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中国劳工通讯
无论是两年前否定该市民患有精神病，还是今年恣意认定该市民有精神病，公安机关的目的似乎都是将该市民收押，限制该市民的人身自由。精神病院也不幸成为公安机关滥用行政权力的工具。
公司强拆职工住房引争执，市民好心拍照被送精神病院
2010年4月9日，湖北省某市一批职工举著横幅标语，来到省委巡视组驻地，就本单位领导擅自出卖职工宿舍地皮，并在补偿款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便强迫职工搬迁的情况，向省巡视组反映问题。
爱打抱不平的某市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没想到刚走了一里路，就被穿警服的警员抓上了车，送到了当地派出所。
“因为我在那里拍照，我毕竟是带了第一手资料吧。”
在派出所里的20小时里，该市民拒绝做笔录，表示只会如实告诉警员当天看到的事情和我做过的事情，其他的一概免谈。凌晨一点半左右，公安直接把该市民送到了市中医院精神病科。
荒唐的是，市中医院精神病科的医生经过观察后，认为该市民没有精神病，没有接受。而五个负责的员警转身就把该市民送到市精神病院。
“这家医院很简单，去了以后，问了几分钟的话，然后就填了单子，直接把我送上来住院病房去了。”
强迫服用精神病治疗药物，导致血压紊乱
“他们把我安排在一种叫兴奋病室，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人，四肢都被布条捆在床上。所以我看了就非常紧张，也很恐惧。”
该市民在被关入精神病院的前两天，被迫服用了精神病药物，产生很大副作用。
“每天中午吃两片白片，晚上要吃5颗药。都是强迫吃的，不吃不行。而且必须得咽下去，否则的话，有些护工啊，会强行地把你捆绑在床上，或者是强行地把你按住，灌进去。”
他从精神病院放出来后，经常会感到头晕、血压紊乱。没有想到当初只是为了帮别人的忙，结果走到了这一步。
曾因举报贪污腐败被判刑，为逃刑罚做“精神病”鉴定
两年去，该市民还是建设银行的职员，曾向市纪委举报建行某一分行出现贪污腐败的问题。市纪委调查之后，并没有将调查结果公布，而是送交给司法机关。
而他在举报建行某领导后，银行设圈套把他打伤，让他被迫办了病休手续。
“因为举报，我受到多次单位和公安的迫害。当然，在我被迫害的过程中，我确实也进行过一番反抗，所以被公安机关也拘留过两次，还被判刑了。”
该市民反映到，其家人担心他受牢狱之苦，于是花钱请了市精神病院的一名姓李的主任，办了一张他“有精神病， 免予刑事责任”的鉴定。
但公安并不相信李主任做的精神病鉴定，又找来武汉的专家重新鉴定。
“在重新鉴定的过程中，我当时也确实是一门心思想出来，所以就把这些假话重新给他们说了一遍，他们给我鉴定的结果是“有这个责任能力”，最后还是被判刑了。”
“只想出把力”，无奈“枪打出头鸟”
对于该市民曾经关注过、帮助过的社会不公现象，该市民诚恳地表示，打抱不平也不是他的专业，只是想出一把力。
“偶尔遇到了或者是他们（受害者）再三恳求啊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事情确实是非非常分明，我就想出一把力吧。对我来讲，我们就是写写文章，就这点儿事情。”
但目前，该市民的打抱不平，为他带来的是被精神病和公安机关的打击。该市民认为，精神病医院已经变成了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延伸。
“比方说我这一次（手机接拍上访工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在这种前提下，他（公安机关）为了制你，怎么办？看来精神病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
该市民认为，关精神病院比坐牢更痛苦。
“它不光对你的精神，而且对你的肉体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方说，药必须强迫地吃，如果你在里面稍微表现出反抗什么的，护工可以强行给你打针。这样的话，可以在肉体上完全把你制服了。当然精神上，你长期跟一些精神病人生活在一块儿，你看到的那种恐怖，你自己的心理慢慢地就会扭曲的。“
起诉公安局滥用职权，只要求公开赔礼道歉
无论是两年前公安机关否定该市民患有精神病，还是今年恣意认定该市民有精神病，目的似乎都是将该市民收押，限制该市民的人身自由。
该市民回忆到，今年3月5号的时候，他曾帮某青年向媒体曝光当地领导的形象工程。“当时他们公安上找到我家里来，也威胁过我，最后被我拒绝了。”
今年七月份，该市民已向法院递交了当地公安局滥用职权的行政起诉书，并将违反正当程序收容正常人的市精神病院作为第三人起诉。
但令该市民苦恼的是，他找了几家律所，但本地的律师都跟他讲，出于对自己饭碗的担心，都不敢接这个案子。该市民也有考虑找外地的律师，但担心成本会很高。该市民不得不自己写起诉状。
“我自己写的诉状，但是刚才有一个记者在QQ上跟我说，说我这个法律关系和事实方面的依据表述还是不足，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现在还拿不准。”
该市民讲道，他的诉讼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求公安机关公开赔礼道歉，或是象征性地赔一元钱。
“精神损失啊、人身损害啊、人身体的伤害啊，我就要求你赔一块钱，赔一元钱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