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对刚刚划上右派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以往的肃反运动和反胡风运动的洗礼，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第一次经历，他们个人身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们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困惑和痛苦之中，在班级集体里，他们已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敢与之接近交谈，从此笑容在他们脸上消失，一筹莫展，走在路上抬不起头，深怕被外班的熟人碰上，人家会怎么想？因为政治上成了敌人，许多活动会议不让参加，沪东造船厂不准去，实习也有限制，各系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扫地和打扫厕所。
接下去，急切地盼望着“处分”的这一关，希望不至于有更坏的结果，大家都忐忑不安地期盼着。就笔者个人来说，曾被告之“罪行是严重的，但还不是十恶不赦的……”在等待处理的日子里，总是想从这句叫人哭笑不得但却意味深长的话里估摸出什么来。尽管批斗的调门很高，“反对马列主义”的帽子和本人的原意是多么的南辕北辙，毕竟对自己还是很了解的，天真地以为“批判从严”，敲敲警钟，想必领导和党组织会洞察其实，未必真的会认为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一个可怕的日子突然来临，1958年6月18日，笔者被从正在上课的新上院600号大教室叫出去让赶快收拾铺盖及一切物品，到中院前面集合，有汽车等着，当时只感到情况突然，疑惑和惶恐笼罩之下来不及多想什么，屈服，顺从，接受一切指点，容纳任何羞辱而不置一词已经成为习惯的这批人，陆陆续续到达了集合地点，经过集中点名之后，行李跟人一同装上了几辆卡车，卡车缓慢地驶出交大北门向西而去，这就是这批人永远离开交大的日子：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在这些右派同学之间互相的信息交流之后，只明确了一个笼统的结论：下乡劳动。至于具体是什么处分并未正式宣布过。在过了至少几个月之后，各人才陆陆续续知道了自己的处分结论，“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或是“开除学籍，监督劳动”，在下乡劳动的近百名学生右派当中，多是前一种处分，而开除学籍的约有十余人。至于另外更为严重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劳动教养”，这一部分，已在此前或稍后三三两两地移送公安局加以处置，接受更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情节最为轻微的那部分，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留在学校继续读书，由于成了政治上的敌人，不可能完全享受人民的待遇，处于尴尬和受歧视的待遇是不足为奇的。
除了被公安局抓走的以外，震动和转折最大的要数下乡劳动的学生右派了，他们因为政治上的突变而受到行政的处分，终止了他们的学业，开除的这部分，作为原本充满人生美好幻想的学生算得上是遭受了如雷轰顶般无情的打击，他们撕心裂肺的痛楚，一概是自己默默地消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这一群，他们抱着回去上学的幻想拼命的劳动。事实和时间证明，即使在当时，这些被戴上帽子的右派们，对于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罪名和给予的罚不当罪的处分是无法想得通的，其逻辑的荒谬又是如此的浅显，然而，他们一个一个的接受了，而且检讨得那么认真，他们真的认罪了吗？这才是欺人之谈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活着。求生之心人皆有之，往死路上走的毕竟总是少数，逆来顺受乃民族性格，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很少例外。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这些可怜的右派已经堕落到只顾及动物意义下的适者生存原则了，因为谁又希望把事情弄得更遭呢？答案恐怕就在这里。他们的变了形的人格和被扭曲的灵魂本能地帮助他们生存了下来，双重人格也罢，戴着面具做人也罢，在整个人生大舞台上，何尝只是几十万右派呢？无限的权力在可怕地塑造着整个民族的卑贱而恶劣的性格！
又一个晴天霹雳发生在下乡劳动整整两年之后，即1960年7月，交大派人到西郊突然宣布全部在农村劳动的右派到新疆去，具体的动身日期是7月20日。全部“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学生也在其列。他们天真的回校复学的幻想从此肥皂泡似破灭了。交大校方置原处分于不顾而采取这个断然措施的原因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不过，言而无信也罢，主观随意性也罢，比之于整个反右运动来说，这种言而无信和主观随意性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言者无罪”变成“以言治罪”不就是言而无信的典型吗？
紧接着，在同年10月份，把几乎全部原来留在学校而到当时尚未毕业的学生右派以及部分教师右派也遣送到了新疆，这就是第二批。
交大从满清政府建校经北洋军阀，民国到解放共一百多年的校史上，因为政治上“异己”的原因而一下子把一百多名学生从学校撵出去的事件要算是空前的一次了，更何况那个政治上的原因最终证明是不成立的。一个学校，玩学生的权益如儿戏，难道这不是交大校史上耻辱的一页吗？今天，我仿佛看到了，在民主广场的西南角，在史穆烈士纪念碑的对面，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上面雕刻着“为一九五七年的耻辱而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