隐患。
批准入党，提拔干部，招收工人，大学招生，所有好事都将他们拒之门外。仅仅是为了证明政策正确美好，才有少数幸运者跻身进入体制内。军队征兵都明文规定不收他们，他们连保卫祖国的权利都被剥夺。
像刺配一样，阶级烙印，无情地烙印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心上。
小孩子吵架，别管双方多凶悍，对方一句“你是地主羔子”、“你爸是右派”，立刻就能使另一方意识到自己的卑贱身份，乖乖认栽。
这些人为了生存，只能放弃自尊，改变性格，委曲求全。他们见人矮三分，夹着尾巴做人。他们不敢怒，不敢言，不敢表现出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
因为无中生有的横祸，随时会因为他们无意中一句玩笑，或者是他人的刻意栽赃诬陷，而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
那种无妄之灾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给无辜带来家破人亡的惨剧，我们见识的太多。
一部分人在这种长期专制淫威下，放弃了思想自由，被改造的精神麻木，陷入宿命。
中央给地主、富农摘帽子，取消地、富子女的阶级成分，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性化大进步。
往事依稀，并未如烟而散。
历史，并没有走上现代文明的政治轨道，依然在重复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古训。
当初那些赤贫的革命干将，如今都拥有了富可敌国的家财。
突发奇想，假如再来一次阶级斗争，以财产，划成分，以成分，分敌我，那么，他们现在不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吗？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问题：那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是邪恶、荒谬的。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法治的演进，各种矛盾都可以在不断发展的现代文明和法治的基础上，得以解决。
这体现出的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中国古代的法律、法规，都是沿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在前进、改善，在逐步向文明演进。在历次改朝换代的政权变更中，很多法律、法规，并没有随着前一个败落王朝的毁灭而毁灭。而是很多法律、法规，在顺应潮流，适应时代，在不断革新和改革。很多法律、法规在抛弃了应该抛弃的落后内容以后，在争取与文明、争取与世界文明同步进化。虽然历史前进的步伐，时快时慢，但一直在前进，在发展。
这也是人类的社会的正常进步，这种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共同认识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世界上所有想垄断公权力的权势分子和贪官污吏最痛恨的，他们最怕民众知道世界文明的真相，更害怕民众思想觉悟。
之所以说阶级斗争理论是邪恶的荒谬的，因为这种理论违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把人类社会推向野蛮落后的血腥恶性对抗中去，是倒行逆施。
阶级斗争理论不是依靠公正的法律、法规去处理、疏导、调节、调和社会矛盾，而是利用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矛盾，再以枪杆子暴力做后盾，来得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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