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成都“学生右派活化石”罗开文至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两封公开信
罗开文 2012年5月4日
注：由于第一封公开信发出至今罗开文老先生没有收到任何的答复，警察也还在继续推诿，因此，罗开文先生再次委托本网继续为他发出第二封公开信。
胡锦涛书记、温家宝总理：
我愤怒地提笔向您们写公开信控告成都市006229号警察毫无人性地残暴毒打我75岁老人的暴行。
我于1958年4月15日被重庆机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上，当众宣布给我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50多年了，至今未改正），开除学籍，送回成都市原籍监督劳动。1964年公捕后，找不到我的任何罪行材料后，把我送到415信箱劳教三年，就业五年后，强行将我押送到双流县协和公社当农民。1982年劳教平反，回成都原籍的当时价值数万元的户口指标不翼而飞。只有到双流县华阳镇落户。我在华阳以修理钟表为业。由于经营有方，当时就是远近驰名的万元户，而连年获市、县的先进工作者称号，有10几张奖状为证。后来在政策的允许下，在华阳镇开设成都市规模最大型的个体“开文钟表行”。连香港富才商事公司负责人吴卉都来信找我合作（有原始信件为证）。双流县工商局干部向我索贿不成，公丧局书记兼局长谢华栋设毒计滥用职权，勾结双流电视台违法栽赃报道工商局对我“开文钟表行”查处报道。由于公商局的非法查处和双流电视台的栽赃报道整垮我“开文钟表行”，我从地方到中央告状无门，曾给刚当政的总理朱镕基总理发去10封祝贺附带告状的电报（有邮局收据为证），均不见回音。省级报刊和电视台为我作专题揭露工商局的荒唐执法，不但不起任何作用，相反，记者受到打击而调出报社。因此，我于2000年2月至2003年8月到美国去申请政治避难。国内朋友告诉我，中纪委正在查双流县贪腐，抓了几十个干部，群众燃放鞭炮庆祝，有主要干部吓得跳楼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签字回国。回国后，我己从万贯家资整得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生活只有靠亲友，而中纪委查双流县贪腐一事，中央有人包庇双流，最终不了了之。
温家宝总理《新的信访条例》实施后，我告倒了工商局。他们只退罚款及罚款利息，连扣押全部进口钟表造成几十天不能营业等等损失省、市、县法院都判不赔，省高院劝我息诉，2011年11月去特快专递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至今最高院未作任何答复。在中国拒绝官员索贿就该有如此的悲惨命运吗?!
我为什么这辈子有如此悲惨命运？？？这都是我至今头上戴有学生右派这顶政治帽子在起作用。1958年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时，我到申诉，不承认则是不认罪，历次政治运动受到批判毒打，打聋左耳，打断门牙-------。文革中，我被带的罪名大木牌就有10几斤重，而且是细如丝线的钢丝挂在颈项上。
改正了右派朋友有退休金。我是未改正的学生右派活化石，无职、无业靠亲友才能生存比乞丐不如悲惨地活在“盛世”的莺歌燕舞中。以往遇到极不公正对待时，向领导汇报，都叫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为了不忘记我的身份，我把我的身份写在帽子上，以示和改正了的右派的区别。我自觉认罪不翻案，应该受到表彰，为什么还毒打我！
因我的真实情况，我平时戴帽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2011年9月的一天，我戴帽途经成都天府广场，被110警察挡到西御河沿街派出所。我将我有身份的经历的名片给他们。最后，叫住地派出所接回我的住地。
2012年3月10日下午5点40分左右，我路经红星路三段到红星路四段乘49路车回华阳住地。我刚从大慈寺路倒左拐进入红星路三段十多公尺。听见一年青人喊：“老头，站住！”同时跑来问我，你反党、反哪个党！我从包里拿出名片给他。我说，你一看就明白了，这时，从四面八方跑来6-7个警察围住我，抢下我的帽子，我仍给他们名片，请他们看。有警察用对讲机给领导汇报，有个老头戴写有反动标语的帽子！几个警察推拉着把我弄上警车，以至我手被扭伤， 20多岁手拿对讲机的警察撵上警车，用拳头毫无人性地猛打我的头部，我说你咋打人？我看他胸前警号，他说：“不准看我，看了我还要打你！打了你就白打！！！”我一直看他的警号，他一直毫无人性地猛打我的头部，把我打成休克状态。开车急驶，最后把我拉下警车交到春熙路派出所，一到派出所，我就控告，我挨了警察的毒打，我把我的名片拿给所有的警察看，以作解释。警察作笔录时，我就控告006229号警察毒打我情况（可查看当时笔录）。经审查后，退还我的帽子，住地派出所把我用警车接送回我的住地。
回家后，左膀扭伤疼痛，头晕痛很凶，无钱看伤。实在熬不过，3月14日去看伤照了CT，用去210元后，医生出了证明，但无钱买药，只好把伤情痛苦地拖着。
2012年3月19日上午，到成都市公安局督察处去交书面控告，书告006229号警察。008527号警官接待。叫我回家等候，七个工作日作答复。
3月20日上午接到锦江工商分局来电，一女性警官问了情况后，一直不作答复。
2012年3月30日下午一朋友赔同我再到市公安局去交第二次控告书，071731号警察接待。
3月31日下午，锦江分局戴警官来电说：“006229号是一名40多岁的女警察，我们是正常执法，我们查了，没有人打你。”我马上提出系列证据反驳，并愤怒地说，假若你们要包庇、扯谎，我要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这件事！戴警官说：“那吗，我们再查一下，你有什么要求。”我说：“第一、打我的警察要向我赔礼道欠，第二、我的伤情检查费要给我报销。”我问他多久作答，戴警官说：“七个工作日作答复”。
4月10日下午分局来电，明天要来和你见面了解情况。
4月11日上午戴警官来电说：“今天有事，明天或星期五来。”
4月13日（星期五）分局来电，因工作太忙，下星期才来。
4月17日下午，戴警官来电约我，双方言明在大慈寺庙门口等，谢警官开汽车来叫我上车。戴警官在车上问我一些家庭情况，并没作任何实质上的答复。开车送我到火车南站后，叫我下车乘公交车回家，说过几天再来你家详谈。下车后，我给戴警官指出，根据我的回忆，打我的警察就是拿对讲机向上级汇报的人。他汇报完，撵上警车打我，其余那么多年青警察都没有打我，006229警察为什么打我？肯定是上级在对讲机上下命令打我的。他不是说打了白打了吗，有上级给他撑腰，他有什么可怕的。
一直到现在，锦江分局都不理不问。
胡锦涛主席，温家保总理，我帽子上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我认罪服法不翻案的表现。应该表扬我，不应该打我。我这个中国的学右派活化石真的挨了警察的打是白打了吗?!伤情检查费还要自己出吗?!我这个中国的学生右派活化石应该咋个办?!请胡主席和温总理指示。
此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