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降低参与风险 突破恐惧心理
——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回顾反思

吴仁华

制造谎言和恐惧，是专制独裁政权维持统治的不二法门。制造谎言是为了掩盖真相、欺骗民众；制造恐惧则是为了阻吓民众、不敢反抗。

中共自1949年建政，就一直以制造恐惧的方式维护统治。建政后不久，即在全国范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反革命分子”逾246万人，关押和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更是不计其数。此后，政治运动不断，每一次政治运动总是以杀、关、管的方式制造恐惧，起到阻吓民众挺身反抗的作用。

毛时代每逢“五一”、“十一”、春节，各县市照例都要召开公判大会，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然后公开枪决。笔者至今记得少年时的一次经历，事情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两名“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随后五花大绑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死刑犯被细绳子勒紧脖子无法出声，脑袋前交叉着两把押送士兵的步枪刺刀，气氛令人恐怖，但其中一位死刑犯宁死不屈，让笔者至今记得他的名字：肖可宝。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不再有政治运动和公判大会，但中共政权并未放弃制造恐惧的统治方式，只是使用的方式、手段更精致了。一旦感到政权受到威胁，照样会公然采取血腥镇压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在邓小平的主导下，悍然调动逾20万野战部队进入北京，动用包括装甲车、坦克在内的武器，血腥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震惊世界。

近些年，维权行动在中国风起云涌，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也都遭到中共政权的严厉镇压，许多代表性人物遭受迫害，江天勇、李苏滨等维权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著名维权人物被判刑。

前不久，突尼斯、埃及的人民抗暴革命取得成功，利比亚等国爆发反抗暴政的群众运动，加上网络上出现“中国茉莉花行动”的呼吁，让中共政权坐立不安，再次公然使用制造恐惧的方式应对，先是在北京拘捕了著名人权律师滕彪、江天勇、唐吉田等人，后来又在全国各地拘捕了数十人，包括高知名度的自由撰稿人冉云飞（四川成都）、民主活动人士李海（北京）、民主活动人士陈卫（四川遂宁）、维权人士王荔蕻（北京）等，最终就连知名度极高的艾未未也失去了自由。目前已知有华春辉、魏强被劳教，冉云飞、陈卫、丁矛被正式逮捕，李海、郑创添被监视居住，而更多失去自由者的姓名至今不为外界所知。据维权网不完全统计，自今年2月中旬到4月19日，失踪多日的江天勇、滕彪、古川、李天天、刘德军、刘士辉、唐荆陵、野渡、袁新亭、蓝若宇、胡荻、张海波、曾仁广、周莉、刘正清、艾未未、文涛、张劲松、胡明芬、刘正刚、金光鸿、刘晓原、张永攀等人尚无消息。

回顾历史，正视现实，不能不承认，中共政权以制造恐惧的方式维护其统治颇具效果。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即让中国民众重新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导致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沉寂多年，知识界几乎是鸦雀无声。前些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在遭到严厉镇压后一蹶不振，只有屈指可数的勇者在苦苦支撑。近期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也面临同样的情况，由于镇压制造的恐惧感，使得参与的民众不多，并且日益减少，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

对照当年苏联、东欧剧变以及日前突尼斯、埃及人民革命时的各国民众表现，中国民众的表现确实不尽人意。但是，与其一味指责中国民众的胆怯、奴性，不如反思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何中共专制统治60余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几乎伤及每一个家庭，民众还不群起反抗？为何当今腐败成风，下岗、拆迁、城管横行等现象让民众极度愤怒，连农民都知道共产党及其制度很坏，民众还不群起反抗？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为了自身及家人的安危，中国民众基本上是敢怒不敢言，不敢挺身反抗中共暴政。也就是说，中共政权制造恐惧的手段确实起到了维持统治的作用。

民主运动不是少数勇敢者参与的运动，而应当是全民参与的运动，只有全民参与，民主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如何促使民众突破恐惧，敢于挺身反抗暴政，是中国民主运动不得不思考、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不断地呼吁民众突破恐惧、挺身反抗暴政是必须的，但是，仅靠呼吁是不够的，不会有多大的实际效果。更应该做的是，设法降低参与的风险，只有参与的风险降低了，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降低参与风险应该有很多方式，只要有心，谁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方式。

多年前，我很欣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女学生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的一篇文章“让我们上街宣传《共产党宣言》”。这篇文章很有创意，大意是，既然当局不允许我们上街散发、宣传民主、人权的传单，那我们就上街散发、宣传《共产党宣言》。我相信这篇文章的许多读者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关键不是散发什么，而是能够上街，六四事件后最难做到的就是上街、集会。一旦上街散发《共产党宣言》，天知道后来会散发什么；一旦上街散发的人多了，天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

近些年在杨佳、邓玉娇、福建三网民、钱云会，以及诸多的群体事件中出现了“围观”、“打酱油”（意为路过）等方式，也是降低参与风险的不错方式。此外，还有维权、民运活动人士时不时地“饭醉”（聚餐，谐音犯罪）的方式。

海外民运多年前曾有人提出过“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织活动非政治化”的观点，目的也是为了降低参与的风险，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加入。这个观点当时虽然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没有引起海外民运的足够重视，甚至主流意见是不屑一顾。

维权运动其实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通过维权，不仅可以将民主、人权的理念与民众的实际利益相结合，在民主力量与各阶层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取得拆迁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支持，积聚支持力量，而且这种积聚力量的方式较之于组党、游行示威，参与的风险大为降低。因此，维权运动曾一度风起云涌，影响很大。

笔者认为，自今年2月20日开始、目前尚在持续的中国茉莉花行动，考虑到了参与风险的问题，所以将集聚地点大都选择在喧闹的商业区、广场，采取围观的方式，以便参与者一旦遇到麻烦，有合适的借口开脱自己。目前有关中国茉莉花行动的信息鱼目混珠，很多建议、呼吁很不可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个别图虚名的民运人士在八字尚未一撇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出来抢“果实”之外，更主要的是许多有中共背景的人有意搅混水、捣乱。

中国茉莉花行动尚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效果。这个问题需要专文加以探讨。

笔者相信，反对中共专制统治、希望中国发生体制变革的人大有人在，这正是许多人常说“如果在冷兵器时代早就出现陈胜、吴广了”的原因。如果能够降低参与的风险，使得多数中国民众突破恐惧心理，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能早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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