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摘要：陈仁炳是当年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仍旧在世的大右派。换句话说，他是眼睁睁看着大批右派获得“改正”，而自己却被告知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对他的右派定性是对的，没有错划。
去年7月初，表姐从悉尼发微信给我，大伯母陈蕴辉已于6月27日在上海去世，她已动身回上海料理丧事。我因故未能前去参加葬礼，很遗憾。表姐说大伯母已病了一些时候，最后因肺部感染离世，享年86岁。大伯父1990年年底去世后，大伯母曾赴澳洲同女儿住，后来因不习惯澳洲生活又返回上海独自居住。
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我7岁跟随母亲去了陈家后经常听父母提起他，却从未谋面。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才第一次见到他。在此之前，从我会写信起，就和大伯父的继女陈怡书信来往，她是我第一个通信对象，且一直持续到有了电子邮件为止。她喜欢用很好看的信纸信封，在信的开头总会写“亲爱的小青妹”，我很高兴有了这么一个姐姐。
那个年代迁徙不自由，人们很少出远门，通信成为最佳沟通的方式。我父母同在外地的几个伯伯伯母和姑姑均有频繁书信来往，互相通报各自的情况。文革期间人们随时随地可能消失。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很兴奋不觉疲倦。此前，最远的地方只去过天津，学校组织参观“收租院”。
夏天上海闷热，先见到大汗淋漓的大伯母，她乘公交车来接我们，然后她要回医院上班。我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读了她的回忆，才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承受巨大压力，从体力到精神，从家内到家外。
那时大伯父一家四口住在裕德路一栋专门为落实政策的公寓楼，有两间房。大间伯父伯母和表弟陈加欣住，另一小间表姐陈怡住。我们去了就和表姐睡一个大床。
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刚刚七十岁，思维清晰，很会谈话。当时他尚未恢复复旦的教授职务，两年后才回复旦重新执教。他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我记得他谈的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种种遭遇，红卫兵将他家抄得一干二净，把他喜爱的书籍和搜集的古玉全部抄走，将他们赶出宽敞的住房，强迫搬到郊区一个矮小的棚屋里。他被剥夺教师资格，长年在木工厂干体力活儿，挨打挨斗受尽折磨。
79年我23岁，文革对我们一家也冲击不小，但粉碎四人帮后，我更渴望忘掉过去拥抱新生活。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又上了北大，胸前永远别着“北京大学”的校章，自信心满满。在学校喜欢与同学讨论中国的未来，喜欢看外国电影，读刚刚解禁的政治经济书籍和英文小说。我觉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未来只会越来越好，对大伯父的谈话兴趣索然。
时间过得飞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长辈们逐一离世，一双双稚嫩的眼睛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祖辈经历往事他们没兴趣也不关心，而我却因告别中年会想起过去的时光，也更想了解前人的脚步，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想法。
陈家祖辈的故事充满传奇，几代人历经沧桑。遗憾的是我对此了解不多，我到陈家时爷爷陈崇桂已经去世，而且家人很少提到爷爷，连他是基督教人士都讳莫如深。只记得奶奶口袋里藏着一个带链子的十字架，铸铁的，拿在手里沉甸甸，因长期抚摸通体光亮。我有时从奶奶口袋里拿出来玩一会儿。
家里还有一个带磁铁的木乃伊也是我常玩的玩具，后来知道这都是爷爷奶奶从埃及带回来的。奶奶李哲映也是虔诚基督教徒，我记得她嘴里经常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嘴唇轻轻蠕动，眼睛有时好像在看空气。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奶奶有点神秘，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奶奶是在祷告。我们住在小羊毛胡同，后来搬到永安里单元楼。小羊毛胡同5号是一个大杂院，奶奶住一间很小的平房，我们住一个两间的平房。奶奶同院子里的邻居关系很好，尽管她自己收入微薄仍帮助有困难的邻居。奶奶有个特点记忆力出奇好，家里任何人找不到东西问她就可以，一定帮你找到。记得我下乡插队时还经常和奶奶通信，可等我73年回京得知她已经去世。因为父母都去湖南干校，奶奶只得回上海姑姑家住。听妈妈说她最心爱的三儿子文革中惨死对她打击巨大，虽然家里一直瞒着她，但她最后还是猜到了。他的二儿子亦在文革遭迫害病亡。长孙大学期间因政治压力变成智障人。我奶奶死的时候一定想起这些不幸的子孙，笃信基督教的她会请求上帝宽恕残害她子孙的人吗？
小时候我对宗教的认识仅来自外国小说，从小受的教育很排斥宗教，宗教都是精神鸦片，神父修女都是阶级敌人。80年代末，我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小住几日，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我说了陈崇桂的名字，他们吃一惊告诉我说陈崇桂是著名基督教界人士。回家问父亲，父亲拿出一本自己装订陈崇桂用英文写的自传。读了之后才对爷爷以及他所做的事情略有了解。1995年和父母一起去了湖北荆州，寻找当年父亲一家曾住过的地方，探访爷爷办神学院的遗址；2007年又读了专门研究陈崇桂的香港学者邢福增写的书，加深对陈崇桂的思想以及他49年后经历的事情的了解。
表姐办完丧事回澳洲整理了大伯母的遗物，其中有一些是大伯母文革结束后手写的记录，表姐希望我写写陈家的故事，把这些记录寄给了我。我越发感到陈家两代人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的百年间，跌宕起伏的命运，困惑迷茫的寻路之旅弥足珍贵值得记录。
爷爷是著名的牧师曾经创办荆州神学院，他和奶奶双双赴美国神学院留学；大伯父陈仁炳研究哲学历史和社会学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二伯父陈仁烈物理学界小有名气，三伯父陈仁亨是医学界的翘楚；父亲陈公绰(陈仁宽)留学瑞士和法国学习法律，曾以为法律对新中国有用，1951年兴致勃勃返回中国······他们全部接受过西方教育，49年后又以满腔的爱国情怀义无反顾选择留在中国或从国外返回。但始料未及是他们的选择为他们带来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灾难，受尽折磨和摧残。大伯父和我父亲总算看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其他几位都惨死在暴力之下。我想先从陈仁炳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