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中国民主主义党网
杨勤恒，现居中国上海普陀区沪太路七百五十弄三号二零七室
(邮政编码200065)
，今年四十四岁，未婚。原为上海星火锅炉厂工人，在工厂时，就以正直的品格受到大
家的尊重。
他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四九年前，曾作为地下工作者为共产党出过力。“文革”期间曾
被打倒、挨整，现为离休干部。
早在一九七八年底，杨勤恒就投身于当时的“民主墙运动”，与林牧晨、傅申奇等人为
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参与了《海燕》、《民主之声》、及《
责任》等许多刊物的工作。还印发了《魏京生的辩护词》。在这些刊物中也发表不少杂
文和诗歌。有些诗深得大家好评。
一九八一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民间团体和民刊，全国许多民运中坚分子被逮捕
、判刑。杨勤恒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与何永全、王建伟、秦林山一起秘密出版《责任
》第十期，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民众：“坚持反对这个以人民为敌的政府。
展开各种方式，营救无辜被关押的民运人士”。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局的恐慌，曾责令上
海警方限期破案。可以说，杨勤恒是上海民主墙运动中战斗到最后的人之一。为此于一
九八三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
出狱后，他于八六年开始申请个体户营业执照，以养活自己。可是，一直未得到批准，
致使他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到九三年，他愤怒地给黄菊市长写信，陈情和抗议，黄菊
作了批示给有关方面，但是由于普陀区警方的阳奉阴违，还是没有结果。( 由此可
见，中国大陆的警方势力已到了感抗拒市长的地步了
)，直到现在，经过漫长的十几年
申请，杨勤恒的个体执照仍在申请之中。
九三年，上海民运人士为准备救援被警方迫害，投入精神病院的工运积极分子王妙根时
，警方又抓了张先梁。于是，杨勤恒、鲍戈、龚星南、王永刚四人，前往上海市公安局
，举行了引起国际舆论高度注意的绝食抗议，对大陆自六四以后的沉闷空气无疑是一个
震动。他与其他三人一起被誉为“绝食四君子”。
这以后，杨勤恒与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人，向中共当局提出了《十九条建设性建议
》。
为此，杨勤恒常常被警方盯梢跟踪、电话窃听、监视等。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次
出门会晤朋友不得不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七拐八弯地甩掉“尾巴”。他还遭遇到数
次奇异的车祸险情。可是，这一切都没能使杨勤恒屈服。警方还曾暗示，劝他出国。他
却答到：“我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九四年，警方欲拉拢他，答应让他先设摊营业，再由警方等政府部门帮他办理营业执照
。可他在经营中，警方又数次以搬迁等借口寻衅骚扰。当杨勤恒又在《劳工联盟书》上
公开签名后，警方以九三年绝食抗议及劳工联盟书为由，在九四年五月十日判处他劳教
三年。把经营活动房也铲除了，同时还把他无辜的弟弟杨勤民也扣押迫害了一天一夜。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警方抓杨勤恒时，是警方的便衣用栽赃诬陷的方式，以毒品的罪名
抓的。
在三年的时间里，他的家信来回几乎要一个月左右。他不能随便出监室的门，不能与别
人讲话，也不能唱歌，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他说：“我亲眼看见有人因与我讲了几
句无关紧要的话，挨了政府队长的耳光。
起先，连报纸都不给他看，由于他的不断抗争，才允许他每星期一、三、五看报。而劳
教营里有些所谓“政府队长”的下流无耻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如：指示别人悄悄地搞坏
他的热水瓶：暗中怂恿别人打他等等。而当杨勤恒与一个叫丁建华的队长当面讲理时，
他竟说：“我不懂正义感的！”真令人大开眼界。
杨勤恒也曾向检察人员申诉，可是直到他三年刑满离开大丰，都没有得到回音。杨勤恒
气愤地说：“我也算认识了这些自称是在‘严肃地监督执法’的检察人员了！”
杨勤恒于今年五月九日被释放。可是至今，
政府既不给他解决经营执照，也不给他救济金，他苦涩地笑着对朋友说：象我这样关心
祖国政治命运、为中国人的人权而斗争人，还不得不为自己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
，
而不断抗争。据说，他已写信分别寄给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求对非法铲除经营部一事予
以赔偿，并解决今后的生计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在健全法制，政府应该不会允许任何
违法地侵犯公民合法财产的行为，也应该会追究执法犯法的行为。民主运动不是反政府
运动，我们搞民主运动的目的是要帮助政府推动民主车轮，这是与时代合拍的。
鉴于以往被警方迫害的种种遭遇，杨勤恒对朋友们悲愤地表示：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思
想准备，我已郑重地写好了遗书，准备被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是九七年《责任》号外第十二号的介绍，今年，杨勤恒又被判处三年劳教，原因是他
和一些工人谈论了有关组织独立工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