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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集体维权行动观察:三八国际妇女节裴莉、陈敬坤、周维林赴合肥市总工会及合肥市妇联为工人维权

2019年03月13日 综合新闻 ⁄ 共 430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张婉秋转自博讯网

2019年3月8日下午合肥市维权退休职工裴莉女士、陈敬坤和周维林到合肥市总工会送2019年2月28日安徽省总工会就三人到省工会要求帮助维权给合肥市总工会的转办单,并送交三人就三八国际妇女节给合肥市总工会的公开信,此后三人与后到的合肥市已经退休的工伤四级职工陈裕女士会合到合肥市妇联,将内容相同的公开信送交给合肥市妇联,请求合肥市妇联对改制国企女职工的劳工权利未获保障的情况予以重视并提供援助。

三八国际妇女节是纪念妇女权利运动而设立的,妇女权利运动与劳工运动息息相关,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市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虽被警察镇压,但促成工会的成立。1908年3月8日纽约服装业女工有15000人走上街头提出自己的要求,她们的口号是“面包加玫瑰”,这标志着她们渴望过上比最低需求更好的生活。1910年,社会主义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妇女节,以庆祝妇女权利运动,以及促进实现妇女普选。1921年莫斯科妇女代表会议定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联合国把1975定为国际妇女年,从此联合国在这一天庆祝国际妇女节,此日是全世界妇女争取权利的日子。三八国际妇女节与劳工运动息息相关。

我国宪法规定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国企的女工的权利就应当受到尊重和保障,女工的劳工权利应当实现,但合肥市国企及政府在对女工权利方面是不予尊重的,女工的劳工权利很难实现。

裴莉是1979年参加工作,1997年下岗,她结婚生子都没有在国企获得住房福利,陈敬坤与妻子余培珍同为原国企安纺二厂职工,虽然参加政府组织的集资建房,但因对分房楼层有异议,政府竟然超过十年没有给他们分配住房。

原国企安徽拖拉机厂、合肥市砂轮厂和合肥市钢铁公司等有大量的工人家庭居住于筒子楼或平房(属于危房),合肥市政府未有保障工人住房福利的行为,从中央的原建设部、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文,到合肥市政府于1999出台文件做出具体规定,但普通国企职工,尤其是改制国企职工未获住房福利,既有原户籍制度导致退伍转业军人、招工农民进国企后与农业户籍妻子不能分配住房,又有他们的农村户籍妻子长期在国企做家属工没有社会保险,仅在1995年花钱买合肥市户籍,六七年前经上访后政府安排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后办理退休才获得到养老金待遇。按一退休老妇人说法,微博的养老金要吃饭,又要用于医疗支出,哪里有钱参加集资建房。而这集资建房比商品房价格优惠很多,但这集资建房的决定哪些单位的退休工人可以参加、建房面积标准及价格等完全由政府决定,然后由政府设立的公司实施。工人对此毋庸置喙,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居住于筒子楼和平房的退休工人们只能以一没权二没钱,谁给你房子来自嘲。几位年近七十岁的老妇称住房犹如难民区,自己还不如难民。
陈裕女士是2004年12月份不幸在工作中发生职灾,导致右手前臂截肢,被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伤残等级为四级(我国工伤伤残等级为一至十级,一级最高,一至四级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004年元月一日《工伤保险条例》开始实施,陈裕女士由于工伤后企业支付的待遇太低(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下限),企业未帮她做护理依赖鉴定没有领取护理费,只得与所在国企协商的12万赔偿金因企业咨询劳动部门后称不合法而未签字执行,她被迫请求企业买断工龄领取了买断工龄的补偿金22091元,然后又与一家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该单位工作至2013年10月以特殊工种名义办理退休。其目前的养老金仅2010元。而合肥市统计局公布2017年度合肥市市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0690元,月为6724元。周维林1999年8月办理工伤退休养老金为每月443.83元,该年合肥市企业平均工资为457.58元,周维林刚工伤退休时养老金是当年合肥市企业平均工资的96.99%,如今周维林养老金为2060.83元,合肥市统计局公布2017年度合肥市市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0690元,即月平均工资为6724.16元。周维林养老金是2017年合肥市市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648%。由此可见退休养老金与平均工资差距随时间流逝差距加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及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工伤伤残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办理退休。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自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开始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后伤残级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办理工伤退养手续,领取伤残津贴。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调整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以周维林1986年工伤伤残按当时生效的规定应当办理工伤退休却没有办理,直至工作到1999年办理工伤退休,此时按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的,应当退出生产、工作岗位,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发给工伤伤残抚恤证件,并享受以下待遇。由此可见此时就不应办理工伤退休而应领取伤残抚恤金(工伤保险条例改为伤残津贴)直至60岁办理退休。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一至四级伤残职工除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外,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如此,此前按规定办理退休的没有办理退休却被企业安排继续工作,工伤职工该不该要求补偿?办理退休领取的养老金低于伤残津贴时按规定应予补足差额,没有补足差额工伤职工如何维权?更有领取伤残津贴的工伤职工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那么公积金怎么办?工伤职工也是需要住房的,不缴纳公积金,由工伤职工从伤残津贴中出钱购买、修缮住房吗?伤残津贴能够承担起对普通人而言简直就是天价的商品房吗?
周维林曾于2004年动员包括本人在内的八名工伤职工(四男四女)起诉合肥市政府设立的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要求工伤赔偿,陈裕女士也曾为工伤赔偿打过官司,事实证明,工人面对政府和国企没有力量,法院对政府有依赖,不支持工伤职工的诉讼请求。
由此可见,亟待群众组织工会、妇联能够帮助工人维权,而安徽省总工会与合肥市总工会给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的感觉并未如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的那样做。

在合肥市总工会,保安称工会不会为已经退休的工人维权的,保安称工会领导很忙,正接待外地工会来访,只通知了工会的赵姓工作人员到一楼大厅收下了安徽省总工会的转办单和公开信。

合肥市广大退休工人的劳工权利未能实现,其与工会长期的不作为有关,工会犹如一个官僚机构一般,似乎总是与政府站在一起,帮助政府在企业改制、破产清算中对工人维稳,至少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帮助工人,尤其对那些普遍性的住房问题、工伤保险赔偿问题,工会几乎就是作壁上观,不是如习近平指出的,“工会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把群众观念牢牢根植于心中,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随后,周维林接到陈裕女士电话后,三人到公交车站接到她后一同到合肥市政府大门处联系合肥市妇联,合肥市妇联一张姓工作人员到合肥市政府大门处与众人见面,裴莉女士和陈裕女士与张姓工作人员说了一些作为女职工她们权利不受保障的情况,张姓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强调下个星期一会有妇联的权益部律师电话联系她们,如果确有必要妇联会提供帮助的。然后张姓工作人员返回合肥市妇联。裴莉、陈敬坤、陈裕和周维林等人离开。

工会与妇联皆是群众组织,工会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为职责,为其存在目的,女权运动亦最早是劳动妇女追求权益,追求平等权利的运动,我国的妇联亦应代表和捍卫妇女权益,尤其是要捍卫女工的劳动权利。三八国际妇女节就是为纪念劳动妇女为权利而斗争设立的。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工会与妇联两个组织应当不忘初心,奋起直追,努力实现自己组织的目标。

就三八国际妇女节给合肥市总工会的公开信

合肥市总工会:今日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此节日的起源于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此次抗议虽遭警察镇压失败,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维基百科)。工会组织应为工人维权,尤其是
对女工权利的维护应是工会工作的重点之一。

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户籍制度对退伍转业军人及招工进国企的员工损害非常严重,大量上述人员原籍是农村,他们进城市国企很难在城市寻找到结婚对象的妇女,大多与原籍妇女结婚。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对退伍转业军人及招工进国企的工人妻子们,由于户籍属于农业性质或国企的用工需要政府指标(计划经济),国企仅分配这些工人居住集体宿舍或不成套的单间平房,这些工人们的妻子在企业做家属工,干的是脏累的活,拿的是低薪,没有劳保,有的在1995年买户口才有合肥市户籍,六七年前又按政府要求缴纳个人社会保险金办理退休。而这些工人家庭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无能力购买商品房,即便是现在原合钢公司做的集资建房按成本价购买也是需要十万元,这让这些领取2000多元养老金的工人家庭也是无力承担。

就我国福利分房而言应当人人享有住房,国企普遍是没权没钱随给你房子?如裴莉上世纪九十年代结婚生子没有享受住房福利。

集资建房的规定原安纺职工虽然享受,但陈敬坤参加集资建房缴纳费用领取《选房证》,仅仅因为当时身体疾病不愿意住无电梯的六楼就十年不给他住房。

集资建房的决定权、参加对象、住房面积标准及价格等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国企职工无权决定。

工伤方面,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许多工人发生工伤时,国企不向劳动部门申报工伤,不支付工伤职工相关待遇,侵犯工伤职工权利,且因政府干预难以获得司法救济。以陈裕女士为例,她于2004年12月工伤,手臂截肢,目前仅领取2010元的养老金,远低于合肥市平均工资。这点养老金在目前生活仅仅能够糊口。而此前规定的工伤伤残等级在丧失劳动能力办理退休的工人领取的养老金远低于伤残津贴,社保部门自1996年改革工伤保险制度后迄今未支付伤残津贴。

再次强调,原安纺工人因棉纤维吸入性肺炎患职业病的较多,有的工人已经去世,从未享受到工伤保险补偿。

以上种种,希望合肥市总工会勇于担起习近平总书记交付的政治责任,以工人为中心,继承工会前辈的光荣传统,为工人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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