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下）
陈杰人
2016年6月29日
“打倒毛主席”
文革时期，各种标语口号在中国四处流行，最常见的格式就是“打倒×××”，不过谁也没料到，当年晚春的一个下午，一条类似的标语，惊动了无数人。
那天傍晚，我和三五位同学放学后，走在回家的山路上，突然，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指着一块石头大喊：
“看，这里写了什么！”
我们循声望去，只见那块天然的石灰石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五个字：
“打倒毛主席！！！”
我和一些小一点的同学没觉察出异样，但那个高年级的同学似乎特别敏感，他说了一声：“不好！有现行反革命！”说完，把书包一摔，飞奔而去。
没觉得有啥了不得的我和其他同学，坦然回到了家中。但大约晚上九、十点左右，村子里突然涌进了大队人马。那时，村里还没通电，二三十个人，每人打一只手电，惹得村里所有的狗一顿狂吠，整个村子里也顿时紧张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位高年级的同学发现山石上的那条标语后，立即跑到大队（村）书记家里报案去了。大队书记不敢怠慢，一边组织人连夜保护现场，一边跑到公社报案，公社书记立即电话转报县革委会（那时替代“县政府”的一个机构），县里当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派出大批人员赶赴我村。
专案组人员到来后，首先召集全村人紧急开会，宣布标语事件是“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我至今记得，县里那个官员模样的人，叉着腰对大家说，“这是反革命的猖狂进攻，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现在这件事省里领导也知道了，限期破案。”
也是从当晚开始，全村每个人都成为了嫌疑人，都被叫去问话、审查。连续七八天，村里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但就是没找出是谁写的。
期间，有个村民斗胆向专案组的人提议：“这个标语应该是乱写的，如果真的对毛主席有意见，他会写成‘毛泽东’，而不是写成毛主席，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认真了。”哪知这句话，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专案组立即进驻他家里，组织生产队社员批斗一番，吓得这个人再也不敢说什么。
某天，突然有村民说，你们看那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肯定是小孩子搞的鬼名堂，不要总找大人问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专案组成员转而把村小学每个学生的作业本都收缴上去，逐个比对字迹，仅仅花了两天，终于找到了“元凶”。
原来，我校一个8岁的二年级孩子，因为经常看到很多标语上写着“打倒”，又觉得毛主席很神秘，那天无聊，就拿着捡来的半截粉笔，在回家路上写了“打倒毛主席”五个字。
案子总算破了，8岁的孩子不懂事，确实无法追究责任，专案组的负责人，当着众村民的面，把这个孩子狠狠地扇了五六个耳光，然后摔在一边，并宣布“永远开除学籍”。然后，孩子的父亲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到公社去了，后来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从那以后，我和小伙伴们就觉得，“毛主席”三个字太可怕，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惹，唯独不能惹“毛主席”。
抢黑纱
1976年9月9日，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四，中午时分，学校接到通知，要求下午四点组织全体听广播。
下午不到4时，不仅全校师生集中到了地坪里，周边的村民也都来了。4时整，只听到广播里传来一阵阵缓慢的声音，播音员宣布说是毛主席逝世了。
一刹那，我发现很多村民哇地一声大哭，学校有两个老师也厉声哭起来，那感觉，比他们自己家死了人更伤心。
其实我记得那时的心态，我在想，那么一个恐怖的人死了，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大家还要哭呢？
应该承认，那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对于毛泽东的死，大人们绝大多数还是感到非常悲痛，用“如丧考妣”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接下来的几天里，村子里陷入了一片持续的悲伤氛围，白天或者夜晚，走在路上遇到那些村民，很多人眼眶红红的，一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少人就失声痛哭。
不过，悲伤归悲伤，利益的牵绊，关键时候也表现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第二周的星期三左右，公社和大队派干部到我村来，宣布将在9月18日，也就是星期六举行悼念仪式，要求每个成年村民和已经上学的学生，都要参加。
让村民悲中带喜的是，大家意外得知，参加这次追悼大会的人，每个人将得到一块黑纱做成的臂袖。追悼大会后，黑纱就归每个人所有，政府不再收回。
这个消息，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更快地传遍了每家每户。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极其贫穷，物质非常匮乏，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布匹都要用票证才能买到。村民们盘算着，一个黑纱做成的臂袖，至少有六寸（20厘米）宽、两尺（70厘米）长，这可以做很多的用场，补衣服，或者是给小孩做一件内衣，都用得着。假若一家能得到两块、三块甚至更多，简直可以做成一件大人的衣服了。
不花钱就可以得到这么大一块布料，有些村民在谈论此事时，悲戚之余，甚至露出了些许喜色。
不过问题也马上来了，根据政府的规定，只有成年人和上学的学生才有机会得到这块黑纱，有些人开始打主意，想把自己还未上学的孩子也报个名额，争取拿到那块黑纱。
我邻居家刚好有个孩子比我小一岁，还未上学，他听到前述消息后，连夜赶到大队书记家里，央求再三，终于得到了大队书记的认可，给他家多报一个名额。
9月18日那天，还是在学校的地坪里，全村人都集中到一起，前面主席台上立着毛主席的画像，只不过画像的上左右三方，多了一缕黑纱簇拥，大队书记还派人到山里砍了几根松枝，用白纸做了几朵花，做成一个简单的拱门，置于毛泽东画像的上方。
听着广播里传来的追悼会声音，村民们再次哭成了泪人。听完追悼词，在大队书记的号召下，到场的人向画像三鞠躬，算是完成了追悼仪式。
仪式一结束，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迫不及待地把衣袖上的别针取下，小心翼翼地拿下那块黑纱，原来，那是一块质地上乘的丝绸面料，这让村民们再次面露惊喜。大家赶紧回家，生怕有人把这块布料抢走。
正在此时，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原来，画像上那块缠绕的黑纱，居然是一块整的，大约有两三米长，围绕这块黑纱的归属，三个人在毛主席画像下当场发生了争执。大队书记认为，自己是大会的组织者，布料应该由他带回去，两名负责砍松枝扎灵堂摆画像的村民则觉得，自己做了事情，黑纱应该归他们分配。争执之中，一位老人走过来做了个裁判，三个人各拿三分之一。“咔嚓”两声剪子响，三人各自分得一段黑纱，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我至今记得，他们拿到黑纱的那一瞬间，眼里放出欣喜的光芒。
就在那次追悼会之后，父亲于当晚神秘地对我说，“那个人死后，读书人很快会有出息了。”
尽管那时我还不能完全明白父亲话里的意思，但今天回忆起来那句话，我都惊讶于父亲的政治判断能力。也许正是那句话，让我脑子里一直残存的有关“毛主席”的恐惧记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直到今天，每当我经过天安门广场，一看到那个纪念堂，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多年前村里对读书人的那次批斗，以及村民哭灵过后得到黑纱的窃喜表情。也许，这就是“复杂中国”的历史记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