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吕日周
核心提示：关于“反右派”，幼军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出这场运动“错划右派比率竟达99.99%”，指出：“如此扩大化实在太离谱了”。
于幼军：反右错划右派达99.99% 扩大化太离谱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06月30日第E22版，作者：吕日周，原题：历史没有如果用书本疗伤
我与幼军交往不长，属君子之交。在他2005年7月履新山西主持政府工作之前，我俩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他在广东、深圳、湖南多个领导岗位上大刀阔斧、力推改革开放的种种传闻，又让我油生敬意。获悉他调任山西的消息，我喜出望外，期望他能一如既往，敢闯敢干，奋力开拓山西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果不其然，幼军甫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
在两年多时间里，我曾代表省政协参加过几次他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在会上征求意见、修改文件时，幼军口问笔改，刨根究底，直到统一认识为止。在2006年1月召开的省第十届人代会上，幼军全票当选为山西省长。那段时间，幼军身居要职，成天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我虽与他多次谋面，但总没机会坐下来促膝长谈。2007年8月底，幼军调离山西，好评和挽留之声如潮。半年后，幼军遭遇了从政生涯中最大的波折，但山西的干部群众依然念叨他的好处，我没有听到山西人说他的坏话。接下来两三年，幼军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一个人默默地躲在国家图书馆，安心读书著述。今年初，幼军复出工作了，我为此由衷高兴。这两三年，他把书本当做疗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埋头读书，潜心著述。“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不好写，更难写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不好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更难写。会遇到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要趟过一个个“雷区”，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和文字功底，更需要作者具有很大的政治理论勇气和智慧艺术。
在该书“后记”中，幼军写到：“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更不去说对不起百姓、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虚假之言。”对中共创建之初的历史，该书用了一至五回的较大篇幅，进行全面客观、生动形象的描述。第一回写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披露了许多不为人们熟知的史料细节。其中讲到，在一大会议上，围绕党的性质、革命方式以及组织原则等问题，与会代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议，但最终照抄照搬俄共模式的意见占了上风。作者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存在许多局限和缺陷，尤其是在组织原则上片面强调了集中统一，忽视了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这就“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文化、游民文化等结合，使中共无论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中共成立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重大意义，书中强调：“历史雄辩地证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再如，中共党史中另一重要人物张闻天，也是幼军书中着墨较多的。该书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二回和第二十一回，分别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时期和庐山会议期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高尚品格，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颂扬。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率先站出来，反对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博古等人推行单纯军事防御的错误路线，并与王稼祥一道力推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
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延安时期，“总书记张闻天心胸豁达、作风民主，让大家讲话，允许不同意见争论，鼓励探讨问题。他主持会议研究问题，总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从不个人说了算，同时又保护少数，尊重不同意见，毛泽东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
在庐山会议上，面对鸦雀无声的肃杀政治氛围，张闻天更是舍得一身剐，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强权抗争。他不顾别人的好心劝阻，大胆发言剖析“大跃进”错误，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党内民主鼓而呼，为彭德怀仗义执言。读了这些场景描绘，一个赤诚坚定、胸襟坦荡、无私无畏、堪称“第二种忠诚”典范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荡气回肠，又禁不住为张闻天的悲凉遭遇而扼腕叹息、感慨万千。以史为据，论从史出
读史写史，不能仅停留在记流水账、就事论事，而应该学会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中发现规律、善于从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蹈覆辙。如书中所言：“历史没有如果，后人也不应离开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人。但后人完全可以也应该从前人走过的道路中，全面、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当下和今后的事情。”《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各回所描述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均作了画龙点睛的理论评述。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评价，该书首先肯定这场运动对于用毛泽东思想统
一全党思想认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党内倡导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等，所起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同时，又指出了这场运动存在的缺陷。
书中披露，延安整风运动名为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实际上所学的主要是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及党内文件。在中央规定的22个学习文件中，竟然没有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著作仅有一篇，还是“由几段语录摘录而成”。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不仅伤害了大批热情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而且使延安的政治生活从原来生动活泼变得万马齐喑。而反对教条主义的片面化、简单化，更是使原来思想活跃、理论创新的浓郁气氛荡然无存”。对此，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中共党史和理论权威胡乔木曾指出：“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人创新什么研究，要研究的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此外，“1943年确定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内、军内和群众间开始流行‘人民大救星’、‘红太阳’、‘山呼万岁’等等，使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由此抬头，乃至后来愈演愈烈”。
又如，对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发生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等重大事件，该书都坚持不回避、不隐恶，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揭示其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力求全面、深刻、客观、中肯地剖析其产生的错综复杂原因。关于“反右派”，幼军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出这场运动“错划右派比率竟达99.99%”，指出：“如此扩大化实在太离谱了”；关于“大跃进”，幼军摆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几组不同数据，指出：“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那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幼军毫不讳言地指出：毛泽东作为始作俑者和主要决策者，无疑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该书的第二十二回讲到：“翻阅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笔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临艰难困苦、大灾大祸，不管处境如何凶险，条件如何恶劣，毛泽东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其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而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毛泽东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其中究竟，实难说清。”另一方面，幼军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并且反复强调：造成这些历史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历史和现实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不能只从毛泽东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上找原因。该书第二十一回总结“庐山会议”教训时，列举了以下四点：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具体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并靠严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党规党纪予以保障。二是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能理解或实际上变成只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是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要继续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和帝王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四是领导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政党，要建设成为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政党。 (标题为编辑所加，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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