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丹转至清莲居
3月18日，俄罗斯议会杜马下令调查美国之音、CNN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俄语广播是否遵守俄罗斯法律。与此同时，欧盟多国今年正逢大选，德、法多国正在出台法规控制社交媒体的““虚假新闻”（FakeNews）。现实既滑稽又无情：各国建制派精英虽然权力来源不同，但批评言论引起的烦恼却很相似。
中俄两国的目标是滴水不漏
中俄两国的共产专制基因一直存在，中国的权力来源是通过枪杆子夺取之后再通过制订宪法自赋，俄罗斯形式上有民选与议会，但骨子里仍是专制色彩极强的精英统治。专制强权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两国虽然不能再垄断“真理”，但仍然孜孜不倦地谋求垄断舆论。
控制媒体是共产极权与生俱来的禀赋。苏联崩溃之后的俄罗斯曾有一段私人办报的短暂春天，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旋风式地收拾了多位传媒大亨，俄罗斯重归政府控制舆论格局。中共建政后以俄为师，改革后稍作变通，仍然未脱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和压制不同声音、保持执政党的一言堂威势的传统做法。在控制传统媒体上，中俄两国本领相差无几。但对网络媒体的控制，中国则因政府投入巨大，网评员、五毛、专业性较高的舆情分析师队伍等应有尽有。俄罗斯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共，在网络控制上投入少而相对落后，
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慷慨，免费向俄罗斯、伊朗等国输出防火墙技术。一般认为2016年6月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时，与中国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是合作之始，其实双方在互联网方面的合作，早在中国金盾工程建成之后即胡锦涛时期就开始了，只是双方保持低调，不对外声张而已。中国当然也有向俄罗斯学习的时候，比如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后，摹仿普京培育“青年近卫军”的做法，将网评员的付酬工作变成中国大学共青团组织的义务劳动。
在控制社交媒体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是见招拆招，禁绝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社交媒体进入中国，哪怕Facebook掌门扎克伯格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无法敲开中国的大门。对国内的微博，中国采取时常扫荡的办法，最后弄得半死不活，让全中国人民都投奔了微信。对微信，政府当局实行群主管理制，让一个个微信群变成了同质性极高的聊天群体，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党的领导。
俄罗斯的各主要媒体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被当局控制，互联网相对自由。俄罗斯经济实力远弱于中国，在控制互联网方面的投入上有些力不从心。普京的支持者主体是电视观众，反对者主要集中在网络上。2011年、2012年在俄罗斯发生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中，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是反普京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如今俄罗斯正逼近2018年的总统大选，当局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颜色革命等都是普京当选的主要威胁，因此想效法中国，但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是否能适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却是个未知数。由于经费拮据，俄罗斯控制互联网的能力远逊于中国，几家批评普京的网站都已经被当局封杀，但这些反对派网站在社交媒体上仍能轻易打开。俄方人士评论，“如果当局不对社交媒体真正动手，当局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网页一旦被封锁，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正在网络空间扮演关键角色。”
西方民主政府面对社交媒体也痛苦
西方国家的政府面对社交媒体也有烦恼，一直以言论自由自傲的美国、德国与法国建制派精英从前年开始就陆续陷入与社交媒体斗争的烦恼。他们倒不需要控制传统媒体，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与建制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好高度一致，少数传统媒体有点批评声音，因为传播的有限性，也起不了大浪。
最先陷入烦恼的是默克尔政府。早在2015年默克尔发布接收难民无上限的承诺之时，就开始出现德国版的网络监控。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还搜集证据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今年9月德国将迎来联邦议院的换届选举，为防止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与“虚假新闻”干扰大选，德国联邦司法及消费者保护部（BMJV）于3月14日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对社交媒体平台该如何监管仇恨言论与虚假新闻作出详细规定，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必须设立24小时响应的举报系统，安排专人处理用户投诉，而违反相关法律的公司将面临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据说该草案将在9月24日选举前获得通过。
法国在控制社交媒体上与德国高度一致。201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大幕已经拉开，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Facebook与Google联手采取措施，加强与法国新闻机构的合作，以防止选民被“虚假新闻”误导，进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这两家公司宣布，他们将与成立不久、有17家法国权威媒体参与的协作验证机构Cross Check进行深度合作，旨在通过帮助公众衡量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来打击“虚假新闻”。
美国的烦恼：受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降低
欧盟等国认真吸取美国大选希拉里失败的教训。尽管希拉里在美国精英同盟一致力推、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支持之下，最后还是黯然败选。精英们痛定思痛，总结了两条败选原因：一是俄罗斯黑客干预大选，二是认为社交媒体干预了选举结果。《纽约时报》就此发表了不下十余篇文章进行反思，其中《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当假新闻影响选举》（2016年11月18日）就认为，“美国大选将Facebook作为数字时代消息来源的地位推到了聚光灯下。早在那之前，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人、倡导团体和少数族裔群体就一直面临大量虚假网络信息和辱骂，它们对真实世界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多年来，社交网络基本上没有抑制虚假信息的举措。”
但就在数年之前，美国媒体与希拉里本人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与现在有天壤之别。2009年1月21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公开表示“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同年6月伊朗大选时，希拉里曾以极度欣赏与支持的姿态将这场选举变为一场“Twitter革命”，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交媒体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这种新技术让独裁政府“非常难以”控制信息，这种技术进步是世界各地自由的巨大胜利。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媒体用语：“轻点鼠标就可以改变世界，让独裁政权垮台”。
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中，Facebook等的作用同样被高度夸大。直到埃及革命的推动者，用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革命的Google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进行自我反思，认为“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西方世界对社交媒体革命的热情才开始降温。接下来马上陷入了各国建制派不能控制社交媒体的恐慌。希拉里这位倡导推动“互联网革命”的美国前国务卿，在2016年大选之中，却败给了左派阵营认为只有1%胜算的川普。于是，社交媒体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发生变化，从推翻独裁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政治正确的谣言传播者，要受到整肃及罚款。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他们作为权威信息来源的地位，正被社交媒体在一点点瓦解。3月6日，美国《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IBD）/技术标准市场情报（TechnoMetrica Market Intelligence of Policy and Politics,TIPP）公布最新全美民调结果：55%受访者“对于主流媒体持续地负面报导川普，感到厌倦”，约54%民众认为媒体“已成了反对党，不断地反对川普及他的每一个政策”。3天之后，《今日美国》一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对总统川普持正面看法的人为45%，但他的支持度仍高于国会（26%）、希拉里·克林顿（36%）以及媒体（37%）。
以上分析可见，社交媒体的出现历史不过10余年，但由于民众能够用来做为自由言说与公共参与的重要工具，不仅中俄这样的专制国家反感，就连以崇尚言论自由标傍的西方政治精英与媒体，对它们的反感也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