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 恶”

毛氏罪孽如深山， 书报记载万代传。

人口皆碑会永记， 留得恶名在人间。

中国内地处处讲假话、空话、大话、官话己成风俗，自私自利，一切为己，最近竟有十几岁的女童，以自杀来威協母亲打掉第二胎。这女童的人格太自私了、她的品质令人发指，有人说：这女孩长大也会是个败类。

中国是贪官、骗子最多，在世界上出名，这些东西一群又一群，一窝又一窝，他们是全依靠邦派混世的。令人不策的是，这些家伙们多数用骗术，逃出国门用骗术多数人能如愿以偿，中国反贪己证明这些贪污、诈骗的集团，是相互有奇葩式株连的。本文所谈的株连、是受压害人们之亲属们被株连的事例。

一，株连者多于被整者

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人，便要株连亲属许多人。我在文革中被整得最惨，受株连者最多，从此之后，被官方一直视为异已人士。例如：2007年美国领奖我被禁的闹剧。自2007年2月1日开始，我被软禁在家中、不准出门，在我住的小区内，三部警车、50多名警察，便衣无数，惊慌得如临大敌。

我三弟高世洁 (他家住开封龙亭区遊梁祠街) 被株连当作人质，开封市委命令由龙亭区区委书记监视，他住在我隔壁的旅社里，命令高世洁住在我家，寸步不准离开，生活自理，每天必需向区委书汇报我的情况。

自2月1日对我开始软禁，2日除政府官员们像走马灯那样的你来我往，有省委副书记陈全国、省妇联主任杨云、公安局局长 (我忘了他的名) 还有一些官们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至少有十几人，每人至少来我家三次以上，每天早8时至夜12时，不停的来人，招待说话，弄得我筋疲力尽。特别是卫生厅厅长刘学周，他天天来我家，有时候他一天来两次，并威胁我那个胆小怕事的儿子，春节那天他给我磕响头，要求我不去美国领奖。是我连累了儿子，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时间过去八年多了，我想到此事，依然不禁伤心落泪。

2月4日澳洲飞来两名记者，一进小区被警察围成人墻，不让他们前走一步，记者立即飞回北京，第二天世界各报纸刊出“······高耀洁因赴美国领奖被软禁在家中······”，此事又株连了媒体。

2月上旬春节已将来临，2月5日晚7时许，我女儿竞先和女婿田建来送春节食品，同时进到家里看望老人，被警察阻止。她俩人与警察吵起来，问他们我家老人犯了啥罪，儿女都不让接見，也不通知我们，按法律规定，即是犯罪也应通知家属，田建国会吵架，弄得警察无言可对，只说领导意见，田建国问他们那位领导，我去问他，警察无言可对，重复的说领导意见，竞先不会吵架，一直说你们是狗······。最终吵了两个多小时，小区圍观群众像戏剧台下的情景，我和三弟高世洁在楼后窗户上看得很清楚。他们越吵越剧烈，有人怕打起架来，才把田建国单位领导以及省卫生厅厅长找来，经过谈判，让他们才进到我家里来，当时己将近夜里十一点了。

美国领奖成了大事，中国对美国说：”高耀洁有病不能赴美领奖，希拉里是个能坚持原则的人，她给胡锦涛、吳仪写信说：“······高医生有病不能来美国领奖，我赴中国去探望她······”。这一下中国不知所措了，总书记胡锦涛批准让我出国领奖。河南官员们突然变了脸，2月16日晚陈全国来我家，他说：“······给你办出国手续······.”。我说已办妥了。从此小区的警察、警車消失了。21日很多人，四辆黑色轿车欢送我到飞机场、登上飞机到了北京，是日晚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代表吳仪副总理到宾馆看望我，23日顺利到达美国。

高世洁受了半个月株连，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家工作了。开封龙亭区区政府、给他补助误工费每天200人民币助，同时对高世洁说：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以后不要再谈论这件事情了，其实是给他3000元人民币的封口费。

二，与我有来往者亦受株连

古代王朝有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刑法。毛氏时代另有新材，特别是文革期间 “欲问其罪，就有罪名”。受株连者，何止是九族呢？凡是与被害者有来往的人、甚至认识的人，都会受到株连，老百姓有个顺口溜说：

“受株连”

整人不稀罕， 打击一大片。

杀人不眨眼， 多人受株连。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1966年9月下旬的―天，清洁工小魏告诉我说，市郊两个农民小青年在街道两旁扫树叶，看到—个中学里一群学生在批斗十几位教师、校长，两个小青年互相说：“这个中学是几十年的好学校，哪那会有这么多坏的教师，校长这个老头我见他在这里干了5、6年了，那有像学生娃说的这样坏···”。他们无意的随便几句闲话、真话竟成了罪名， 因言论受了株连。

这话被批斗会上的红卫兵听到了，当即抓住这两个小青年跪在会场边上陪着教师挨批斗，会后又把他们关在一间小房里，餓他们一天。小青年村里听说了，他们这个大家族，怒气填胸发动家人，要来市里救人。首先来了两个村干部 (村长、支书) 态度很好，商谈要红卫兵组织放人，红卫兵头目态度生硬的说：“不会放人。”

村干部生气了，回到村里发动数百男性中青年人，手持棍棒，开了八辆大拖拉机并挂上拖斗，夜幕降临，围住了这所中学，见红卫兵就抓，不到一小时抓了十二个红卫兵，从形势上来看，马上开始了一场流血样的武斗，军代表出面来调解，双方放人。这次紧张事件，全是红卫兵制造奇葩式的一场闹剧，株连了很多人。

有文献报导：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害死亡人数。

1，大规模武斗300多起，死亡人数123700多名。

2，批斗3027000多名，非法关押死亡人数115500多名。

3， 城市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非正常死亡人数683000多人。

4，农村地主、富农死亡120多万人。

5，另有1亿1300多万家属死亡。

6，受不同程度的打击，失踪557000多人。

以上是官方报导的数字，在文革中的实际数字，不知是这个数字的几倍，永远无法澄清，是历史遣留的迷团。

回忆起本人文革中的遭遇我仍历历在目，闯过了多少死亡关头，可谓死里逃生。我现近九旬，应尽快揭露近半个世纪、我记忆中的历史事件，留给后人，以补救历史事件的遣失。

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得到广大外人的同情。我的孩子总认为我不会做人，得罪了人，才遇有文革中这种灾难，她们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给我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使他们受了株连、又是黑孩子，受尽了歧视，遭了很多罪，挨打入狱等。

没错，为打击我，他们给我儿子栽赃陷害害，使他入冤獄三年，此事件应由毛氏政府官员们负责任，出冤獄后平时，在平反证书上写的很清楚 (见《高洁的灵魂》第二章)。在郑州行政区有四位青少年坐冤獄，平反后在前途并没受影响，工作都不错，其中有厅级干部，我儿在大学任教授兼糸主任，直至今年60岁退休。

儿子入狱时不到14周岁，是造反派为了整我而精心制造的冤案，此类事件非我儿子一人独有的，但我儿子对我仍然是离心离德，耿耿于怀，总认为是我造成的恶果。特别是我出国后，他三年未来只字，后来同住冤狱者批评了他，他来信了、三言两语，直至他退休，我答应付他路费、叫他来美国，他仍以旅游为重，我只好同意了，现在我已6年未见儿子了。他内心意思是怪我在文革中挨整，是不会做人、得罪了人，株连他三年冤狱······ 那么，文革时期害人、冤死者众多，都怪谁呢？明明根源是毛泽东的罪过，但我儿子的受害，应明白这根源在毛泽东，他想不通、不理解，所以对我才有这种怨恨，这是毛氏洗脑技术的高明! 普及了一代又一人。

我的三个子女对我最大的反感是我不理家务，时间花在病区的工作上，他们经常说我两个姨对孩子照顾的多么好······你对家务不管不问，家里好像是你的旅店。

他们不理解我的处境，出身于黑五类，工作是对人命，我不敢粗心大意，特别是文革复职之后，人争一口气，我也得努力把本职的业务搞好，干得出众。那时我负责妇科病区23张病床，同时我还兼任着工农兵大学生的妇产科课程，时间很紧张，我无时间照顾孩子，这时他们己十多岁了，—切可以自理了，只怪文革搞乱人们的思想意识，否则他们会体谅我处境的困难。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