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54年武汉防汎，我是抢险队长
1954年长江发大水。在这一年六月初开始，雨就下个不停，江水不断上涨。到了六月中旬，武汉关水位己超过警界线并继续猛涨。船从武汉往下行，看到的是一片汪洋[许多江堤已破]。当时武汉的江堤还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年久失修。在洪水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可以说是险象环生，隨时有破堤的危险。武汉市委、市政府发出了紧急动员令，要求全市人民奋起抗洪。
华中师范学院动员起来了，全体青年教师和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参加抗洪。我[和一些青年教师]被任命为抢险中队长并带领一百多名学生组成一支抗洪抡险队于6月 22日出发了。我们这支队伍开到了汉口张公堤对面的陈家山。我们的任务就是挖山取土挑上船，船装满后运到对面去加高张公堤[至今我也没弄清楚那里的地形]，保卫武汉市。我们都住在白色帐逢里，雨整天的下、帐蓬到处漏，所以半边身子几乎都睡在水里。每个人都准备了两套衣服，一套用于劳动、一套用于睡觉。因为整天下雨所以劳动服总是湿的，去挖土挑土时就换上湿衣服，回到帐逢则换上那套干的[干的也是半湿的]。雨下的越大就越往外跑[去运土]。 (博讯 boxun.com)
学校用卡车每天为我们运来三歺饭。洗脸、漱口、洗澡都是雨水。武汉市一些中学还派来一些中学生为我们洗衣服，而我们又那有衣服洗啊？！工作服不是天天都在雨水里洗着吗？
二十多天后我们又转战到汉口江汉关前，负责加高那里的堤防。在这里又战斗了半个月就撤回学校【当时还在坛华林老校区】，每天出发到武昌南望山去运石头。这时人己精疲力竭，运石头的卡車一到我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就装满石块，保证卡車尽快地开走。在这辆卡车开走另一辆卡车还未到来时，我们就抓紧时间倒地睡下休息片刻。当时防汎抢险没有任何机械，完全靠原始地重体力劳动。但是全武汉市的市民全都动员起来紧密团结在市委、市政府的周围，没有任何怨言地去与洪水作斗争。这是靠什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这是靠人民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靠以李尔重为首的市领导人群体的威信。因为人们都认识到战胜洪水是全市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同时他们又认为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能战胜洪水。正是这种信任、这种伩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才得以战胜54年那种几乎无法战胜的大水。联系到今天，这种信任和信心正在削弱，人民的凝聚力正在削减怎能不令人忧虑和深思。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是“积极分子”
54年除了防汎外，还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和由反对‘胡风分子’而引发的肃反运动。到55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屆二中全会上宣布将开展整风运动。提出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接着于57年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双百方针。全国形势看似正朝着积极方面在发展。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 30日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动员大家邦助共产党整风。紧接着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华中师大【当时还是师院】也进行了动员，号召党外人士邦助党整风，冈样召开了各种座谈会。政治系当时就召开了一个‘讲师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正是这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成了后来政治系教师中抓右派的一个重要根据。
在整风运动中，群众发动起来后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有些意见也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在运动开始还不到两个月，即57年5月15日他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紧接着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派’斗争。这样一来党的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派’运动了。下面就谈谈我亲身经历的华中师大的反‘右派’斗争。
在华师也和全国一样，形势急变。动员帮党整风的话音还未落，一下子急转动员反击‘右派的进攻’。当时我从思想上完全接受党组织对形势的分折，认为是‘右派分子’借党整风机会向共产党发起了进攻。反‘右派’斗争之初，政治系教师都作为依靠力量被动员起来去向全院‘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当时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所谓的‘韋、戴、黄反党集团’【韋、戴、黄是原华中大学的三位位老教授，他们又相互有姻亲关系】特别是指向原华中大学的校长韋作民先生。韋先生最后被划成 ‘极右’。那么韋究竟‘放’了些什么呢？他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我记得他的主要言论多是一些个人不满的牢骚话。比如他说：“我的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过去他出门是坐的人力黄包车，现在出门只能坐公共气车，所以越坐越大；过去他住一栋小楼，现在只能住一套房，所以越住越小】；他说：“我不怕共产党的唯物，就怕共产党的辩证”；他说：“知识分子就像乌龟，天晴了就把头伸出来，打雷下雨了就把头缩了回去”等等。就是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在风雨操场组织了全院的批判大会。
在有组织的批判大会上我的发言题目是：“揭露和批判韋作民的乌龟战术”。指责韋在感到形势有利时就伸出头来向党进攻，不利时就把头缩了回去隐藏起来，‘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等等。政治系其他教师也都分到不同的批判题目并作了发言。在这次大会后，各个系又分别组织了对系内抓出的“右派分子”的批判会。在全院批判大会后，政治系又回过头来进行清理本系的教师队伍，这样一来有的教师昨天还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今天却被抓了出来也变成了‘右派’。
根据系党总支组织的讲师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很快就确定了要抓的对象。当然还参照了本人的出身和历史问题，同时组织了教师相互间的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哲学教研室把矛头指向了曹方久，并整理了厚厚一本关于他的‘右派’言论。总支成立了曹方久的专案组并任命我为专案组长。我阅读了哲学教研室整理的材料后找曹谈话，要他端正态度认识错误。曹感到非常意外，他进行了强烈的辩护，我说服不了他。曹方久的所谓右派言论涉及到许多方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院刋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一堵有形的墙》，它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文章的内容是根据当时教工食堂专门为院领导人设了一块用歺专用区并用屏风与其他教职工隔离开来有感而发。他在文章中指出党整风是要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群联系，是要拆掉隔离党与群众之间墙、填平隔离党与群众之间的沟，而我院教工食堂却用一座屏风把领导与群众隔离开来是与党的整风精神不相符的。他指出这屏风就是一堵有形的墙。这篇文章从文字到精神都是善意的意见，可是却认定它为反党言论。根据与曹的谈话我向党总支乔达世【书记】作了彙报。乔最后对我说，曹是‘右派’已经定了，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只能是一般‘右派？或者是极‘右派’ 的问题。我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找来曹。记得是在当时的老36家我家里，我对曹说，今天找你来不是讨论你是不是‘右派’的问题，而是提醒你必须端正态度争取得到从宽处理。我明确地暗示他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一般右派’，时间己十分紧迫。曹方久同志当时是系里哲学课讲得最好、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这种高压下他不得不低下了头。第二天上午就向我交来厚厚一本检讨书【这是他一夜赶写出来的】，他从各个方面来批判自己的所谓‘右派’言行，不但承认而且论证自己为什么是‘右派’。我想曹的态度己有大的转变，应该可以只划为一般‘右派’了。可是最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曹方久还是被定为‘极右派’，并遭到扣除工资、下放草埠湖农场劳动改造、孩子也只能托亲戚照养的命运。后来我才知道曹被划成极右派的的真正原因乃是一张他并不知情的大字报。在那张大字报里揭发了人事处的某负责人，而帐却记在了曹的身上。今天重提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我仍然深深地感到内咎。
更令人难过的是，在这场斗争中，还在学生中抓出了一大批所谓的‘右派’分子。这些学生都是因为听党的话，响应号召帮党整风提意见而遭此寃案的，这是一群非常有才华的学生，就是因为戴上了‘右派’帽子，在他们还未走出校门、踏社会之前就己经为他们人生的未来罩上了阴影。
57年的整风与反‘右派’运动不仅没有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相反的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据后来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党外民主人士、国家干部、教师、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使他们在后来的二十年里生活在痛苦之中。
57年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不仅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局面，相反的是人们从此禁若寒蝉，出现了全囯万马齐喑、鸦鸟无声的不正常状况。社会主义民主受到严重的抑制，歌颂领袖、宣扬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之风则盛极一时。反‘右派’斗争波及到了此后的20年，也为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埋下了祸根，可谓遗患无窮。
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也严重的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朋友、师生、亲戚甚至父毌兄弟之间从此都心存戒备，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了。因为人们都以反‘反派’斗争的历史为鉴，提防着下次阶级斗争自已的言论又被揭发、被批判，而互相设防。
关于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公案，直到1978年党的11届3中全会才被提出来进行了重新审议并给予了改正、平反（虽然最后还留下了一个小尾巴）。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都盼望着共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尽快的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从1949年建国之初共产党先后发动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对胡风分子的斗争、肃反、共产党整风、反‘右派’斗争一系列的运动【此后还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办钢铁、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现在回过头来思考，可以得出结论：企图用阶级斗争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治理好国家是行不通的。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国家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理。我们要‘法治’不要‘人治’，也不能搞运动治国【其实上述运动治国的本质就是‘人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