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题记：虽然世道对他极不公平，他的心灵却在不平中得到净化，谅解当年那些整过他的人，而沙威似的执法人员又何处去寻觅呢？
(博讯 boxun.com)
十九世纪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他的宏篇巨著《悲惨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这么样一个人物典型：冉阿让(Jean Valjean) 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外甥而坐牢十九年的囚犯，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得以离开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然而这张黄色的自由状纸，并未让他在社会上取自由，反而处处引来歧视，使他流浪街头，只有笛涅的主教米礼爱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时分，多年来穷困的习惯让他故态复萌，偷走了主教家的一只银烛台，不料半途被抓到，警方把他带到主教的面前对质，令他讶异的是主教非但没有揭发，反倒为他撒谎说是他赠送的，警方悻悻然走后，冉阿让跪求原谅，主教只要他宣誓将灵魂交付上帝，自此重新做人，并将另一只烛台也送给他。而我这个“现代中国版的冉阿让”，并未去偷过面包，也未斜眼去看过谁家女人，更未干过任何有道德瑕疵的事情，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年轻，纯纯正正的学生哥，毛病也是出在嘴巴上，但其痛苦悲惨的遭遇，却比冉阿让巨烈十分、百分、千分。
近年活跃在网络上的作家严家伟先生是我的挚友，为了挣点稿费度日，拼命写文章。他坐牢的原因仅因五十年前报刊上大肆批判“毒草”《草木篇》时发表了点不同的声音，接着又因所谓“收听敌台“（即收听外国广播）即被宜宾地区叙永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时他才二十岁，青春、年华、事业、幸福，全葬送在监狱。好不容易熬到刑满，但仍不能回家，强制留场当“就业人员”（即二犯人）继续改造。如果说冉阿让偷一块面包道德上还有点瑕疵的话，那么严家伟先生仅仅为《草木篇》说了句公道话，听了下外国电台的广播，又触犯了谁家的利益呢？而《草木篇》和他的作者流沙河，以及当年我们这批《草木篇》的“死党”、“骨干”，均早已“沐浴春风“，“官还原职”了，只有他还身居“洞中”。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比冉阿让高了百倍、千倍、万倍。冉刑满在灵魂净化后，还去当了市长、厂长、慈善家，但严家伟至今还是宜宾麻纺厂（原名四川省第四监狱）的“二犯人”，每月工资不足四百元人民币，一直在困难屈辱中生存。
他的不幸，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也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幸，是上世纪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是这团阴影直到今天还存在，且继续在发酵。他为了给共产党抹去这团不愉快的阴影，几十年来都在不断上诉抗辩，希望法律还他一个公道！可是一党专制官僚主义的衙门，从不正视人民的冤屈，更不倾听受害人的苦难，对他的上诉根本不予理睬。新近，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晓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里，从来就没有收听外国广播是犯罪的规定。尤其在这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的今天，如按四川宜宾法院的这个［标准］，那成千上万的网民，都可能接触到外国的音讯，文字乃至图象，岂不都是犯罪行为了吗？所以其荒唐显而易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今天我又去了一趟宜宾法院，他们还是采取一推，二拖，三不理的态度。他们开始说由于宜宾和泸州已分为了两个（专）市，所以此案应由泸州法院管，等当事人去到泸州法院时，泸州市法院的法官却说，这是宜宾法院判的，我们不管。他们就这样踢足球似的你踢过去，我推过来。‘推’后便是‘拖’，一拖，就是若干年直到现在。
今年11月5日我又通过宜宾市统战部，再次把申诉材料转到宜宾市法院。先是该院信访室叫我去找立案庭。这个立案庭的门外有个又厚又大的玻璃门，必须‘刷卡’，门才打开。来访的人哪有卡刷？使用高科技手法拒人于门外，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所以正应了中国的古话‘侯门深似海’，单进这道门就大费周折，进去以后见到一位郑法官，话还没说上三句，他就一口拒人于千里之外，说不查，不查，反右案件一律不查了。我问为何不查？依据是什么？郑法官说中央有规定。我请他说出中央哪个文件，怎么规定的？他根本说不出，在僵持一阵之后，郑法官便说你到四楼审监庭找李主任，他那里有二、三十个你这类案子，你去咨询一下再说。
我信以为真，只好去四楼。刚走出门外，就听见郑法官在里面骂道：去他妈的，右派，反革命都还要来申诉。我当即回应道：郑法官，请你说话文明点。到了四楼，李主任一听便说：这是他立案庭的事，怎么来找我？他立案庭不立案，我无权管，你找立案庭去 。这又是一次‘高级足球表演’，你踢过去，我踢过来！
我就这样被踢了几十年。我不甘心，再次回立案庭，郑法官更干脆：我不管，你找立案庭的庭长去。庭长室门关着，不见人影，问谁都说不知道。后来一位女法官便对我说：你到信访室去，那里有位马法官正在研究处理你们这一类的案子。
就这样，我像只猴子，任他们逗去逗来。转了个大圈，又回到了信访室。信访室确实有位马法官，他也自称是这里信访室的负责人，但他仍然是那句话：反右的案子不查了，过时了。问他依据何在，仍然是那句话：中央有文件。请他谈什么文件，怎么规定的，他不谈。最后，他好象觉得烦了，站起身来对在场的另一位女法官说：我要开会去了，说完扬长而去。其时离中午12点不到半小时了。明明是一走了之，不予理睬而已。这时那位女法官还是说：中央有规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这是1998年就通知了的。我不死心，再次问什么文件？女法官竟说：没有文件，电话通知的。”
这封不足四百字的信，把头戴国徽帽的法官们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不竟要问，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吃着国家皇粮，对有冤情来访的人，而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古稀老人，如此轻率，互相推诿，对得起自个儿的良心吗？他是你老爸、你爷呀！你们如此漠不关心，绝情绝义的作法，符合党的十七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吗？特别是你们开口闭口“中央规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却说不出任何文件和依据，甚至说什么“电话上通知的”，这不是在开历史大玩笑！
严家伟先生与我同是成都人，生于1937年，祖籍新繁县。曾祖严树森在清朝光绪年间即1860年代，曾由进士出身，官至河南巡抚(相当于而今的省长)，当时正值太平军洪、杨之乱，曾祖父因公死于任上，灵柩由皇上御赐“奉旨入城”运回四川下葬。并御赐碑亭纪念。封建时代，棺材、死人被视为不祥之物，不得进出城门，有皇帝赐“奉旨入城”四字，方可穿城而过。“御碑亭”是皇帝对死者的荣誉性嘉奖，只有封疆大吏一级的官员才有资格获此殊荣。此亭在1950年土改中才被毁掉。其父亲严道生(1900—1960)曾在二十四军任旅部电务处长，四川青神县代理县长等职。抗战后经商。1960年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享受”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非正常死亡”。由此可见他家虽世代簪缨，乡绅门第，却一代不如一代，祖父还中过举人，只是未出仕，父亲就只是个小县官，他却连犯人组长也未当过。
他本人1952年毕业于当时成都七中，此时家里浮财已被革命风暴洗劫一空，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父母再无力缴纳学费，只好考入中专——一机部西南干校。1954年毕业，分配至石油部门工作，先后在隆昌气矿，四川石油管理局叙永高木顶石油勘探队作一个小小的统计员，再后判刑入狱。虽然读书不多，却十分有才华，工于诗词，特别是古体诗写得十分到位。去年他年届七十，自题小诗自贺：“人称大寿我沉思，七十秋光一瞬驰。点点童心犹记忆，萧萧白发已成丝。种瓜植柳吟山水，忆旧抒怀自谱词，花落不悲春事晚，松苍柏翠草离离。”
我和他相识于1968年省四监狱四中队，同在一个小组。此时正值“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革”。我与他作为严管的政治犯，送到井下煤洞去劳动改造。那煤井工作面最高处50公分，最矮处不足40公分，是个什么样的地狱？且一日必须完成三吨煤的任务，否则等着你的是批斗毒打，外加饭不给吃饱，活活把人往死里整。在肉体摧残之外，再辅以“精神大餐”，必须日日呼“万岁”，天天谢主“龙恩”，如此暴虐，旷古未闻。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里，他也从未丧失过对人生、对生活的信念，我们经常避开狱警、狱卒和囚徒中甘愿当“狗”的“积极份子”们监视，谈诗论文，评论时政，甚至“粪土”当时的“大人物”。他总是那么乐观向上。一次，我将写在纸烟盒上一首咒骂“文化大革命”的诗给他看，“血雨山河百万重，小窗阑雅闻腥风，隔墙借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他立即出口回赠：“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下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后来我们一同调到监狱医院去当护士，再后我去了兴文县新华硫磺厂就业，不久他听说我因“政治传谣”一事，再次逮捕加判，即笔吟唱：“清明‘四•五’降狂风，一代英豪正铸中。二度闻君又入狱，悲歌独唱《满江红》。”
1980年我“平反”回到报社，而他这个“小右派”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他原所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叙永高木顶石油勘探队早已撤销，找不到落实政策的地方，又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而执法部门又是只管判的单位，多判一个人就多为党和国家提供一个廉价劳动力，是一种职业的贡献。在这个权势与金钱编织的社会里，一切都被扭曲与异化，又有谁来关心他呢？就业就业，一直就到如今。没有住房，没有养老保险，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得为生计发愁，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为了挣点小钱，他四处收集房源信息，然后又不停地带着张三或者李四，爬楼梯、趟泥水，把空着的房帮别人租出去，从中收取点信息费。北京叫“房虫”，四川叫“穿穿”，现代术语叫“中介”。一天跑得大汗淋漓，腰酸腿疼，闹得好挣上几十元，闹得不好半月不开张。由于穷困与特殊身分，子女未得到教育，一儿一女至今没有正式工作。好在他想得开，挺得起，不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我问他，你恨不恨？他说，恨谁呢？那是运动，风一刮过谁还记得。恨，有什么用？那是他们的工作呀！要吃饭，要生存，上面叫办的事敢不办吗！
他像株被人践踏的幼苗，断了茎残了叶，却仍然无声地挣扎求活，希望快点结实茁壮，与身旁的那些树一样高。他曾这样写道：“乐天遣兴自成欢，大似蒸沙不作团，酒店舞厅嫌太热，花前月下喜清寒。不悲晚岁囊羞涩，何惧苍颜鬓已斑？非非是是总入土，纷纷世界笑中观。”不难看出，虽然世道对他极不公平，他的心灵却在不平中得到净化，谅解当年那些整过他的人，而沙威似的执法人员又何处去寻觅呢？一个社会没有对往事的忏悔，就没有对往事的反思，没有对往事的反思，何以有人性的同情？这就是中国今日之悲剧。严家伟先生，你生逢其时啊！不然何以是中国现代版的冉阿让？不，你还不如冉阿让，你一生都在监狱中， “劳改”与“就业”只是形式不同，而思想禁锢与政治待遇基本一样，他至今也没有走出牢房。我久久凝目沉思：“以人为本”的阳光何时才能照射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