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恒转自：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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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血缘文化的泛滥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执政17年的阶级斗争治国路线恶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以否定17年的方式把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推到了极致，内化为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是阶级政治的狭隘性走到极端的结果。毛泽东以领袖的个人权威直接号令群众造反，毁弃了初步建立的尚不完善的国家制度，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政争的问题，使革命重新走回了街头政治。文化大革命以群众性造反运动，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也把革命神圣光环背后秘不示人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了，让人们看到了这场革命的反人性底色。
在这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革命中，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的沉渣泛起，血缘文化泛滥一时，并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标识。一些青少年学生堂而皇之地把“血统论”抬了出来，把中世纪的裹脚布当作革命的旗帜到处挥舞，形成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同时，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万寿无疆”的全民敬祝、“献忠心”的万众供奉、“誓死捍卫”的热血愚忠……这些都让人们看到皇权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被革命打倒的对象，又在革命中成了革命的膜拜物。旧时代的阴魂附体在革命后代身上，发作出了新时代的癫狂，践踏了人类文明价值。也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革命的“内卷化”，成为了结束革命的一场革命。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血统论”思潮的泛起
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标志，无疑是亿万群众参加的革命造反运动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亲自发动起了红卫兵运动。各地青少年学生一哄而起，纷纷成立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充当了革命造反的突击队。早期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自己的组织标识，把家庭出身作为与生俱来的革命胎记，从而把贯彻阶级路线推到了更为狭隘的极端。红卫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公然打出了血统论的旗帜，侮辱打骂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冲到社会上，殴打甚至虐杀“牛鬼蛇神”，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破四旧”风暴，为这场运动首先涂抹上了血腥的底色。
“八·一八”以前出现的早期红卫兵，是由接班人意识最强的干部子弟为主组成的，自称老红卫兵。先天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以革命接班人自诩的特权意识，使这些革命的新生代对阶级与血缘的代际关系情有独钟，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冲动。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感召下，他们以新生代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自发成立了党团组织之外的组织——红卫兵，最早地投入到批判教育路线的造反之中。“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1]
这些激进的青少年学生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在教育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一场政治运动。他们认为校方不讲阶级路线，不讲政治，重分数轻出身，偏袒学习好但出身一般的同学，要求全面实现“红五类”教育优先的特权，把已经倾斜的教育平台更倾倒偏向他们。随着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兴起，他们把“红五类”家庭出身作为红卫兵的组织原则，公开要求为“红五类”子女，特别是干部子女谋取政治进步的特权，歧视和迫害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形成了“血统论”的思潮。早期红卫兵最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维护“接班人”的政治特权，都带有严重的“血统论”的思想印记。
老红卫兵思潮的核心，是贯彻以家庭出身为中心的阶级路线，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的根据，标榜干部子弟从小就饱受革命教育的“自来红”，表现了“天然接班人”的政治特权意识。如早期红卫兵文告中所称：“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分”；“我们纯纯粹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2]
最能代表“血统论”思潮的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最早的起因，是北京大学附中的两个中学生打架的小事。这两个同学，一个是军队干部子弟，父亲是将军，本人身体弱小；一个是出身不好，父亲是著名大右派，但本人身体强壮。弱小者相打不过，就拿强壮者的家庭开骂，贴出了这幅对联。一些干部子弟学生自发成立的红旗战斗小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站到出身好的同学一边起哄，要求校方贯彻阶级路线。北大附中工作组认为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制止了他们的幼稚行为。但在毛泽东否定工作组，表态支持青少年学生造反后，情况发生彻底逆转。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狂热地抬出了这幅“对联”，并添加了横批“基本如此”，起名为“鬼见愁”，围绕“对联”掀起了一场大辩论。拥护者呼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公开打出了“血统论”的旗号。“血统论”迅速从北京流传到各地，许多省会城市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纷纷效法，成立了“血统论”红卫兵。
“血统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七年阶级路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畸形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文革”前，虽然学校的阶级路线越来越左，但还是有一定政策边界的。在给干部子弟优先权的同时，也教育他们不要背上“自来红”的包袱；在给出身不好的学生设置种种发展障碍的同时，也劝慰他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他们相信党的给出路的政策。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政治策略：既让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能够认同这个阶级－政治谱系，又不让他们真正得到政治归属；让他们因出身问题自惭形秽，又不至于毫无希望而自暴自弃敌视社会，让他们看到改造的希望，永远在自我改造的赎罪过程中。虽然人生的起跑线一开始就是按家庭出身倾斜的，但毕竟还承认了后天努力还有机会。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下，一些学习好、听话但出身不这么光鲜的学生，也受到了老师的青睐，成了学生干部。这让一些干部子弟很不服气。“文革”一开始，北京清华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就认为学校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求贯彻阶级路线，要把他们的优先权上升为独占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造反要求还得到了有相当职务的领导干部和父母的支持，视为“自己的娃”的应有权利，有的家长还给他们出谋划策。[3]
工作组领导时期，按照“四清”运动的方式，在学校里更加突出强调了阶级路线，让干部子弟担任学生干部和运动积极分子，给他们提供表现的舞台。但那些特权思想严重的干部子弟并不满足，他们要求的不是政策倾斜，而是“自来红”的绝对霸权，因此与工作组发生了冲突。撤销工作组后，老红卫兵的“对联”加上“基本如此”的横批，就是针对“重在表现”的政策来的。[4]
从理论上讲，“血统论”作为阶级路线的极端化结果，有着共产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文化基因。“血统论”的理论旗帜来自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名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5]毛泽东在1937年的这段语录，历来被作为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人们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根据。在中共掌握政权后，这个“阶级的烙印”越打越重，越追越远，成为娘胎里带来的原罪，甚至要上查“三代”、“五代”。这种“阶级烙印”的先天性文化，经过“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洗礼，已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文化。老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他们只不过是依仗自己家庭出身的优势，把阶级统治的偏褊更向权力世袭方面推进了一步：把阶级属性的先天性固化下来，把家庭影响绝对化，把执政党的政治特权变为领导干部的代际特权，把接班人资格当做自己的天赋权利，这自然就走到了“血统论”。
在“血统论”者看来，一个人的家庭阶级状况，基本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进而决定了他的政治权利。干部子弟是革命家庭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天然是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同辈人中的领导者。从逻辑上说，不给“四类分子”子女应有的人权，和让干部子弟享有特权本来就是同一回儿事。老红卫兵们不过是用孩子的直率打开了这个密门，把父辈的阶级斗争模式复制到同辈之间，更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根据，率真而任性地提出了政治接班的垄断要求。
早期红卫兵以血缘－政治认同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指导思想，重新提出了一套新的阶级－血缘谱系，作为政治认同的归属标识。老红卫兵自诩是由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烈士的子弟们组成的“红五类”革命组织。其组织的特点是：一、血缘自闭性和政治排他性。出身黑五类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是自来黑的“狗崽子”，没有参加运动的资格，不能加入红卫兵。店员、职员、医生、教师、知识分子等家庭出身的，属于半黑不黑的灰色系列，只能做“红外围”（也有称“红战友”等）。二、组织内部的血缘政治的等级性。早期的红卫兵组织中，真正的工农子弟为数很少，起主要作用的是“红三类”干部子弟。当时的干部子弟的范畴，对父辈的革命资历是有要求的。北京的老干部多，干部子弟是指父辈在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高干子弟指父辈在副部级以上的。老子的革命资历、级别、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在红卫兵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红卫兵建立的阶级－血缘谱系，是建立在执政党的阶级－政治谱系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这是在革命接班人资格排序上的等级制，奉行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政治血统逻辑。“红五类”是革命的，“灰五类”的可以团结的对象，“黑五类”是敌对的。在“红五类”中，又有三六九等。其核心是“红三类”，尤其以军队干部子弟最吃香。父辈的官职大小又是与子女的接班人资格相联系的。“灰五类”是“红五类”的主要排斥对象，“红五类”贬低他们的政治地位。而“黑五类”队伍迅速扩大，在地、富、反、坏、右之上又增加了两个新成员——资本家和“黑帮”，成为了“黑七类”。资本家在五星国旗上的星座是民族资产阶级，“黑帮”更是品流复杂，既有“反动学术权威”，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叛徒、特务等等。因为划分类别不同，又有“黑九类”等称谓。这个阶级－血缘谱系比之阶级－政治谱系，不仅更加狭隘、封闭、专横，而且划分标准也更混乱、更缺乏逻辑，非常粗略和随意。
血统论思潮是伴随着恐怖暴力一起登台的。老红卫兵们盲目崇拜革命暴力，渴望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以粗鲁野蛮为革命时尚。他们把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奉为革命的“葵花宝典”，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扎着武装带，模仿父辈打土豪的方式投入了“造反”。从早期红卫兵文告中，可以看到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在这些孩子幼稚的心灵中已深深地埋下了阶级仇恨种子，在这场运动的风雨浇灌下，这些早熟的种子开出了仇恨的花果。他们在文告中宣称：你们狗崽子的父母当政时对我们革命子弟是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血海深仇，我们是一笔一笔都要清算的”。[6]
撤销工作组后，红卫兵们在学校里首先掀起了一场暴力行为。他们把一些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校领导、老师、职工当作“牛鬼蛇神”，设立“牛棚”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凌辱、打骂、批斗，甚至打人致死。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女中学生们群殴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老红卫兵们不仅斗领导、斗老师，还斗同学，欺辱那些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同学们。正如当时有一副“自来红万岁”的红卫兵对联写道：“想当年前辈斩恶魔打天下，看今朝后代镇妖崽保江山。”打骂欺辱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家庭出身的炫耀，还有继承革命事业的自豪，表现出在同龄人中“拔份”的革命张扬。
在“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依仗国家专政机器的力量，对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和所谓的“阶级敌人”们，采取了激烈的“革命行动”，凌辱、打骂、批斗、甚至虐杀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红卫兵的这些暴虐行为，得到了中央媒体的支持和宣传，掀起了“文革”的第一个血腥的高潮。有的地方借助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势，有意地怂恿、鼓励，甚至组织了对“牛鬼蛇神”采取“革命行动”。北京市大兴县一些公社对四类分子进行集体屠杀，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8、9月间，在首都北京打死1772人。被驱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7]
从北京兴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很快刮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干部子弟公开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8]在中共西北局所在的西安市，干部子弟们还成立了名为“红色恐怖队”的红卫兵组织。
为了规范红卫兵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一些造反早“牌子硬”的红卫兵组成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最著名的是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他们在1966年8、9月间，曾接连发了13个通令，呼吁保护革命老干部，停止打砸抢。但这些有血统论背景的红卫兵的维持秩序，是对付传统阶级敌人和出身不好者，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甚至私设公堂，打人致死。所以，社会普通民众对他们的作为都抱有强烈的反感。
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的兴起，把不断升级的阶级路线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家庭出身决定着人们的一切，成为人们政治身份的象征，盘查出身成了社会一时风尚。人们乘车船、住旅店、进饭馆、上医院，都要被查问家庭出身。有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甚至对父母采取极端行为，造成了无数的人伦悲剧。
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人伦，在共产革命洪流的无情冲击下，以红卫兵运动为最，达到了礼崩乐坏的巅峰状态。红卫兵挥舞着“血统论”的旗帜，把长幼尊卑、师道尊严、礼义廉耻都视为“封、资、修”的旧东西，将人类文明的价值视如敝屣，一股脑儿地荡涤殆尽。用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抄抓”的“红色恐怖”暴力，给这场革命首先涂上了血色的基调。
（二）“造反”运动兴起中的血缘文化冲突
红卫兵具有强烈的“接班人”意识的一群孩子，自称是响应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号召而起事。但如果仔细考察可见，毛泽东提出的教育革命，主要还是强调阶级斗争教育和政治挂帅，对以家庭出身为中心的阶级路线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有研究者称：对这个阶级路线最热衷的，“更多的是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子女，而不是最高领袖”。[9]对红卫兵自行起事的“造反”，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
这些干部子弟组织红卫兵在学校里刚刚举起造反大旗时，当时的领导人是把他们当作自家娃娃的淘气行为对待，认为是左派学生的革命行动，要求各校工作组把他们融合到青年团组织中去。这与“四清”运动中处理干部子女闹事的情况同出一辙。但红卫兵像调皮捣蛋的孙悟空一样，并不听从招安，仍然挥舞“造反有理”的金箍棒大闹天宫，让工作组大为头痛。
红卫兵最初在学校的“造反”行动，本可以看作是“革命接班人”的撒娇，但毛泽东从中看到了制造“天下大乱”的契机，把这些青少年不无盲目地反对工作组的“造反”，上升为“有理”的革命行动，并作为了否定刘少奇、邓小平的传统运动套路的有力证据。毛泽东在1966年8月1日的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这些初生牛犊敢于和工作组对着干的“造反有理”精神，再三表示“热烈支持”。随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明确运动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允许群众自行建立组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运动形式。[10]又于8月18日在天安门上亲自接见了红卫兵。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在校学生们“奉旨造反”，一哄而起，建立起了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这些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一下子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充当了大动乱的先锋队。
毛泽东在发动红卫兵运动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早期红卫兵与生俱来的血缘情结，在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告诫他们说：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11]但是，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桀骜不驯，把“血统论”当作阶级革命的旗帜挥舞，高唱“先辈血战创江山，革命后代来接班”的造反歌[12]，走上了“造反有理”的政治舞台。
血统论红卫兵排斥其他出身的人参加运动的权利，斗争目标是传统的阶级敌人，这与毛泽东运动意图和斗争目标显然是不符的。所以，“对联”一出台，陈伯达、江青等人均表示了不同意见，说这是“封建术语”，劝告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基本如此”。[13]但红卫兵们却提出了更多的血统论对联，如：“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革命打天下；儿子造反保江山。横批：代代红”等。血统论的滥觞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感，当时就有“对联”回应说：“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表达了人们对血统论的讥讽和厌恶之情。
在否定了派“工作组”方式后，“文革”运动进入了领袖直接号令群众的运动阶段。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根据不同观点自行组合，组织起了不同群众组织，进行“自我教育”的造反革命。这种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打破了中共传统的通过党团组织的群众动员方式，让群众一时间得到了结社和言论的权利。人民群众第一次可以脱离开党团组织系统，按照自己的观点自由组合建立组织。这是“文革”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重大变化。首先是政治认同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参加运动的政治门槛放宽了，一些出身不怎么光鲜的人也可以参加运动。而且人们参加政治运动中的资格，也意味着改变自己政治生命的机会，在运动中有良好表现，可能会获得政治认同和组织归属。再者是政治认同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斗争“地富反坏右”为重点的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提升到了斗争“走资派”为重点的路线斗争观念；运动的斗争目标要由传统的阶级敌人，进而升级到党内的“走资派”。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在群众中出现了“左”与“右”、“革”与“保”的种种分歧，形成了拥护与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的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
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承继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中共统治的传统社会力量、阶级－政治谱系的主干和基础，其成员中党团员、积极分子和“红五类”出身的居多，政治上比较可靠，在工作组时期也比较得势。他们是运动中的“保守派”的主体。
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拥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成员的家庭出身比较“灰”的居多，阶级成份较为复杂，与党团组织较为疏离，在政治上比较边缘化，许多人在运动初期还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打压。他们是运动中的“造反派”的主体。
“保”派与血统论红卫兵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同根同源，斗争对象都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思想路径最为接近。两者区别在于，“保”派在政治上坚持的是“四清版”的阶级路线；“血统论”则是在这个“四清版”基础上的干部子女升级版，是对传统阶级路线的否定之否定的更为偏激化的发展。
“造”派与血统论红卫兵虽然都是在“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的，但实质上有很大不同。血统论红卫兵的反工作组，是要求落实干部子女教育优先的绝对地位。而造反派与他们决然不同。从成分上看，“造”派成员一般大都是平民子弟出身，没有显赫的红色家庭背景“罩着”，与统治集团没有什么瓜葛。许多人在工作组的政治排队中是被列为不可靠的一类；从投入运动的动机看，他们与血统论红卫兵来自传统政治教育虚构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同，对官僚特权阶级有来自现实生活的亲身感受。“走资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臆造的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实际上，很多人所以走上了造反之路，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在受到体制性压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造”派的很多骨干分子在工作组时期有挨整的经历，不少还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在否定工作组路线后，他们顽强地要追缴工作组时期整他们的“黑材料”，结队冲击派工作组的上级部门，这实在是有害怕“秋后算帐”的担心。而老红卫兵们显然不存在这个担心，没有“矛头向上”的动力。
从“造反”的行为来看：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朝上”的造反，比之血统论红卫兵“矛头朝下”的造反，无疑更需要胆气，政治风险更大。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血统论有着天然的反感，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且他们具有平民色彩的向上的造反，比之以向弱者施虐为能的血统论红卫兵，也容易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造”派红卫兵是在毛泽东否定工作组路线之后，开始崭露头角的，其主体力量是更为成熟的大学生。8、9月间，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们接连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中央文革”一一予以承认。但最后肯定的，则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
毛泽东撤销工作组，是为了“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刘邓为首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这是血统论红卫兵不能胜任的事情。大专院校是出身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实际上，工作组比原校方更强调阶级路线和家庭出身，在运动中倚重的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并在学生中划出了一批闹事犯上的“右派”学生。撤销工作组后，中央要求各地各单位为这些错整的人平反，放手发动群众。但是，发动群众的事情并不顺利。各校文革委（筹）的领导成员和红卫兵头头，基本还是工作组时期扶植起来的一批骨干人马，还是干部子弟掌权。他们延续了工作组时期的做法，继续在运动中贯彻阶级路线，斗争目标是“打黑帮”，限制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参加运动，被称为“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工作组撤离后，学生们迅速分成了拥护和反对工作组（党委）的两派。拥护的一派，核心成员是工作组和党委培养的积极分子，党团员和“红五类”出身居多，跟从者众多，被称为“保皇派”；反对的一派，核心成员是曾被工作组（党委）整治的一些人，坚决要为他们彻底平反，开始时人数较少，但斗争性强，是坚定的造反派。一些出身不那么光鲜的学生也组织了红卫兵，甚至站到了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一边。这不能不引起了一些拥护工作组“保皇派”红卫兵的愤慨和不满。他们本能地祭起了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武器，反对造反派，保卫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大学生保守派中的干部子弟，自然不会像拥护“对联”的中学生那么草莽，但其“自来红”色调是一个样的。其代表性的语言是：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出身不好的虽然也愿意革命，但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14]这就是说：家庭影响是第一位的，后天努力的“重在表现”并起不了什么作用。
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高干子弟谭力夫，在校内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上，作了现场的即兴发言。谭伶牙俐齿，雄辩滔滔，为工作组评功摆好，说：工作组时期整的人“罪不当罚者极少”，强调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宣称：我们就是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斥骂反工作组的同学是“狗崽子翻天”，并放粗口骂道：“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15]
谭力夫的辩论发言，以强调家庭出身为阶级路线立论，充满了仗势欺人的霸气，但却代表了为工作组扶植起来的这批积极分子的观点，得到了保工作组（党委）一派的学生们的支持，很快在北京流传开来，并很快散布到全国。许多地方把这篇讲话作为拥护工作组（党委）的保守派的思想武器，大量翻印。他们指责批判工作组（党委）的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到处喊起了“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
无独有偶，老红卫兵在“破四旧”向“牛鬼蛇神”施以革命暴力的同时，也是反对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当权派”。通令不准“一切组织和个人”冲击“革命老首长”。称冲击老干部的行为是“狗崽子”“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疾呼：“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16]。他们还到石油部等单位制止大学造反派学生的造反。保守派红卫兵与老红卫兵声气相投，都是把阶级路线作为革命的法宝，清华大学等校的保守派红卫兵还联络中学老红卫兵们，到大学校园里镇压对立派。
不仅如此，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在支持干部子女组织红卫兵的同时，还利用北京的这些老红卫兵们为自己保驾护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利用职务之便，策动北京师大女附中宋要武等人到武汉去，制止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攻击湖北省委。宋是老红卫兵的脸面人物，在“八·一八”得到毛泽东接见并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毛以“要武”为其改名。宋要武一行来到武汉，立即发表声明，责骂反对湖北省委的北京同学是“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还放狠话威胁说“饶不了你们”。[17]
可见，血统论思潮及其载体老红卫兵，是在传统阶级斗争观念上的极端发展，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庇护下向弱者施虐的“红色恐怖”行为，排斥非“红五类”同学参加运动权利的霸蛮，不仅政治上是保守的，不符合斗争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也把自己孤立于群众之外，遭致社会上人们普遍的反感。老红卫兵的“造反”是“革命接班人”向传统阶级敌人的造反，与“保”派红卫兵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都跟不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甚至还要保护“走资派”。他们适应不了毛泽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的“战略部署”，实际上成为了“文革”运动的阻碍力量。“文革”领导者要把运动引向斗争“走资派”的方向上，就必须破除这个障碍，更广泛地发动群众。
1966年10月，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标志，“文革”运动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这个阶段是由阶级斗争转为路线斗争的阶段，主要内容是开展“矛头朝上”的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血统论”思潮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表现形式。谭力夫本人也被中央文革点名批判，作为鼓吹“血统论”、反对“十六条”的坏典型。随着血统论思潮成为明日黄花，最先挑起造反大旗的中学老红卫兵们，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替代老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体。大学造反派的兴起，为运动目标从社会的“牛鬼蛇神”向党内的“走资派”的转移、运动方向由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的深化升级，提供了群众组织的工具。
“中央文革”此时表态批判“血统论”，政治功利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群众放下思想包袱，敢于“造反”。陈伯达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血统论对联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说他们是“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18]1966年11月14日，江青在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时更明确地说：阶级路线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革命。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只要跟毛主席干革命，就不是狗崽子，甚至可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19]在1967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号召对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大加讨伐。做“革命造反派”，这是对“重在表现”的“文革”版再诠释。
无论如何，中央文革公开批判“血统论”，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广大学生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解放。“血统论”在运动前期对“黑五类”的欺凌，对“灰五类”的贬斥，对后期刺激广大群众参加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因为受过血统论和早期红卫兵的迫害，才毅然加入到向“走资派”开战的行列。“保”派组织按阶级路线的排队划线，很快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效力。能否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成为是否革命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放下包袱，加入到了造反队伍中，为“文革”的“矛头向上”，提供了新的群众动力。
在批判“血统论”思潮中，造反派组织还对干部子女特权进行了批判，还查起了其代表人物的家庭旧账。造反派查出了谭力夫其父谭政文玩弄女性的事情，在小报上大肆宣传。这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但是，“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目的是为开展运动扫除障碍，并不是要否定阶级路线，所以批判主要集中在“自来红”方面，对“自来黑”方面则采取了回避态度。
在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多数人保持了政治上的谨慎，一般都是围绕阶级路线强调“重在表现”是党的政策云云。但青年工人遇罗克却在“血统论”甚嚣尘上之时，1966年秋发表了《出身论》等文章，勇敢地向“血统论”宣战。文章以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的鲜明论点，为因出身问题受到伤害的人们鸣不平。[20]遇罗克本人就是因出身问题而受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待遇的青年，他的文章反复强调的主题是社会平等。即：所有中国青年，无论家庭出身如何，都应当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差别只存在于后天的努力。《出身论》不仅揭示了“血统论”的荒谬性，而且直接触及到了它的母体——阶级路线本身的不合理。文章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胫而走，尤其受到了那些因家庭出身问题，遭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青年人的热烈欢迎。
遇罗克的文章，遭到了狂热鼓吹“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的激烈反对，也为坚持阶级路线的保守派红卫兵所不容。造反派红卫兵则首鼠两端，主要论点认为，“血统论”与“出身论”是两个极端，都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遇罗克以人权平等的武器对“血统论”进行的“武器的批判”，也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列为从极右的方面反对“血统论”的反动文章，予以禁止并组织批判。但《出身论》在许多人心里都产生了共鸣，并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红卫兵派系形成。北京中学红卫兵的“四三派”观点，就受到了《出身论》的很大影响。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奉旨“造反”的先锋——以“天之骄子”的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随着对“血统论”的批判，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学生替代了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兴起。造反派红卫兵挟带遭受打压的反弹之力，有着反对“血统论”的道德优势，符合路线斗争的“大方向”，很快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在北京的大学里面形成了影响全国的五大学生造反组织，即：清华大学的清华井冈山、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质学院的北地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北京师范大学的北师大井冈山。他们在批判工作组中崭露头角，敢于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当权派干部，为“中央文革”看重，并通过操纵他们来运动群众。
（三）从阶级斗争到路线斗争：政治认同转换中的血缘文化意识
“文革”运动的“批判资反路线”阶段，是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提升的一个关键阶段。过去传统阶级斗争的政治认同标准，已不能适应这场革命的需要了，必须转换为新的路线斗争的政治认同标准。传统政治运动的“敌、我、友”的关系，一下子全然混乱起来了。
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加强了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威，政治认同实际是以各级党组织为归属的。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人只是给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提意见，就被定为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但“文革”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方式是由领袖直接号令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自下而上地层层夺权，在中共执政17年后重新再来一次夺权斗争，重新建立党政组织系统。这是以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搞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文革”的发动和兴起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认同机制的更新转换过程。但可以说，这个政治认同转换过程始终没有完成，“文革”运动一直处在群体性思想混乱之中。
在这个政治认同的转换过程中，传统的政治秩序和权力关系发生了混乱和颠倒：过去人们熟悉的政治归属对象不见了，一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变成了“走资派”，成为了这场革命要打倒的造反目标；一批处在政治谱系低端的落后分子和问题分子，变成了革命的领率力量，戴上了“革命造反派”的新光环；处于政治谱系高端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却处处跟不上运动步伐，成为了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其光环黯然失色；在毛主席和党之间出现了认知分离，对领袖的效忠和对党组织的效忠变成了两回事儿，毛泽东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级党组织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要通过这场运动重新洗牌，进行“整党建党”，完成权力系统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旧的权力归属关系撕裂，新的权力归属关系产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失却了界限，充满了各种冲突——党性和派性，组织与个人，政争与权争……在不断脱落的政治神圣性外衣下，闪现出了传统血缘文化摇曳着的模糊身影。
“文革”运动是一场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多年来以党组织为政治生命归属之地的传统观念落空了。判定个人和组织的政治属性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标准，是他们在运动中的路线归属：是站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冲击党政机关的“造反”行动，成为了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对这种政治认同观念的急剧变化，原来大多数党团员积极分子既不理解，也不适应，跟不上运动的发展。在各地保卫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保皇派”组织中，集中了原来政治谱系的高中端人群，党团员占了大多数。他们满怀着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政治热情，却懵懵懂懂地犯了“政治错误”，走到了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背离的道路上去了。这不能不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归属失落的心理恐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冲击下，传统体制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系统全面停摆，各级党团组织一律停止活动，人们失去了旧有的政治归属，急切地要寻找新的政治归属，极力跟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实现从阶级归属向路线归属的革命性质转变。
政治认同迷失的心理恐惧很容易转化为制造现代迷信的群体性社会动因。在运动中，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贞不二，人们不断强化表达方式，通过使其宗教化仪式化，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誓死效忠是“海枯石烂心不变”。在参加运动的各派群众组织中，为了响应毛泽东的“造反”号召，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搞起了形形色色的造反行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风行一时的革命时尚。无论哪一派群众组织，是“保”是“造”，谁都声明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革”转入批判“资反路线”后，在路线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新的政治谱系。能否响应毛泽东号召向修正主义领导“造反”，成为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标志。“造反派”成为革命的代名词，“保皇派”和“保守派”成为了不革命的代名词。造反派组织迅速扩大，由少数转为多数。“保皇派”组织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许多“革命干部”被打倒，成为了“走资派”，进入了敌我矛盾的“黑帮”系列。这种运动的群众动力、斗争对象和政治认同的骤然转变，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批主要来自保守派的学生，基于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文革”的运动方向提出质疑，有的直接批评到“中央文革”大员的头上。这些不同意“中央文革”的群众言论，集中出现在1966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黑风”。[21]
在这场首轮出现的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中，以老红卫兵的表现最为醒目，形成了著名的“联动”思潮。“联动”思潮的出现，与这些干部子弟们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境遇是直接联系的。
毛泽东为了发动“造反”运动的需要，首先支持了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但是，这些干部子弟是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容忍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也能参加运动，对发动群众有非常负面的作用。“中央文革”报告说：这些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22]于是，他们建议高干子弟不要把持运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岗位让给普通工农子弟。[23]继而又发动了对“血统论”批判，打破“自来红”的一统天下，以便动员广大普通群众参加运动。“文革”领导者转而青睐和支持敢于“矛头向上”的“三司”等造反派组织，最先投入造反运动的老红卫兵们遭到冷落。这些叱诧风云的“天之骄子”风光不在，被急速行驶的“文革”列车甩了出来。更为严酷的是，随着一批批的“走资派”被揪出，老红卫兵中不少人的父母也被打倒，使他们丧失了“革命干部子弟”的红色接班人身份，被抛入了“黑帮”子弟的行列。“血统论”的“红”与“黑”的幻变逻辑，对其倡导者们的回报，也是这样残酷无情。
“文革”运动进入路线斗争阶段，对红色的血缘关系带来了剧烈冲击，激起了这些“造反”的始作俑者的逆反心理。他们声气相投，强化了干部子女的凝聚力。一些老红卫兵的骨干分子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和“革命干部子女”。“联动”思潮代表了老红卫兵在个人切身利益受到伤害时的抗争意识，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方向路线错误，反对普遍冲击和揪斗老干部，反对打击老红卫兵，激烈地抨击“中央文革”和“造反派”。
“联动”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个思潮，不仅在北京，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曾是“造反”的先锋，但由于个人切身利益遭到了损害，才转而反对和质疑“文革”的。但他们仍然放不下“血统论”的观点，怀念“红八月”横扫一切的威风，毫不掩饰其维护特权利益的要求。这种失意贵族子弟的惆怅，被造反派讥讽是“保爹保妈”派。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号，是反映“联动”思潮的一份重要文献。[24]一方面，“003通告”号召坚决粉碎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打倒各级反动造反组织，还要求忠于过去的毛泽东思想。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另一方面，“003通告”提出了“联动”的组织发展路线，首先由省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建立核心组织，第二步由地委到公社干部子女建立基层组织，第三步再吸收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解放军官兵、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不难看出，这个组织构架是按照官册制度进行血统等级排序的，尽管这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一纸空文，却反映了这些红色贵族子弟高高在上的傲慢和特权意识。
“联动”对“中央文革”和“三司”造反派进行了很具他们特点的反抗，甚至冲击公安部。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使造反派对这些所谓的“联动”分子采取了统一行动，砸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把其骨干分子抓送到了监狱。普通群众对“联动”的特权意识并无好感，对抓捕他们是拍手称快的。至今，人们还是把“联动”作为“文革”的邪恶力量看待的。
（四）“全面内战”：派性斗争中的血缘文化
1967年1月，全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为了支持全面夺权，毛泽东作出了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决定，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夺权”，还于1月28日批发了林彪报送的军委“八条命令”。
毛泽东下决心全国全面开展夺权运动，似乎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都撂了挑子。“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把他们的权夺过来就是了。但是，夺权不同于人事调整、撤换干部这么简单，它是整个政治系统的更新和改造。夺权制造出了更多的不可协调的矛盾，在群众中形成了两大派组织，使“文革”在不可自拔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夺权的支“左”，就是毛泽东制造出的一个不可协调的矛盾。军队与地方党委的渊源很深，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大都是军队出来的。在政治观念上，军队与地方党委是沆瀣一气的。
各地在夺权运动中，进行了新的政治组合。过去明目张胆保各级党委的“保皇派”组织已经瓦解了，夺权的各派群众组织都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但观念差异很大，形成了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野。一般来说，保守派更多地沿袭了阶级斗争的观念，成员的成份比较单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有的组织是直接由“保皇派”演变过来的。造反派更多地带有路线斗争的观念，成员的成份比较复杂，有问题的人比较多。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看不明白路线斗争的这些事，他们认为的“左”派，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党的依靠力量，都是“保”字号的。所以，让军队去支“左”，很自然支持的都是党团员多成份好的保守派，镇压的是在冲击党政机关、批斗领导干部中表现积极的造反派。在选择支左对象时，军队干部的夫人和孩子起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文革”领导者不得不在1967年3、4月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给军队干部灌输“文革”的观念，扭转军队的支“左”偏向。
毛泽东在夺权中特别不放心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的问题，对老红卫兵也有批评。他在批准军委八条命令时，专门强调要“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1967年2月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也谈到了老红卫兵的蜕变。他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反革命的。[25]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军队干部专门听老婆、孩子的话，支持保守派。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举了战国时期触说赵太后的历史故事，要求军队干部管好自己的子女。江青的这篇讲话，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印成了《为人民立新功》的小册子，广泛发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江青等人出面，在1967年4月22日接见并当场释放了被关押的100多“联动”分子。周恩来还要他们要过好家庭关：父母犯错误，但你们是国家财富，国家管你们。这些受委屈的孩子们感激涕零，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北京中学的红卫兵派别的形成，与“出身”问题联系得十分密切。在老红卫兵失势后，造反派红卫兵兴起。1967年年初北京中学实行军训，卫戍区军训团实际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军训团比较注重以阶级路线划线，引起一部分中学生的不满。中学生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受到遇罗克《出身论》影响较大，批判“联动”思潮十分积极。“四四”派则认为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朝下”，拥护军训。
北京是“文革”司令部所在地，“造反派”居多，军队的支左都搞不清门里门外，其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军队支“左”就更难说了。军队开始支“左”镇压的都是“造反派”组织，随后中央又给这些组织平了反，而又引起另一派组织的不满。在军队的参与下，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越打越大，冷兵器不足施威，又动上了热兵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政治路线的认同关系实际上已转化为派性斗争的利益关系。
经过多年来阶级斗争仇恨意识在群众中的灌输，政治活动历来被认为是不可协调和你死我活的。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人人耳熟能详。大家都明白“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了权就丧失一切”的道理，利益当前，寸步不让。在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选集》中充满机智和诈术的革命策略，两大派都是运用得滚瓜烂熟。大家都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要搞垮对方，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互泼脏水，刀兵相见，派仗打得天昏地暗。在“全面内战”的高潮期，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了派性斗争之中，甚至家庭也成了各派观点的辩论场所。许多家庭甚至闹到了夫妻反目、兄弟相阋、父子决裂的地步。
1967年7月到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为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振奋不已，认为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把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都卷入了“文革”的辩论争吵、打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作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证明，“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26]
从中国百年革命的长时段上看，毛泽东此言确实不虚。“文革”把党国的政治强力直接切入到了家庭关系的内部，把革命的楔子深深打进了最微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之中，撕裂了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坚韧最强梁的血缘关系，让任何人在革命面前都无从遁形，这确实是革命的全民社会动员达到了的极致。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甚至在战争状态下，都难以看到这样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文革”做到了，通过对家庭伦理的颠覆，毛泽东把革命推到了登峰造极的最高域界。
在“全面内战”的夺权斗争中，人们的政治认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阶级归属进到路线归属，又由路线归属转为派性归属，在这个变化中，个人利害关系渐渐脱去了理想主义的外衣，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具有了理性因素。
毛泽东成功地动员起来了亿万群众投入“文革”运动之中，但他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并没有一定之规，是根据运动的情势因势利导，时而反左，时而反右：为了压制住反军的浪潮，端出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为了压制住右倾的势头，又端出了军队重要干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样的翻来覆去，不能不造成人们的政治认同标准的混乱。在对“文革”的方向与目标的众多设问中，保守者提出回归过去17年的故道，激进者要求打倒17年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文革”领导者则沿着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理路，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27]
“文革”中新旧政治认同标准交织的混乱，与群众组织相互打派仗的乱象是相互联系的。保守派受传统阶级斗争的影响深，搞起武斗来往往更凶猛，对传统阶级敌人的下手更重。最为典型的是1967年8月的湖南道县事件。道县等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和部分农民，组织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进行满门抄斩的大屠杀。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也被骗回杀掉，斩草除根，不使其阶级报复。与“文革”初期大兴县发生的打杀“四类分子”的恶性事件不同，这是阶级斗争的血缘文化在派性斗争中的表现。
由于“文革”运动陷入了派性的泥沼，两大派群众组织内战不息，迟迟联合不起来。“文革”领导者认为这是因为有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要两派共同揪出幕后的“黑手”，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文革”进行两年后，毛泽东又发布指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28]在这段“最高指示”里，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重新合流了。
通过“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建立了一个新的更杂芜、更混乱的阶级－政治谱系。这里面既有过去的传统敌人，又有运动中新添加的敌人。有的是通行的称谓，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也有地方自己制造的帽子，如内蒙古的“内人党”等。“阶级敌人”的黑帮家族在不断地繁衍生息——叛徒，特务，内奸，自首变节分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严重投机倒把分子……“文革”的“伟大成绩”也就在于此：敌人越挖越多。
（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族化和国家政治活动的家务化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以直接发动群众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层层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全面开展的一场路线斗争。党团组织停止活动，过去的执政党控制社会的政治系统不复存在了，各级干部成为被运动冲击的对象，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轴心裂变。一方面是各级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管理系统全面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是领袖的个人集权达到顶峰，集“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于一身。毛泽东通过不断发布“最新指示”的形式去指导运动，成为口含天宪的绝对权威。这是“文革”政治出现了向血缘文化倒退的时代背景。其特点是：
1.“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族化。不受任何制约的领袖个人集权，与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造成了权力的无序化，使“文革”的发动和发展，充满了诡秘的宫廷政治的色彩。“中央文革小组”本来只是一个临时专项工作的职能部门，它名义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是只听命毛泽东。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皇帝的内廷。在“文革”中，它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成为“文革”运动的实际指挥机构。这是国家最高权力向传统家族政治的回归。
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成人员来看，就带有极其浓厚的家族政治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员都是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凭借这个特殊身份来传达“最高指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组长。林彪是长期跟随毛泽东的老袍泽，历史渊源很深，毛对林有提携之恩，林对毛有辅佐之功。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股肱心腹，非常明白“得一人者得天下”的传统政治权术，在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迷信，投其所好，深得毛泽东欣赏。在“文革”中，毛泽东贬斥了刘少奇后，让林彪接替了刘的第二把手地位，确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陈伯达是毛泽东的老秘书，长期为毛泽东起草文稿的文胆，大笔杆子，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也是与毛泽东私谊很深的人，曾在延安整风中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为毛泽东竭尽犬马之劳。这种以毛泽东私人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文革”司令部，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一言堂”的毛家班，很有些传统王朝的朝廷政治的特点。其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重新演义了王朝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宦官与外戚的宫廷斗争。
2.最高权力的家政化。“文革”的中央政治，带有很浓厚的家政特点。叶群曾对高岗夫人说过：中国的政治中，老婆的命运是和丈夫联在一起的。可谓是对中国政治家族性的深有体会之言。“文革”中的夫人政治是颇具特色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最好的学生”选定的老婆，自然也是“最伟大的夫人”。江青、叶群正是凭借这种特殊身份，成为了中国政界风头最健的两个女人。江青凭借第一夫人的名位，一旦发起飙来，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开国老臣，都得要退避三舍，宾服于她。
毛泽东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很多是通过江青来实施的。江青曾说：干对了是你毛泽东的，干错了是我江青的。从江青瞒着中央政治局到上海搞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头炮文章，到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都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只是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信中讲了。信中还讲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看法等。牵涉国家高层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毛泽东不给政治局的同志讲，不在党的会议上讲，却给老婆讲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江青在“文革”中随意点名，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制造了许多事件。实际上许多事都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以江青的罪状之一、宣传挑动群众武斗的“文攻武卫”的口号为例，也是先有毛泽东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的指示，才有后来江青讲“文攻武卫”的这些话。包括“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周恩来、批邓小平，都是由江青来打头阵，贯彻的是毛泽东的意图。所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理直气壮地说她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此言不虚。
毛泽东的子侄们在“文革”中都不是等闲之辈，也都是横扫一方的狠角色。“文革”开始后，已经毕业正在部队当兵的毛远新，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回到了母校哈军工，成了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周恩来特地要他当联络员，让他充分得到历练。以后毛泽东又要他去解决延边地区的问题。这都是在重点培养他。另外，李讷在《解放军报》、李敏在七机部，都是带头造反的显赫人物。他们干的许多事，不少都跟毛泽东和中共有直接关系。
“文革”内斗不已，场面极为混乱。就连“文革”司令部的人物，也是不断地被清除出场。如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就成了“反军乱军”的替罪羊。江青作为“文革”的前台主角，经常口无遮拦，对股肱重臣、开国将军，动辄点名定罪，在党内开罪人甚多，但毛泽东始终都是对她爱护有加的。就连作为江青母党一系的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也是百般维护，甚至为保护他们而不惜跟老臣们翻脸。这里并没有什么党的原则，只有与毛泽东的亲疏关系。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的夫妻店，虽然话说得有些简单，但不无道理。
3.政治关系的私德化和派系化。政治认同从阶级归属走到路线归属，实际已走到政治认同的反面。路线是以人划线的，认同的只是人格化的路线。政党统治毕竟不同于王朝统治，是要有起码的政治共识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对权力崇拜和畏惧的基础上。政治趋同和权力趋同的一致性，使“有了权就有一切，丧失权就丧失一切”的权力哲学大为流行，严重地破坏了中共一向标榜的组织原则。所谓的“跟线不跟人”，实际上是“跟对了人就是跟对了线”。在路线斗争的政治运动风云变化中，能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恩庇关系，对于人们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在派性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变成了朋党政治。
在“文革”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今日可以是“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福祸之差，全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好恶。“文革”把路线问题作政治方向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得到了路线的认同，就是大方向正确，其它问题就可以是小节无害；得不到路线认同，就是最大的政治错误。路线斗争的归属标准是很模糊的，关键是能否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认可。这就使“文革”的政治带有了私德的特点。要保谁，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司令部”人物出面讲一句话，就有救命再生之德。
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归属，说到底就是跟什么人的关系。对路线的归属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归属。首先是毛，毛以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再以下就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可的人物，往下就是认可人物的再认可，以此类推。这就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恩庇”关系。以权力等级分为庇护者和被庇护者，构成了施恩和受恩的依附关系，最大的施主是毛泽东，政治权力关系全面私德化。在政治的操作层面上，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裙带风得以迅速蔓延，盛行一时。
毛泽东也知道这种政治关系的危险性。他一再强调要“跟线不跟人”，这实际上就是要强调自己的最高权威。1968年7、8月起，毛泽东还发动了批判“多中心”，采取手段来削弱他人的权力、打击他人的威望。但他的革命既然已经造出了这么一个权力结构，可绝不是凭借权谋政治就能削平的。
林彪和江青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集团势力。这两个集团对政治归属的认同各有特点。靠“文革”发迹的江青集团是以“文革”新贵组成，凭借的是毛泽东的声望与影响，在党内基础不深。林彪在军内有着很深的根基，其集团成员主要是“四野”出身的老部下。在“文革”的危难时期，林彪出面救了他们，他们自然对林彪感恩戴德，不惜效犬马之劳。
林立果现象的出现，就是这种政治家族化和政治私德化的产物。林立果之所以能“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就是因为他是林家势力的代表，迎奉他就是效忠林彪。实际上，比照毛家子弟，林立果的升迁还不是快的。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对林立果也是屈节逢迎，甚至说他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使得林立果在吹捧中不断地自我膨胀，乃至有后来的密谋害毛的惊天之举。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听他的指挥。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又是毛泽东的政治阴谋。当毛泽东再度强调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真正响应者寥寥无几。毕竟不是一个靠法理的正当性行事的政党了。倒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对人们认清“文革”的面目，起到了很大思想启发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事情。
“文革”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心理嬗变，路线斗争的结果就是“以人划线”，对组织的依附关系变成了对个人的依附关系，这是政治关系向宗法血缘政治回归的大倒退。
六、革命的退潮：政治血缘文化向自然血缘文化的回归
每次政治运动，都是阶级归属的再划分，决定着人们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是否能够得到政治认同、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是人们的生存安全的需要，也是参加运动的最重要的心理。“文革”这场天翻地覆的大运动，的确把中国搞得“周天寒彻”，在最大程度上撕裂了家庭的血缘关系。然而在革命破了千百万人的家之后，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出一个能够生存的新世界。随着革命的退潮，开始了人们从政治血缘关系向自然血缘关系的集体回归。
（一）政治归属的认同对自然血缘关系的撕裂
“文革”之所以能够把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们都卷入运动之中，是因为它否定了过去既定的政治归属关系，迫使每个人都面临来自毛的路线斗争新的政治归属关系的重新选择，把人们对政治归属的追逐发展到了最狂热的地步。
多年的阶级斗争，不仅造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极权社会，也造成了人的政治生命的意识。政治生命意味着具有在政治化社会中的生存资格，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途，关系重大。它用一种生硬的政治关系取代了人们的亲情关系，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相信组织上能够给自己提供庇护。在政治的大原则面前，友情、信义、良知、爱情都是软弱的，都可能成为换取政治生命的砝码。
“文革”把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放到了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使人们的安全感受到严重威胁，强化了人们对权力的畏惧感和依附心理，人们寻觅政治归属的愿望极为强烈。远离权力中心的广大群众，对路线斗争的何去何从是不清楚的。他们政治归属的要求，只能表现在“紧跟照办不回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所以，“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是建立在惶惶不安的民众心理基础上的。人们竞相用传统的崇拜形式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对他的革命路线的忠诚，形成了现代造神运动的狂潮。出现“红海洋”、“献忠心”、“忠字舞”、“语录歌”、“三忠于”、“四无限”等。对于这些群体性的荒诞，不能简单地归于群众的无知愚昧和宗教热情，内在的动因还是群众对于权力的恐惧、在暴力下无助、避害趋利的本能和寻求安全感的生存需要。
在“文革”运动中，为了表示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义无反顾的革命性而出卖朋友、诬害他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事情比比皆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文革”造成了成千上万“背叛”家庭、大义灭亲的壮举。原来出身不好的和文革中新沦为出身不好的，都迫切要求摆脱自己的政治困境，纷纷表示要与父母、亲属断绝关系，划清界限，揭发批判他们的“罪行”。这股对家庭“背叛之风”表明，“文革”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激发起的政治归属意识格外强烈，并产生了撕裂自然血缘关系的异常力量。
革命可以带来激情和狂热，但随着激情和狂热的退潮，生活要恢复到它真实的本来面目。“文革”造成了无数家庭的人伦惨剧，是政治压力使然，势必是短暂的。
（二）无可逃遁的政治和无可逃遁的家庭
在“文革”的狂飙袭来时，人们犹如刮到天上的纸鹞，飘飘荡荡，不知云里雾里，但是在轰轰烈烈一番以后，人们总归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地面上来。当最初的革命狂热退潮之后，人们面对的现实是：政治的更加专制、经济的更加贫困、文化的更加封闭。政治、经济的严酷现实，都把个人与家庭紧紧地缚在一起，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向家庭回归。
在政治上，血缘关系始终是“文革”各种政治认同中的最恒定的因素。在毛泽东解决了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之后，又回过头来用传统的阶级斗争武器惩治群众，安定社会。接连搞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构成了“文革”第二个血腥的波峰，各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又创新高。这一轮的政治运动，是以强力重新建立秩序，各单位都是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上做文章，确定其阶级立场和政治归属。
无论个人为摆脱自己的家庭出身做出了多大的政治牺牲，结果无一不是徒劳的。那些希望摆脱资产阶级血缘纽带、得到无产阶级政治归属的个人努力，在被那些政治掮客利用、作为临时性的政治筹码外，自己并未因为有此革命壮举而解脱出家庭的政治束缚、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是这样的例证。1966年底江青亲自策反刘涛，要她揭发刘少奇，并说要当她妈妈。刘涛听信她的话，写了揭发刘少奇的大块文章，在红卫兵小报上广为流传。但刘涛与父亲决裂的革命表现，也不过只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认可，还是一个出身有问题的异类。其他试图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也都没有结果。“文革”以其冷酷的政治现实表明，家庭出身是人们无可逃遁的宿命。
随着局势平稳下来，血缘认同对政治认同决定更甚：株连之风大盛，已由家庭成员扩大到其他亲属。对出身要求更为苛刻，作为鉴别人们政治身份的最可靠的标志，甚至要追根寻源，上查三代、五代以上。摆脱家庭关系徒劳的努力，反证了血缘认同代替政治认同的事实。在得不到政治认同之后，他们的归属意识，迅速变成了失落感，反过来加强了家庭的向心力。
经济上，“文革”造成经济倒退，社会就业面很窄，人们的收入很低，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里，青年人在经济上缺乏自立的能力。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城市和农村强烈的反差、农村的贫瘠落后，使他们生计窘迫，家庭不得不为他们付出巨额的经济补贴。正是在这最基本的社会消费单位的意义上，家庭重新表现出它的强大的粘合力。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孩子在莆田县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生活很困难。让李庆霖忧心忡忡的是，一旦失去了家庭的支援，孩子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李庆霖的情况是几百万下乡知识青年的家庭共同的命运。他幸运的是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这些情况，得到了毛的回信并资助了300元。
这些红卫兵一代所有的“阶级斗争”观念都是来自执政党的宣传灌输，并没有自己的认知经验。到农村以后，他们才知道这些所谓日夜想翻天的“阶级敌人”，实际上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中国最贫困地方获得的实际生活经验，使他们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不再轻信这些教科书知识了。
同时，政治生活中不断的政治运动，不停的整人与挨整，造成了人们的自我封闭。激烈的派性斗争制造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怨恨，即使是局势平稳下来，也是“明无山头暗有礁”，使人际关系更为冷酷无情。“文革”风云变幻莫测，人的沉浮捉摸不定，落难时能给予照料和宽慰的只有家庭。家庭成员的落难，影响到每个成员的前程。家长株连孩子，孩子也株连家长。家庭成员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谁也逃避不了。
社会上一再宣传的“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现实生活真实的状况却是“阶级兄弟谁管谁”。从革命狂热中逐渐冷静下来的人们意识到，在阶级斗争冷酷的社会环境中，家庭是唯一能给予温暖的绿洲。无论是政治归属的认同标准，还是经济生活的现实需求，家庭都是自己不可改变的归宿。经过一番“大破大立”的革命，血缘文化逐渐蜕去了革命的政治外壳，开始回归到人们休戚与共的真实自然的家庭关系上来了。
（三）政治回报关系的断裂和自然血缘关系的复位
政治宗法关系是效忠与赏赐的回报关系，向上的效忠与给下的赏赐回报应该是成正比的，从而构成了“恩庇”关系。文化大革命使这个结构的链条发生了断裂。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从上到下的执掌各级权力的老干部们，主观上并没有反毛的意图，就是在“文革”中也是一直试图跟着毛泽东走的。但却被毛泽东发动的革命运动作为“走资派”，被“打翻在地”，遭到批斗、打骂、羞辱，被整得妻离子散，不少人还被整死了。跟着共产党打了天下，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最后落到这个下场。干部的利益得不到保证，自己还成了革命对象，这使广大干部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怨愤之气。
这些跟随共产党辛苦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们，对受批挨斗普遍不服气，怨气很大，牢骚很多。上上下下一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抱怨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对领袖和组织的恩庇关系的失望，使老干部们的政治归属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不以更务实的态度对待生活，考虑自己的子女与家庭。因自己被打倒而落难的子女们，失去了本来应有的锦绣前程，落入和平民百姓子弟一起上山下乡的命运。对此，老干部们是有负疚感的。
中共九大以后，随着落实干部政策的进展，一批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相继获得解放，走出牛棚，重新恢复了职务，再度掌握了权柄。不能不想到要给受牵连的子女以补偿，给已下到基层的子女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摆脱上山下乡的劳苦。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掀起了干部子女回城、参军、上大学的“走后门”风潮。干部子女大批“走后门”回城的举动，与“文革”标榜的反修防修目标是大相径庭的，也使那些无权无势无关系的平民子弟，再次认识到了他们和干部子弟与生俱来的落差。
江青一伙想利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机会，批一下“走后门”。深谙权谋之道的毛泽东自知这场运动得罪了广大老干部，对他们为子女走后门的行为采取了网开一面的态度，把自己也列入其中，说自己也送了几个女孩子上大学，制止了江青等人的做法。
走后门是政治血缘文化向自然血缘文化复位的标志。此风一起，就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社会各行各业。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安排子女都是家庭的首要问题。上山下乡的压力，社会就业门径狭隘，使子女的安排十分困难。社会封闭，经济倒退，文化萎缩造成社会机体的僵化，已没有青年自我选择的条件，子女为谋求自己出路的个人努力是其效甚微的，安置工作是比较父辈本事的激烈竞争。人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挖路子，走门子，钻空子。父辈的职位、职业、职权都可以变为走后门的交换条件。但在权力的潜规则面前，普通群众是无能为力的。这可以说是以权谋私的初级阶段。社会上“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谚语广为流传。
政治化社会的权力运行效能，需要看其道德教化的功能如何，不断灌输的“思想革命化”提供了保障运行的润滑剂。在“文革”的动乱中，社会权力的运行出现了紊乱，权力的公共性质在蜕化，私有因素在增加。在全社会“走后门”的风气中，人们把权力和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互通有无，构成了权权交换的关系。虽然，“走后门”的现象在“文革”前就有，但形成风气、公开化了，甚至堵住前门走后门，这还是“文革”后期的事情。
各行各业的走后门，构成了人情关系之下的权力－利益的交换网络。这样，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就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权权交换的“关系学”开始流行，成为生活的基本方式和生存技能。从家庭伸延出来的血缘、准血缘关系，以权为纲，织成了巨大而无形的网络，划定了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使人们复归于家庭。为子女谋出路将权力关系和血缘关系得到了现实性的融合，并向全社会迅速蔓延开来。社会公开的道貌岸然的大公无私的革命宣传，和实际的社会运行规则，差距越来越大。名实不符的社会道德虚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当时流传说：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是最有交换能力的职业了。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企图重建社会生活的“革命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再度提出了“学理论”运动，以马克思的“两个决裂”的理论观点说明“文革”的合理性，批“资产阶级法权”，搞“新生事物”。但此时，人们对这些东西再也鼓不起兴趣了。
对媒体大加宣传的新生事物和革命举动，如在洪水中舍命抢救几个电线杆子的英雄，立誓“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大学生与农民结婚，后门兵的退兵、后门上大学的退学，小学生“反潮流”日记等，民间的认可度是非常低的。大家对这些“反潮流”的政治标杆人物，讽刺声音不绝于耳。也就是说，人们的判断力已经回归了现实生活的常识，并从生活的常识中感到了“文革”的荒谬性。不会再相信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了。对于这些报刊上竭力鼓吹的“反潮流”人物，人们大都把他们视为是一批狡猾的既得利益者，是想通过制造和宣传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高调，来牟取自己的实际利益。
血缘文化从扭曲的政治形态回归到社会自然状态，对反“文革”力量积聚也有着作用。在阶级斗争的恐怖氛围中，人人相互猜忌、相互警惕，反“文革”情绪的传递靠的是最可靠、最原始的血缘、准血缘关系。“文革”后期，有关江青、“四人帮”的小道消息盛行，就是在这些可靠的人际关系渠道传播。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上第一次批评了江青，并以他特有的语言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称为“四人帮”。形势略微倾向老干部一边，社会上流传了许多真真假假的各种消息。如“红都女皇”事件、毛泽东批“四人帮”、政治局批了江青、张春桥想当总理等小道消息，都是从高干子女中传播出去，然后扩散到社会上的。流言成为反对“文革”的神兵利器，把江青、张春桥们搞得十分狼狈，不惜动用专政机器追查谣言，结果使谣言的散布更加广泛了。
在“文革”末期，民间各种流言纷纭，传递着人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发动全民评《水浒》，以他擅长的古典文化，批评宋江是投降派，影射现实，暗指周恩来、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而民间也以古典文化影射现实，讥讽“文革”当局。当时在民间私下流传着晚唐诗人温庭筠的一首咏史诗《过五丈原》：铁骑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暗示毛泽东“远贤臣、近小人”，要搞家天下。
人们积压数年的反“文革”情绪，通过人际关系的渠道，在民间不断酝酿积聚，终于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了。人们借悼念周恩来，公开发泄对“文革派”的不满，矛头暗指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响起的“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的呼喊，“洒泪祭雄杰”的呼唤“现代化”的声音，表现出了人心向背的历史力量。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政治轴心顿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一举抓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代表的“文革派”。这是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结束了“文革”，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腥风血雨”的局面。双方都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一方是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顾命老臣”和“大内总管”；一方是以毛夫人为首的“后党”、近臣。在权力高度集中，乃至出现了政治家族化的局面时，也只能是重演历史的故事，用非常手段结束非常之局。当然，对于实现历史转折，重新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开放事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代价较小的方式了。
七、余论
（一）以“彻底革命化”为号召的文化大革命，却走向了传统血缘文化复归之路。这表明：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人们社会发展的社会条件已全面退化了。人的生物性关系越来越成为人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家庭的状况对一个人的发展前途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强化，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政治生物性”社会。这是巨大的历史倒退。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共产革命虽然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最激烈的冲击，建立了集权程度最高的大一统体制。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法理性的国家体系，社会深层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没有建立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没有维护个人权利的公共体系，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行为方式，还没有走出家国的认知体系。历史反复证明，权力越高度集中，政治风险越大。国家安危系于一人之身的政治，是最危险的政治。分权制衡下的权力，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政治是具有稳定性的，社会是有发展空间的。
（二）革命曾以血与火的暴力无情地撕裂了传统中国的血缘纽带，但在新一轮的继续革命中又将其重新复原了。革命走了一个轮回。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表现在个体越来越多得到社会支持的条件和具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条件。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只有在社会真正发育起来、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成长、自组织结构发达、实现了横向分权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向国家权力集中的纵向集权、消灭个人权利的国家集权体制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在共产专政体制下，无论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中国、朝鲜，还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苏联、东欧、古巴，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体制中的血缘文化组合。
福柯的后现代观点，曾提出了推论性政治与生物性政治的概念。在共产体制国家中，意识形态起着推论性政治的功能，以一套不容质疑的简约理论对青少年实施伪社会化的教育。而实际社会生活是随着阶级斗争不断的泛化发展，形成了革命语系下的新传统主义，使人们对体制有着强大的人身依附，构成了“不服从不得食”的生物性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的两张皮，使人们的政治认同中存在着结构性紧张，这种内在冲突仍然继续发展。
（三）中国在“文革”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所谓破除旧体制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向常态社会回归。其中有两项政策最为重要：一项是给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平反摘帽，实现了公民的平等待遇。这意味着新中国在30年后取消了政治贱民的阶层，开始了公民社会的构建。全国摘掉了地富分子帽子的先后有440多万人，连同他们的子女，至少有2000万人获得了应有的公民权利。以这项政策为标志，终结了自1949年以来在政治上人为划线的生而不平等时代。此后，一个人的出身、成分和他的个人作为，不再株连亲属、殃及子孙。宣告了政治株连的中世纪政策的终结。放下了沉重的家庭政治包袱，获得了同等的发展权利，许多人都成为了各个方面的精英人物。
再一项就是打破了单位体制的窠巢，恢复了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自然社会。改革打破了大锅饭的单位体制，使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肯定，这是社会恢复到自然状态的体现。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在经济制度上承认了家庭法定的生产生活地位。从个体户的出现，到后来的家族企业，民间经济在一直受歧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正是在温暖的血缘纽带上，在家庭本位的社会构架意义上，重新激活了社会细胞，释放出了社会自组织的活力。家庭伦理的重构，是社会恢复自然常态的基础性条件，一个健康社会离不开健全的家庭伦理。
（四）经过文化大革命，在百年的革命激进主义唱衰之时，宗法文化由政治领域回归到生活领域，家庭重新显现了强大的归属感，但在权力社会中，本应属私人领域的亲情关系又给涂抹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自然的血缘关系也变得很不自然。随着国家管理集团的责任趋向的私利化，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亲缘关系成为一个社会非常敏感的话题。人们往往把亲缘政治作为观察社会腐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诟病的利用双轨制倒卖批文，到后来的圈地、盘楼、改制、发包工程……都少不了高干子女身影。作为一种权势身份的象征，许多骗子也都冒充高干子弟行骗。现在，屡爆不鲜的官员贪污腐败，常常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所以，关于高级官员子女亲属的情况动向，一向为社会大众津津乐道，是社会关注度很高的社会热点问题。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代际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核心问题。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确定权力和财富的代际承继方式，是否具有法理上的公正性，是否能够给人民大众创造出具有平等性的社会机会。而且，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当，常常会响起革命的雷鸣。
前现代化社会的规则是以血缘关系作为权力和财富进行代际传承依据的自然法则，好处是降低了在代际传递中的社会成本。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代际承继的关系是社会公共契约的关系。对于正处在由前现代化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之中的、正在进行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国家，旧的社会规则失效了，但旧的传统心理仍在；现代社会的民主理念已有了，但民主社会的契约规则还没建立起来，这些矛盾集中地反映在代际承继的问题上。无论是高层的权力更替，还是家庭的财产承继，都无例外地存在着新旧冲突与矛盾。特别是高层的权力接班，由于权力授受的规则缺乏，经常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作为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高干子弟阶层的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八旗子弟，也有十二月党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责任意识和人文精神，将决定他们的政治取向。但是，无论如何，公共权力的民主化、社会分工的多元化、社会机会的平等化，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法治国家的契约精神，这些代表工商时代的人类文明价值的东西，都是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价值取向。
毕竟，在人类已经走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尽管各国历史文化不同，但大都在走向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大道。不管有多少曲折，还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注释
[1]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
[2]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这两个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都是经毛泽东肯定过的，为全国红卫兵的样板。
[3]清华附中红卫兵：《为有牺牲多壮志》，1966年6月中旬。
[4]北航附中革委会、北航附中红卫兵：《关于对联的回答》，1966年8月14日。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2页。
[6]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1966年8月初。
[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8]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1966年9月22日。
[9]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7页。
[1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11]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该信是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会上，并没有真正给达清华附中红卫兵。
[12]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战歌》，1966年8月。
[13]江青、康生等在天桥剧场与北京中学生的谈话。1966年8月6日。
[14]刘京、谭力夫：《从对联谈起》，1966年8月12日。
[15]谭力夫在北工大辩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66年8月20日。
[16]参见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二、三号通令，1966年8月26、2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传单），1966年8月27日。
[17]宋要武、华小康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之二，1966年9月6日。
[18]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1966年10月24日。
[19]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1966年11月14日。
[20]参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21]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1967年9～10月，第74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23]陈伯达接见重庆“八·一五”战斗团及其他革命师生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
[24]印红标先生对这份文件的情况有详细的考证，认为是广州市老红卫兵响应“联动”的托名之作。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第50～52页，注65、66、67。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03页；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85页。
[27]《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
[28]《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196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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