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9年3月26日转自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南华早报》5月16日报道，丁子霖教授对高瑜有着美好的回忆，高瑜是她在北京人民大学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之一。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准备把当时身为年轻讲师的丁子霖拖到政治集会上批斗、折磨。高瑜偷听到了他们的计划，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悄悄地告诉了丁子霖，并帮她逃到了农村。
“五十年后，她还是同样的个性。她没有变”，丁子霖谈到高瑜的勇气和正义感时说。“虽然她现在被划为‘罪犯’，但是我很自豪有她这样的学生。”
高瑜因其关于中国高层内部运作和政治斗争的文章而成为全国最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之一。
上个月，71岁的高瑜在她生命中第三次被判刑。4月17日，北京一家法院判处她7年徒刑，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据称她将中共内部一份关于意识形态控制的“9号文件”传给了一家在美国的新闻网站，高瑜否认这一指控。
见过高瑜的人鲜少不被她敏锐的才智、胆识和勇气所折服。讽刺的是，正是这些素质导致她被关进了监狱，她的朋友和同事们说。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时的学生领袖王丹说：“她非常清楚书写那些最高领导人的危险，但是这没有令她却步。这就是为什么她第三次被关进了监狱。”在1989年6月4日的军事镇压之前，高瑜曾试图劝王丹离开天安门广场。
每一次逮捕都与她有影响力的著作有关，都与她努力帮助她的国家有关。
第一次是在1989年5月，高瑜在原《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的催促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试图说服学生们离开。当时她任自由出版物《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高瑜帮学生们起草了一份声明，表示只要军队驻足不进入北京，他们就会退出抗议活动。她还帮助提交了一封信给全国人大，但该提案被忽略了。6月3日夜直到6月4日清晨，军队朝学生们开火。
6月3日，就在镇压前几个小时，高瑜被安全人员带走，关押了15个月。有3个月时间，其家人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镇压后，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挑出了高瑜写的一篇支持改革的文章，称是“动乱和叛乱的政治纲领”。
她的第二次被捕是在1993年，就在她准备飞往美国，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前两天。这一次是指控她在给两家香港出版物撰写的文章里披露了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一个讲话内容。一年后，她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她说她的被捕发生在中国没有赢得2000年举办奥运会权利之后的一个星期，是北京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抗议姿态。
1999年获释后，她成了一位政治敏感人物，无法再为国营媒体工作，因此她开始为香港及海外的出版物和网站写稿。
在她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中，有一篇是2013年1月所写的。她在文章中报道了习近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诉苦说，当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她认为习近平的重点不是政治改革，而是以期恢复已故领袖毛泽东的合法性及坚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她在德国之声中文网站上写道：“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才是（习近平）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
2013年5月，她写了一篇关于中共抵制西方意识形态“颠覆”的评论，这些意识形态被列在9号文件里，她后来被指控泄露了这份文件。她在文章中总结说，一个国家被缺乏现代方法和视野的领导者所统治，将注定失败。上个月，北京的法院判决高瑜入狱，称她从一位退休的党的官员那里获得了9号文件的复印件，并把其电子版本发给了位于美国的新闻网站明镜网。高瑜否认这一指控。
政治观察家们说，讽刺的是，高瑜已成为她所报道的当局在加强思想控制的受害者。1999年获释后，高瑜的文章长期以来受到当局的注意，但大多没出事，直到最近。
目前旅美的知识分子胡平说：“这肯定与整体环境的日益恶化有关。”胡平说，高瑜被判刑，正值在过去两年里，当局对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人、记者、维权律师、非政府组织和博客“大V”们在进行一波镇压。
她的前同事王军涛说高瑜意识到了她的工作有多么危险，但她接受了这是在一党体制下作为一名独立记者的代价。王军涛也曾在天安门镇压后入狱。王军涛说，“习近平认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新闻工作者值得被压制。他认为他们在给他制造麻烦。”
但是，即使她的前两次刑期也没有让她离开新闻。高瑜在去年表示，她在监狱里的时间只是促使她渴望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的事务。她说，“你可以改变山河，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在监狱里的7年丝毫没有挫伤我对新闻的热情。”
天安门镇压后被清除的前高级官员鲍彤说，高瑜被控罪证明了她是一名一流的记者。“她是一个称职的记者，她告诉了人们9号文件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们怕她，是因为他们害怕真相，他们把真相视作他们的敌人。”
鲍彤说，当局通过瞄准高瑜，是在警告所有的记者，如果他们批评政府，他们也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王丹说，当局通过监禁高瑜，想要向世界发送一个信息：中国不打算走民主开放之路。他说，“这个讯息就是：我们是铁腕统治。我们在逮捕公民社会的那些领军人物，让他们成为一个样板，不要试图挑战我们的统治。”
虽然意志坚强、充满活力，高瑜也有脆弱的时候。去年5月，许多人被她在电视上的认罪感到惊讶。那是她被拘押两周之后。她承认“违反了法律，危害了国家利益”，并说她做错了。
高瑜在国家电视台上说的那些话不像朋友们了解的那位高傲的女人、令人尊敬的记者。在她的《我的六四》一书中，她写道在1997年时，国安人员曾试图让她认罪，但她拒绝了。
高瑜后来告诉检察官说，她去年是被强迫认罪，因为他们威胁要针对她的儿子，他与她同时被捕。在高瑜认罪后，她儿子获释。朋友们说，她一直对儿子感到内疚，他是她唯一的孩子，1989年她被捕后不久儿子就辍学了，当时他17岁。
入狱及持续在受到监视的压力下生活，令她的健康受损，她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慢性背部疼痛和严重的皮肤过敏。她的丈夫长期支持她，他在她被捕半年后去世。
鉴于高瑜的健康状况恶化，其家人担心她不会挨到这次刑满，那时她将是77岁。
据她的回忆录，1994年她被判刑后，她告诉法庭：“你的判刑可以摧毁我的健康，但不能摧毁我的精神……我相信中国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一次，高瑜斥责对她的判刑“无耻”。
她在天安门镇压20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共产党政权想让人们“放弃他们的灵魂，成为高墙上的石头”，但她不会被吓倒。
高瑜写道：“还有无数的灵魂隐藏在薄薄的脆弱的蛋壳里，他们是独立的，不可替代，他们在撞向那堵坚硬的高墙。”
“二十年了，我仍旧会做一只蛋，不停去撞击那面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