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鹏转自看中国
“下岗相关群体”的另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职工“下岗”，据说是“国家有困难”，那厂长变老板，也是“国家有困难”？当然不是，真实原因是，政府通过“改制”中放纵厂长们的腐败，把本来存在于政府与国企职工之间因“甩包袱”引起的对立，“下放”给了厂长们，把职工们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了厂长们身上。国企厂长们之所以“扛”起了为政府“安排职工下岗并克扣安置费用”这个“重担”，则是因为政府默许他们一夜之间成为被“改制”国企的新老板，即成为国企私有化之后的主人。这个令许多下岗员工永远耿耿于怀的“改制成果”，难道不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吗？这个困惑正是“国企改制”的又一大谜团，或者说是“改制”政策“暗度陈仓”的结果。“改制”的“明修栈道”强调要“搞活企业”，而暗中实施的相关政策都指向一个目标：允许国企厂长们把国有企业资产变成他们的私人资产；条件是，他们必须为政府分担安顿、安抚“下岗工人”的责任，当然，也要为政府“分谤”，免得“下岗”工人们把“矛头向上”。
“国企改制”是实行集权体制的中共施政史上少有的一次“无为而治”，只提出了“搞活企业”这个含义模糊的动员令，却从无全国统一的实施方案，也没有“条条框框”去规定哪些事不许做；于是，主管部门和厂长们各显神通，上下其手，似乎任何做法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更妙的是，在这个瓜分国企资产的高峰年份，朱镕基却撤销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于是放手让厂长们“大家拿”。于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厂长们通过“黑箱作业”，盗取了企业的财产，大批普通职工则被迫“下岗”。
在国企职工看来，企业经营不良，往往与企业领导的无能和腐败有密切关系。据1987年中国社科院一些研究人员对21个城市47家大中型国企1万5000多员工的问卷调查，当时72%的职工认为，“企业好不好，责任在领导”，同时六到七成的工人及技术人员对厂长们表示不满（见《厂情・人情・心情——中国职工心态大调查》，海洋出版社1991年出版）。显然，如果必须将国企私有化，首先应当下岗的，本来该是不称职的厂长们。但现实中“改制”的结果是，政府把国企私有化的决策权交给国企的厂长们，然后，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和厂长们偷偷摸摸地背着职工，把企业变成了自己的私产。任何职工心里都一清二楚，厂长们凭几百元的月薪，不可能买下价值几千万、上亿的企业；但他们不明白的是，厂长们从哪里弄来巨额资金，购买了自己管理的国企？实际上，大多数厂长的做法都是“空手套白狼”，就是用企业的名义到银行贷款、或向别的企业或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后，再用企业的公款还债。这种“老鼠吞象”，不仅是明明白白的腐败，而且在法律上厂长们盗用公款获取的产权本没有合法性；但是，当时负责管理企业的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基本上都眼开眼闭，假作不知。几乎在所有的“改制”企业里，职工们普遍怀疑厂长们严重涉嫌腐败，但只要政府装糊涂，职工们就无法追查腐败。
《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的职工们虽然入了股，在企业私有化之后却无法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这是常见现象。中国9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期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大约在10%的“改制”企业里厂长们允许职工入股；但厂长们购买大额股份的钱是公款，而职工们为了保住饭碗所购买的职工股却必须用现金。职工把血汗钱交给了厂长，但企业私有化之后职工股东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和参与权，剧中职工股东被出卖或被下岗，确实是许多企业的实情。
在剧情中，国企“改制”的弊端，直到“一一・六”事件发生后李达康才略有了解，电视剧也给工人们开了一条新路。而现实中，更广泛严重的国企“改制”的腐败和非法性，朱镕基从一开始就“门儿清”，但是，当时的政府以默许厂长们的腐败开道，为“甩国企职工包袱”铺平了道路，工人们也没有剧中的同行们那么幸运。因此，国企改制的是非评说，公道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