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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株连迫害观察

2018年11月29日 综合新闻 ⁄ 共 725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乐恒转自:51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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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文革后株连整人变本加厉

林彪事件后,中共开国中将邱会作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囚禁16年。2014年是邱会作诞辰100周年,其子程光(邱承光)在香港出版《邱会作家书》以作纪念。

邱会作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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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是我的父亲邱会作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日子前,我整理他留下来的文字和遗物,感慨万分。我决定以父亲1981年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为主,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经他修改审定的录音记录等,以影印版的形式汇集成书,编成了一部《邱会作家书——写给儿子程光的二十三封信及其它》以作纪念,现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因为许多读者还没有看到书,希望了解有关书的情况,特作如下简介。

书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史料面世了,这无疑对中共党史、国史是一个重要事情。有资深学者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及相关史料)。现在出版的《邱会作家书》,是“吴李邱时代”的产物,是他们回忆录的延续、扩展和深入。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而且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文字整理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出现的,显示了它所承载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如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被偷带出来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审判,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非常珍贵。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运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有关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着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斗争有记述,对运动后“右派”处理、悲惨遭遇的忆述,进一步揭示了“反右”斗争的本质。而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述,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个历史上不应缺失的空白。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

其一、公审后把父亲安置到西安,继续让他过着艰苦、屈辱、某些条件甚至还不如监狱的生活。以至于父亲在要求改善生活无果的情况下,说吃不消这样的“保外就医”,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

我当初以为那样待他,是文革恶习的延续,很快会被纠正,但没有想到一直维持着。父亲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让子女帮着养老(《家书》261页)。

对此父亲很感慨:原本是领袖和党的错误,他们已经代之承担了责任,被关了十年。你们认为整得够了,安置了,就是把老账结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功劳了,总不能不承认吧?应当让我生活过得去,有点做人的起码尊严吧?!那就不应当再羞辱我,在生活上难为我,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过日子。一个政治家,当权了,要豁达大度一些,不可以这样小肚鸡肠!再说,羞辱了你的政治对手,就是羞辱你自己。

其二,对家属仍然进行株连。父亲出狱后发现,我们亲属子女们都还在株连的困境中挣扎,特别是我母亲,还被加重了处罚。在父亲的家信中,有好多封都是为“营救”我母亲在设法努力。父亲说:我被扣上那么大的“反革命帽子”,才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而胡敏却变相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都被放出来,自由了,可她还没有解脱。这不是故意整人,不是政治报复,又是什么?!

我的祖母,一个当年在中央苏区支持红军作战、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的苏维埃模范,这么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九一三”之后在医院里被停医停药活活饿死,而我的叔父也被迫害致死(《家书》174页)。这可是两条人命呀!却没有人过问。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株连那套东西是文革造成的,是“四人帮”搞的。可是“四人帮”早抓了,文革结束好些年了,这种整人还在搞,而且有些人搞得很起劲,变本加厉。这只能令人思考体制本身和意识形态中深层次的原因了。

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他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好多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习惯。文化大革命以来,坏习惯坏风气在膨胀和扩大。就干部政策来说,整了一个领导干部,还要整他老婆,整他的父母,整他的子女,就连我们家八十岁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甚至婴儿也不放过。现在搞批判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应当纠正的东西太多了,要恢复的好传统也太多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对政治报复感兴趣,对于彻底否定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嘴上叫得很响,实际上并不想认真去做。

其三:继续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直到他去世前。1987年父亲有期徒刑到期之时,他本以为要解除监管恢复公民权利了,没想到对他却是“维持原状”。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父亲进行了抗争,给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写信求救(《家书》169页)。之后,父亲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政治上并无松动。在他去世时,中纪委发文规定了“六不准”(不准发消息,不准举行任何形式悼念、不准发讣告等),甚至连父亲遗像上都不许对他有正常的称谓。对人如此严酷,去世了还要剥夺他和家属的公民权利,监查管束他的后事办理。如果不是读者从《家书》中的文字和相片看到这些,怕是难以置信。

《家书》在披露阴暗的同时,也记载着光明和善良。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的人很多,有普通老百姓,有老同志老干部。父亲的一些原来的老领导去世了,可他们的子女还在帮助他,向上反映情况,为其奔走。后来,父亲居住的西安干休所工作人员,虽然无法改变大格局,但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给予父亲好的照顾。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前后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在他们主政时,关心爱护父亲。胡耀邦直接批示,让我母亲结束“终生劳改”,返京复查。他还为我们子女解除株连进行了多次指示,加以催办。赵紫阳曾直接关心过我们子女,解决过因受株连而产生的生活和工作困难。父亲刑期结束,还要被继续非法监管之时,向赵总书记写了信,抗议对他“维持原状”的苛待。不久之后,父亲的“人事关系”从省公安厅监管部门转到省委老干部管理局,他住进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坚持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力推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固然会名垂青史。而他们对父亲这些人的处理,努力想改变之前的不当,待人的宽厚坦荡,也是一种历史,应当把这些告诉人们。

书中汇集了不少对历史事件不同寻常的见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依据事实,而且需要对它们研究、分析、考证。其中,当事人对事件、人物的看法、理解和判断,不管是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事后的反思,也很重要。一定要记录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应当对已有的和新披露的史实解读,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吴、李、邱本人自己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历史。从目前我的了解,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在历史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思考,剖析出深层次的原因。凭借它们,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动机的分析,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通常归咎于林彪有野心。而父亲说,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的问题,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因为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方面。(《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争斗”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后来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本是文化大革命的弊病,可是后来却继承了这个毛病。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父亲在本书里的一篇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治局处理该事件时的经过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以后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有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为什么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何执意如此?父亲回忆了发生“九一三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的时候要传达一句话,就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我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书中反映出父亲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

《家书》中反映出父亲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见解有一个变化过程,比如对文化大革命,变化就很明显。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紧紧地连在一起,父亲说他决不会去“反毛”,去否定它。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摧残,说起来义愤填膺、痛恨不已,但他坚持认为文革是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高层权力内斗。它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和存在的理由。

父亲反对把那段历史采取完全割断的“一笔勾销的办法”去否定。他对历史和现实不停地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声称“不否定”,变成了批判地总结,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父亲说: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主义”。但这是不可能的呀!你把国家都搞乱了,把中国都搞坏了,你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马列主义政党?!领袖本人正面作用很大,反面作用也很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过程中,他是正确的,你看他起的作用多大呀!文化大革命他是不正确的,你看他的反面作用多大呀。毛主席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间在他一生中到底还是短的。(《家书》291、301页)。

父亲在认识上有这么大变化,得益于他的学习和思考,他认真读书,上老年大学,坚持写笔记,学习新知识。从最新的科技成果,到历史考证发现,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到国内社会新的动态,都在父亲的学习笔记中记载着(他留有多本笔记)。在父亲刚到西安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订报刊,就到附近小旅馆里借各种报纸读。后来他经济也不宽裕,可是还购买寻找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和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录更是放在他的案头,不断阅读。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央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事变动,以及国家发展建设上一些大事令他反复思考。晚年的父亲想得深了、看得远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他的这些变化,读者可以从阅读《家书》中明显地体会到。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样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活于其中的父亲,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早期回忆,受隔离和困难处境束缚,有时显得压抑封闭,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感情缠绕在一起,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对党的忠诚,以早期的稿最明显,中期写的稿子中仍有痕迹,但还是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晚年的父亲逐渐淡泊了那些,更注重回忆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从中汲取和总结经验教训。他思想解放,多了总结反思,对史实的回忆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是非更为客观理性。

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变化着,在二十多年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红军士兵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他从军队干部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一。而他人生经历的最后二十多年,尽管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艰辛,可是他思想从来没有落伍。

既是家书,也是国史

父亲如何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那个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大事,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未来。而对当前的正确认知,也是搞清过去历史经纬的要素。

父亲被保外就医后,他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疑惑,父亲就明确赞成,他早在1983年2月给我的信中就说,我对经济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们自己的政策。要是不从农村开始改革经济,现在不知乱到什么程度了,他们自己也可能被人赶下台了。(《家书》46页)。父亲这个认识,和在台上主政工作的老干部相比,也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亲反思了中国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有上千万人饿死。中国老百姓历经灾难,父亲说,作为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和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了,他们实在太苦。而改革从农村开始,是中央走了关键性的一步,走了一步好棋。

父亲在之后的信里,不止一次提到改革开放。他不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现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认为,当时中央以农村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有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在过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的“禁区”,从来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谁要是闯了那些“禁区”,谁就要被打成“反党分子”。现在他们大胆地在这上面开了刀,破除了过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父亲进一步看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他1987年11月在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里附的学习笔记中写道:“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我们依靠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依靠这条路线也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家书》155页)。

父亲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令我很惊讶。因为四年之后的1991年,邓小平南巡时还在排除阻力推动改革,谈论的还是对改革开放的看法,纠正“姓资还是姓社”的错误认识。而父亲很早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

父亲晚年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当有回潮倒退,他就会忧心忡忡,每当有新的进展,他就会感到高兴。他没有沉浸于个人荣辱得失之中,而是把国家的命运放在心头。他对此有很多评论,其中有个观点让我很注意,他当初就说,以后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这点后来被人们忽视了,误以为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说,正是中国以政治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才有以后那么大的经济成就。后来,中国搞政治改革,远没有当初开始改革开放时那样的勇气。

用真话扫除历史的阴影

父亲说过:“我们的东西会有瑕疵、不足,但比那些时间地点少有失误,而关键内容错了误导人的东西可是好多了,人们需要听到真话。”这个意思,父亲多次提出,他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大的政治阴影,有一个幕,是政治掩盖了历史,所以历史就没用了,都是政治。政治把它掩盖了、歪曲了。”父亲一直强调,这一层阴影要把它扫除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家只要说真话,真正的历史自然就能搞出来了。(《家书》315、318页)。

父亲晚年做的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晚年走过的路和坚持做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留下了未发表的数以百万字计的遗稿、日记、书信、短文、谈话录音稿等,有待整理,面世。我想,越多人把留藏在自己手中的历史资料公开,哪怕它们是一家之言,并不完整,有一定局限性,甚至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努力去作,中国那段历史的面貌就越能真实地留给后人。

邱会作邱会作家书文革林彪事件多维历史

越多人把留藏在自己手中的历史资料公开,哪怕是一家之言,甚至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努力去做,文革史的面貌就越能真实地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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