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后，中共开国中将邱会作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囚禁16年。2014年是邱会作诞辰100周年，其子程光（邱承光）在香港出版《邱会作家书》以作纪念。

邱会作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图源：VCG） 

2014年4月是我的父亲邱会作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日子前，我整理他留下来的文字和遗物，感慨万分。我决定以父亲1981年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为主，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经他修改审定的录音记录等，以影印版的形式汇集成书，编成了一部《邱会作家书——写给儿子程光的二十三封信及其它》以作纪念，现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因为许多读者还没有看到书，希望了解有关书的情况，特作如下简介。

书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史料面世了，这无疑对中共党史、国史是一个重要事情。有资深学者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及相关史料）。现在出版的《邱会作家书》，是“吴李邱时代”的产物，是他们回忆录的延续、扩展和深入。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而且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文字整理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出现的，显示了它所承载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如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被偷带出来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审判，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非常珍贵。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运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有关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着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斗争有记述，对运动后“右派”处理、悲惨遭遇的忆述，进一步揭示了“反右”斗争的本质。而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述，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个历史上不应缺失的空白。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

其一、公审后把父亲安置到西安，继续让他过着艰苦、屈辱、某些条件甚至还不如监狱的生活。以至于父亲在要求改善生活无果的情况下，说吃不消这样的“保外就医”，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

我当初以为那样待他，是文革恶习的延续，很快会被纠正，但没有想到一直维持着。父亲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让子女帮着养老（《家书》261页）。

对此父亲很感慨：原本是领袖和党的错误，他们已经代之承担了责任，被关了十年。你们认为整得够了，安置了，就是把老账结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功劳了，总不能不承认吧？应当让我生活过得去，有点做人的起码尊严吧？！那就不应当再羞辱我，在生活上难为我，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过日子。一个政治家，当权了，要豁达大度一些，不可以这样小肚鸡肠！再说，羞辱了你的政治对手，就是羞辱你自己。

其二，对家属仍然进行株连。父亲出狱后发现，我们亲属子女们都还在株连的困境中挣扎，特别是我母亲，还被加重了处罚。在父亲的家信中，有好多封都是为“营救”我母亲在设法努力。父亲说：我被扣上那么大的“反革命帽子”，才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而胡敏却变相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都被放出来，自由了，可她还没有解脱。这不是故意整人，不是政治报复，又是什么？！

我的祖母，一个当年在中央苏区支持红军作战、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的苏维埃模范，这么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九一三”之后在医院里被停医停药活活饿死，而我的叔父也被迫害致死（《家书》174页）。这可是两条人命呀！却没有人过问。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株连那套东西是文革造成的，是“四人帮”搞的。可是“四人帮”早抓了，文革结束好些年了，这种整人还在搞，而且有些人搞得很起劲，变本加厉。这只能令人思考体制本身和意识形态中深层次的原因了。

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他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好多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习惯。文化大革命以来，坏习惯坏风气在膨胀和扩大。就干部政策来说，整了一个领导干部，还要整他老婆，整他的父母，整他的子女，就连我们家八十岁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甚至婴儿也不放过。现在搞批判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应当纠正的东西太多了，要恢复的好传统也太多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对政治报复感兴趣，对于彻底否定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嘴上叫得很响，实际上并不想认真去做。

其三：继续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直到他去世前。1987年父亲有期徒刑到期之时，他本以为要解除监管恢复公民权利了，没想到对他却是“维持原状”。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父亲进行了抗争，给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写信求救（《家书》169页）。之后，父亲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政治上并无松动。在他去世时，中纪委发文规定了“六不准”（不准发消息，不准举行任何形式悼念、不准发讣告等），甚至连父亲遗像上都不许对他有正常的称谓。对人如此严酷，去世了还要剥夺他和家属的公民权利，监查管束他的后事办理。如果不是读者从《家书》中的文字和相片看到这些，怕是难以置信。

《家书》在披露阴暗的同时，也记载着光明和善良。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的人很多，有普通老百姓，有老同志老干部。父亲的一些原来的老领导去世了，可他们的子女还在帮助他，向上反映情况，为其奔走。后来，父亲居住的西安干休所工作人员，虽然无法改变大格局，但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给予父亲好的照顾。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前后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在他们主政时，关心爱护父亲。胡耀邦直接批示，让我母亲结束“终生劳改”，返京复查。他还为我们子女解除株连进行了多次指示，加以催办。赵紫阳曾直接关心过我们子女，解决过因受株连而产生的生活和工作困难。父亲刑期结束，还要被继续非法监管之时，向赵总书记写了信，抗议对他“维持原状”的苛待。不久之后，父亲的“人事关系”从省公安厅监管部门转到省委老干部管理局，他住进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坚持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力推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固然会名垂青史。而他们对父亲这些人的处理，努力想改变之前的不当，待人的宽厚坦荡，也是一种历史，应当把这些告诉人们。

书中汇集了不少对历史事件不同寻常的见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依据事实，而且需要对它们研究、分析、考证。其中，当事人对事件、人物的看法、理解和判断，不管是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事后的反思，也很重要。一定要记录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应当对已有的和新披露的史实解读，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吴、李、邱本人自己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历史。从目前我的了解，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在历史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思考，剖析出深层次的原因。凭借它们，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动机的分析，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通常归咎于林彪有野心。而父亲说，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的问题，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因为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方面。（《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争斗”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后来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本是文化大革命的弊病，可是后来却继承了这个毛病。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父亲在本书里的一篇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治局处理该事件时的经过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以后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有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为什么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何执意如此？父亲回忆了发生“九一三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的时候要传达一句话，就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我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书中反映出父亲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

《家书》中反映出父亲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见解有一个变化过程，比如对文化大革命，变化就很明显。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紧紧地连在一起，父亲说他决不会去“反毛”，去否定它。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摧残，说起来义愤填膺、痛恨不已，但他坚持认为文革是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高层权力内斗。它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和存在的理由。

父亲反对把那段历史采取完全割断的“一笔勾销的办法”去否定。他对历史和现实不停地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声称“不否定”，变成了批判地总结，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父亲说：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主义”。但这是不可能的呀！你把国家都搞乱了，把中国都搞坏了，你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马列主义政党？！领袖本人正面作用很大，反面作用也很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过程中，他是正确的，你看他起的作用多大呀！文化大革命他是不正确的，你看他的反面作用多大呀。毛主席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间在他一生中到底还是短的。（《家书》291、301页）。

父亲在认识上有这么大变化，得益于他的学习和思考，他认真读书，上老年大学，坚持写笔记，学习新知识。从最新的科技成果，到历史考证发现，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到国内社会新的动态，都在父亲的学习笔记中记载着（他留有多本笔记）。在父亲刚到西安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订报刊，就到附近小旅馆里借各种报纸读。后来他经济也不宽裕，可是还购买寻找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和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录更是放在他的案头，不断阅读。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央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事变动，以及国家发展建设上一些大事令他反复思考。晚年的父亲想得深了、看得远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他的这些变化，读者可以从阅读《家书》中明显地体会到。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样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活于其中的父亲，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早期回忆，受隔离和困难处境束缚，有时显得压抑封闭，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感情缠绕在一起，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对党的忠诚，以早期的稿最明显，中期写的稿子中仍有痕迹，但还是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晚年的父亲逐渐淡泊了那些，更注重回忆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从中汲取和总结经验教训。他思想解放，多了总结反思，对史实的回忆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是非更为客观理性。

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变化着，在二十多年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红军士兵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他从军队干部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一。而他人生经历的最后二十多年，尽管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艰辛，可是他思想从来没有落伍。

既是家书，也是国史

父亲如何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那个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大事，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未来。而对当前的正确认知，也是搞清过去历史经纬的要素。

父亲被保外就医后，他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疑惑，父亲就明确赞成，他早在1983年2月给我的信中就说，我对经济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们自己的政策。要是不从农村开始改革经济，现在不知乱到什么程度了，他们自己也可能被人赶下台了。（《家书》46页）。父亲这个认识，和在台上主政工作的老干部相比，也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亲反思了中国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有上千万人饿死。中国老百姓历经灾难，父亲说，作为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和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了，他们实在太苦。而改革从农村开始，是中央走了关键性的一步，走了一步好棋。

父亲在之后的信里，不止一次提到改革开放。他不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现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认为，当时中央以农村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有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在过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的“禁区”，从来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谁要是闯了那些“禁区”，谁就要被打成“反党分子”。现在他们大胆地在这上面开了刀，破除了过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父亲进一步看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他1987年11月在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里附的学习笔记中写道：“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我们依靠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依靠这条路线也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家书》155页）。

父亲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令我很惊讶。因为四年之后的1991年，邓小平南巡时还在排除阻力推动改革，谈论的还是对改革开放的看法，纠正“姓资还是姓社”的错误认识。而父亲很早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

父亲晚年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当有回潮倒退，他就会忧心忡忡，每当有新的进展，他就会感到高兴。他没有沉浸于个人荣辱得失之中，而是把国家的命运放在心头。他对此有很多评论，其中有个观点让我很注意，他当初就说，以后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这点后来被人们忽视了，误以为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说，正是中国以政治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才有以后那么大的经济成就。后来，中国搞政治改革，远没有当初开始改革开放时那样的勇气。

用真话扫除历史的阴影

父亲说过：“我们的东西会有瑕疵、不足，但比那些时间地点少有失误，而关键内容错了误导人的东西可是好多了，人们需要听到真话。”这个意思，父亲多次提出，他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大的政治阴影，有一个幕，是政治掩盖了历史，所以历史就没用了，都是政治。政治把它掩盖了、歪曲了。”父亲一直强调，这一层阴影要把它扫除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家只要说真话，真正的历史自然就能搞出来了。（《家书》315、318页）。

父亲晚年做的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晚年走过的路和坚持做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留下了未发表的数以百万字计的遗稿、日记、书信、短文、谈话录音稿等，有待整理，面世。我想，越多人把留藏在自己手中的历史资料公开，哪怕它们是一家之言，并不完整，有一定局限性，甚至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努力去作，中国那段历史的面貌就越能真实地留给后人。

邱会作邱会作家书文革林彪事件多维历史

越多人把留藏在自己手中的历史资料公开，哪怕是一家之言，甚至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努力去做，文革史的面貌就越能真实地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