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國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鄭曉鬆上週在他的住所墜亡，官方很快宣布，他的死是因為此前身患抑鬱症。消息一出，“被精神病”再次成為熱詞。另一方面，中國精神病治療仍面臨來自各方的阻力，行業發展仍然舉步維艱。
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鬆在去世前一天還在辦公樓會見了民聯智庫負責人，第二天就墜樓身亡，引發社會許多猜測。他的墜亡發生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前三天，有評論猜測他的死很可能出自政治原因，而且不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鄭曉松死後第二天，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宣布，他的死因是“抑鬱症”。從墜亡發生到消息公佈速度之快，讓很多人覺得政府根本沒有足夠時間調查他的確切死因就斷定他的死是患病自殺。很快，“被精神病”一詞再度走紅。
從最近幾起中國“被精神病”案例來看，當事人來自社會不同階級，包括官員、異議人士、普通群眾等。
7月初，在一家上海房地產公司做中介的內地女子董瑤瓊在上海海航大廈前做了一場推特直播。她在畫面中表達了對中共獨裁專制和腦控壓迫的不滿，之後大膽地向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宣傳畫潑灑墨汁。上海警方很快來到她的住所，之後她一度失聯。
知情人士透露，在此之後，董瑤瓊被上海政府方面的專家鑑定患有精神病。她隨後被押解回湖南，並被送進了老家的一所精神病院。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在中國，由於精神病鑑定缺乏權威性和獨立性，其診斷很容易被政治利益所綁架。
“政府沒有給你任何第三方公認的科學證明，也不允許你自己或由家人陪同去找權威機構進行鑑定，而是行政機構任意的鑑定。就像一個北大教授說，上訪人員中99%都有精神病。”
除了地地道道的草根之外，一些在中國民間小有名氣的準公眾人物也難逃“被精神病”的折磨。
據本台記者報導，安徽網絡作家呂千榮因為長期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被暫住地警方送入精神病院羈押65天，直到一周前才得以獲釋。他表示在住院期間，他被強制服用抗精神病藥，警方還多次到醫院要求他刪除此前在社交平台上發布的信息和文章，還要求他寫下保證書。
夏明補充說，這些政治意圖明顯的“被精神病”案例表明，警方經常把當事人的反抗行為當作辦案把柄。
“任何人被抓進去後，你在沒有精神病的情況下反抗時，醫院反而通過你的反抗來建立你的病例，說你有狂躁、暴力、不合作等各種精神病狀，然後就給你下藥，讓你進入一個無法解脫的怪圈。”
他指出，“被精神病”現像還暴露了中國精神病治療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
今年5月，中國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整合了全國各省市超過100萬城鎮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況，並發布了《中國城鎮居民心理健康白皮書》。數據顯示，目前每四位城鎮居民中就有差不多三位處於心理亞健康狀態，而心理完全健康的城鎮居民僅佔調查人數的十分之一。
世界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2016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在中國，不到6%的精神病患者選擇就醫，他們大多患有焦慮症、抑鬱症、物質依賴症、癡呆症或癲癇症。
儘管中國擁有極為龐大的潛在精神病患者人口，中國精神病醫療資源卻嚴重匱乏。世界衛生組織數據表明，在2014年，中國僅有23000名精神科醫生，相當於每10萬人中只有不到2名精神科醫生。相比之下，每10萬美國人中有12人從事這個職業。
美國費城著名精神科醫生楊景端早年曾在上海精神病院進修，並在國內從事過精神科會診工作。通過與國內同事的聯繫，他長期對中國精神病治療行業保持著關注。
他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精神病治療仍然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
“它基本上套用了現在西醫的模式：嚴重地依賴於藥物治療，非常嚴重地缺乏心理治療。尤其是在精神科這個專業領域裡面的醫生和治療師的素質、受教育和培訓的程度都比較差。”
他解釋說，過度依賴藥物治療的根源主要有兩個。一方面，藥物治療通常更簡單、更具有時效性。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很多二三線城市目前還在使用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物，治療成本普遍比較便宜。
他在談到中美兩國精神病院的差別時說，在美國，精神病院通常只收留兩種人：有自殺傾向或有傷害他人傾向的人。他們住院的時間通常比較短，大多數人一兩週內就會被轉到門診治療。相比之下，中國病人住院時間長得多，用藥也比較重。他表示，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精神病科醫師所受教育比較有限，同時也和醫院通過住院的相關費用盡可能地創收有關。
他坦言，精神病治療在中國面臨的阻礙還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社會認知的偏執和誤區。
“大眾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識比較匱乏，很多（症狀）他們不認為是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礙，而更多地歸咎於一些環境因素、思想問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