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陈仁炳是当年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仍旧在世的大右派。换句话说，他是眼睁睁看着大批右派获得“改正”，而自己却被告知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对他的右派定性是对的，没有错划。
粉碎四人帮后，在胡耀邦的全力推动下，全国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些冤假错案多数是文革时期的产物。针对反右运动期间的右派分子虽然不能全面平反但将予以“改正”。(在中国用词很有讲究)陈仁炳非常兴奋，戴在头上的“摘帽右派”的帽子终于可以真正摘除。尽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仍旧十分沉重。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结果，全国中央一级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将获得“改正”。而这五人仍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宣布此决定时，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陈仁炳还活着。
这一消息不但对陈仁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整个陈家都引起震动。谁都没想到会留下五个人不予改正。记得当时父母在家不断讨论这个问题，姑姑每次来京出差也谈起此事。我的五姨婆(奶奶的五妹)李文宜是共产党元老罗亦农的遗孀，49年后一直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她曾经非常欣赏侄子陈仁炳并对他影响很大。全家于是寄希望于五姨婆，记得一次随父亲去她家，他们又开始讨论此事，她对父亲说不可能改变了，别说她没办法连再高层的人都办不到。
陈仁炳1983年再度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前已得到复旦大学的返聘，同时有关当局恢复了他副部级待遇，工资从退休工人的工资恢复到教授的工资，住房也得到调整。但是不予改正的右派这一结论仍像一把尖刀刺伤他的心。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不利共产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右派“罪名”影响家庭。八十年代初与现在不同，今天很多人不忌讳曾经当过右派。汪曾祺说过，“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仍很重要，另外在心理上，人们尚未完全从恐惧中挣脱，非常担心政治上的“污点”会对子女前途造成影响。谁也没想到日后改革开放大批国人出国定居，没人在乎是不是右派了。陈仁炳的两个孩子均已移民国外。父亲的右派帽子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听大伯母说，为了解决陈仁炳的问题很多朋友出谋划策。如陈仁炳解放前在上海认识的一位中共地下党的老朋友，70年代末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979年他就过问此事，希望能帮助陈仁炳解决这问题，最后只能坦言爱莫能助。陈仁炳学生徐有威在回忆文章中说，80年代初，复旦大学党委经过复查以后，已经同意为陈仁炳改正右派问题，为此曾经打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但是被后者否定了;1986年，民盟中央也曾经出面为陈仁炳的右派改正进行了努力，但是随着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开始，陈仁炳生前右派改正的最后一次机会也随之彻底破灭了。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采访过陈仁炳，他分析认为，最高层既然不愿全面否定反右运动，那就会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陈仁炳就是上海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当时被称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正因为陈仁炳还活着，在这五人当中要留下一名还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根据1981年6月21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如果陈仁炳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会证明反右运动是根本错误的了。叶永烈曾经告诉徐有威，陈仁炳的问题是柯庆施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由此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中，多次提及陈仁炳问题。这也可能导致陈仁炳问题的无法解决。看来陈仁炳的右派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绝对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了。徐有威在文章中写道：“未改正的右派”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多次对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王元化说“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表姐陈怡也说;“爸爸晚年心情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没能得到“改正”。陈仁炳对文革对前来采访的传记作家叶永烈也自称是“禁区，” 叫后者不要来采访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