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丹转至中国媒体快报
肯尼亚一家广受欢迎的数字电视公司将中国国家电视频道加进了它价格最为亲民的节目套餐，却将其他国际新闻媒体拒之门外。葡萄牙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推出一个“中国时间”节目，其中包含了中国官方媒体制作的内容。一名台湾商人因为协助对中国持批判意见的广播电台而在泰国遭到逮捕。一家部分为中国所有的南非报纸突然取消了一个定期的专栏，因为其中有文章谈到中国在新疆的镇压。
以上只不过是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几个案例，显示了中共日益增强的在世界各地发送其重点关切的宣传和言论审查的能力，同时它还在国内继续强化媒体和网络管控。
2018年的全球媒体攻势包括以下五个主要趋势：
1. 对外国媒体施加影响力手段更加咄咄逼人
北京在对外宣传方面不加掩饰的野心在2018年展示无遗。中国当局把一种得心应手的战术运用在了更加广大的规模和领域——将中国国有媒体的内容植入外国新闻媒体，官方文件将这种手段称为“借船出海”。
今年7月《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海外中文媒体的中国国有媒体内容调查分析，发现与往年相比在2016至2017年期间，中国官方媒体与海外媒体签署的协议数量出现激增，公布的协议总数达到了超过200份。而上周《卫报》发表了一份历时五个月的调查报告，发现了《中国日报》以“中国观察”的名义在超过30个国家的出版物中发布社论式广告增刊。这个调查还显示，播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的广播电台从2015年的14个国家、33家电台增长到今天的35个国家、58家电台。
作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北京在今年6月主办了一个新闻记者论坛，参加者有来自47个国家的将近100家媒体的代表。活动主办方，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中国记协”，后来受命为此论坛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并为一个“一带一路”记者联盟起草规章。
居住在美国的民主倡议人士和中国媒体观察者陈破空说，中国外交人员正在“更加积极地干涉”美国某些中文媒体的编辑决策，并且行为方式越发地“目空一切和咄咄逼人”。上文提到的《金融时报》调查报告发现，由于受到中国领事官员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海外中国社区的很多企业不愿意在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上刊登广告。
2. 通过掌控媒体所有权和基础设施扩大影响力
中国问题学者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曾经警告说，中共官员会从仅仅是“借船”转而“买船”，也就是直接并购外国新闻媒体。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和亲共的企业大亨们一直试图收购中国大陆之外的主流媒体公司。中国科技富豪和中共党员马云在2015年底收购了香港的《南华早报》，随后在2018年发生的几起事件加强了人们对这一收购将降低报纸独立性的担忧，其中包括中国官员8月份不请自来出现在编辑部会议上。在南非，两家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2013年收购了南非第二大媒体集团的20%的股份。这个集团在2018年突然撤销了评论员阿萨德·艾萨的每周评论专栏，因为他之前写作了有关中国在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文章。
中国公司一直在海外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和内容传播系统的建设。这一点在非洲尤其明显，中国电视传播公司“四达时代”（StarTimes）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电视传播的关键角色，无论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电视。这家公司已经在30个国家累计拥有超过1000万订阅观众，并且赢得了决定观众能够观看哪些电视台的权力。尽管是一家私营公司，四达时代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让它受益匪浅，偶尔还能获得政府补贴。这家公司似乎将中国国有媒体的电视频道置于它提供的系列节目的优先位置，代价是牺牲了其他独立国际新闻电视台的位置。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包含像BBC国际台等电视频道的节目套餐价格高于只有当地频道和中国国有媒体频道的基本套餐。2018年，四达时代在加纳扩张业务的举措遭遇了来自当地广播电视协会的反对，人们担心它将会影响观众对电视节目的选择。
3. 技术日新月异，宣传花样翻新
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敦促宣传干部们“利用创新的宣传手段”，而那些干部们似乎已经在落实这些手段。例如，中国国有新闻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变得非常活跃，而讽刺的是这些社交媒体在中国是遭到屏蔽的。Facebook在2018年尤其受到中国国有媒体的青睐。所有中国国有新闻媒体都有Facebook账户，有些媒体甚至还根据不同的语言和地理位置管理多个主页。
每一个主要账户都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单单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英文账户就拥有7100万粉丝——是Facebook上所有新闻媒体人数最多的粉丝群——其中4600万是自2016年5月以来新增的。Facebook上排名前10名的新闻媒体账户有3家是中国媒体。这个社交平台上增长最快的5个主页中有4个是属于中国国有媒体：新华社、《环球时报》、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人民日报》。尽管这四家媒体——尤其是《人民日报》——以内容枯燥乏味而闻名，难免让人怀疑这些账户的很多粉丝是假的。不过，这些媒体也在Facebook上频繁投放广告以期获得全世界更多的真正粉丝。
绝大多数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都提供英文版手机应用，并且有些媒体已经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去扩张他们的内容受众。《中国日报》的手机应用在苹果的应用商店给用户提供浏览、点赞和分享文章的“积分” 当作奖励，这些积分随后可以用来购买在线产品。
4. 操纵国外的政治和公众讨论
北京方面的对外宣传和言论审查举措长久以来一直聚焦于宣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同时压制有关中国国内侵犯人权和宗教迫害事件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现在还试图引导其他国家内部有关中国关系的讨论，包括试图在其他国家压制针对中国活动的批评。
今年，澳大利亚华人针对两家媒体公司发起诽谤诉讼，原因是这两家公司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检讨中共在澳大利亚政治影响力，以及政治家们对这些案例可能引起的寒蝉效应的关切。肯尼亚、南非和阿根廷的那些与中国建立了资金或其他合作关系的媒体集团，通常突出一些对中国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和地区的活动非批评性的甚至是溜须拍马的报道。
9月，印刷版的《得梅因纪事报》包括了一份《中国观察》增刊，其内容比通常此类插页更具针对性和政治化。7月，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了一个两分钟的动画视频，内容有关双边贸易紧张关系对美国大豆产业的影响，并在结尾提出一个问题：“一旦选民们的荷包缩水，他们（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最后还会支持川普和共和党吗？”。在台湾，出现了若干起源自中国、损害台湾政府声誉的“假新闻”报道和篡改图片的事例，这些报道和图片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并且在过去两年里被一些电视新闻台所采用。尽管它们对上个月地方选举的实际影响尚未明了，但是不得北京欢心的台湾执政党遭受了令人震惊的损失。
参与有关中国影响力公开讨论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受到了影响。9月，依赖中国数十亿美元贷款的赞比亚官员驱逐了一名受人尊重的肯尼亚法学教授，这位教授原本计划进行一次有关北京在非洲活动的演讲。在新西兰，安-玛丽·布雷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她一直批评中国在新西兰扩张影响力的行为。那些显然是想迫使她噤声的努力出现了尤其令人不安的转变。她的家和办公室遭受了几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入室盗窃，警方认为这些很可能是与她从事的工作有关。随后在上个月，布雷迪发现有人改动了她汽车的刹车系统。
5. 按照中国的意图重塑海外媒体市场
在北京扩大其对海外媒体的援助和投资过程中，它倾向于支持那些国有媒体而不是那些独立的私营竞争者，这也反映了中国国内的媒体图景。例如，中国政府在今年提供的援助提高了津巴布韦国有电视台的传送能力，完成了尼日利亚北部卡杜纳国有媒体公司的数字化改造、扩大了利比里亚国有电台的覆盖范围，改善了老挝国有电视台的制作质量。
另外，尽管中国一直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编辑和媒体官员提供培训，但是最近两年引人注目的是尤其扩大了网络媒体领域的受训人员的数量。自由之家最新发表的《网络自由报告》的研究发现，在全球网络自由年度调查涵盖的65个国家中，中国官员们已经 “为来自其中36个国家的代表举办了新媒体或信息管控方面的培训和研讨会。”
Credit: Freedom on the Net 2018. (High-res download)
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的作用和局限
中国政府每年在对外宣传和言论审查攻势方面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取得的实际成效依然参差不齐。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问卷调查，北京的努力在提升或维护中国和习近平个人的公共形象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似乎相当有效，这些措施还降低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国内人权记录和在海外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交往的潜在风险的关注和审视。虽然很多因素能够影响民意调查结果，但2016年对六个非洲国家进行的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也发现，“在许多案例中，一个国家出现的中国媒体越多、获取来自中国的相关媒体技术越多，公众舆论对中国的好感在多个不同方面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然而，北京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局限。世界各地的独立新闻媒体时常出现让中共感到不快的报道，比如今年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报道。互联网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那些不亲北京的新闻媒体——从《纽约时报》到《香港自由新闻》到新唐人电视台——在中国境内外传播他们自己的内容方面获得了重要进展。同时，言论自由国家的众多新闻记者和读者依然对国家控制的新闻内容保持怀疑态度，而这正是中国国有媒体在向全球受众传达信息时想方设法混淆信息来源的真正原因。
在政策层面上，过去的一年已经成为认知中国的“大外宣”行为以及任由这些活动畅行无阻的潜在危险的分水岭。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人士都已经开始对北京的媒体参与和投资活动进行更加严格审视。与此趋势相应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之下进行的一些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受到更广泛的质疑，有些项目甚至遭到拒绝。
很多政府，包括一些民主国家政府，都会从事积极的公开外交活动，但是中共的方法常常是隐蔽的、强制性的，并且对于民主机制是有害的。更有甚者，中共还将很多用于干涉新闻报道和公开讨论的伎俩应用在诸如教育、艺术和娱乐等领域。因此在2019年，民主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自身——通过制定政策和立法增加透明度、惩治中国官员在国内的不当行为，并且让独立媒体与来自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压力相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