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独立中文笔会
倘或从严格的行文逻辑上来说，题目应该是沈梦雨现象之思。如此则有必要就沈梦雨现象做一概括。
如下是我昨天的断论，旨在对即时的社会政治现象做一简单的共时描述。一，关于网络流传以岳昕为发起人的对佳士罢工工人的声援书，本公民持怀疑态度，也没打算署名。原因在于，该文本等于一份阶级宣言，而在历史哲学的认知上秉持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所呼唤的则明显是阶级专政的暴政，与现代宪政文明相去甚远。
显然这样的宣言所指的不是权利运动，而是权力运动，操刀手具有明显的党文化话语遗传，同时也毫不掩饰其以“党”为逻辑起点的政治动机，倘若以阴谋论的角度来说，加上现场有毛粪声援团的身影，难道说这是毛左进入公共视野的一次政治出击？不可不察。
次之，所谓民运圈远离每一场社会运动中心，既谈不上对社会底层命运的人文关怀，亦谈不上对公民社会的思想训练，与其招摇过市的摘桃党人身份相比可谓自我定位堪忧。
物对人的捆绑不仅仅局限于无意义的流水线生产，人的意义被工具化，机械化只是表象，更深刻的破坏在于人的灵魂已经被放逐，只剩下了肉身的被异化的统治，统一于权力与资本、暴力的媾合之下。人反过来被物所操控，但却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这才是工业文明对人类最根本的伤害，尤为严重的是，通过权力垄断的分配，支撑起了以特权为根基的极权统治架构。
仅仅从思想渊源上来考察，对女权主义的核心所持的批判，定焦于同性恋与滥交权的特权论，这已经背离了人权范畴并且在一场社会运动的指向中自导于权力而非权利的伸张。所谓启蒙运动解放人性的迷途，在缺乏文明的政治载体作为驱动力时，女权运动一旦注目特权而非人权，最终将如同历史上屈膝于延安的革命床榻之间的历史命运。
但这显然不是就今天的咪兔运动而言，今天的咪兔运动所面对的是一个同权力的狂妄与傲慢完全一致的次级权力结构：一个被彻底腐蚀了的怀才不遇苟且风流的流氓精英阶层。权力的腐化将是绝对的。
果不其然，当晚推特开始传出沈硕士是毛左的信息，而广为传播惨遭删帖，以岳昕为发起人的北大声援书，两者综合起来蔚为沈梦雨现象正当其时。在精神气质上，双方不约而同的走向了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关键命题：平等。而更为突出的是，这一平等观是以阶级分析法为基础的，未了直接呼唤阶级革命的政治观。在这里，沈与岳所找到的一个主体阶级及其所导向的历史决定论，从未脱出统治者意识形态的话语逻辑。换言之，沈梦雨现象的指向等于在指出独裁统治者一方面利用意识形态愚民一方面却又完全祼奔，她们想做的似乎是要帮统治者穿上他们的遮羞布。
本文现在要讨论的是从社会运动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现象的历史可能性，及咪兔运动所引发的舆论分裂与其中若隐若现的舆论霸权，作为共时性的历史现象在何种意义上将是社会运动所需要观察的视角？有一点必须预先明确，社会运动不一定产生政治变革及政治领袖，但政治领袖必须推动社会运动才有可能领导政治变革，在转型论的历史背景之下，或者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来说，思考当下社会运动行动力背后的思想资源及其理念资源的历史影响，或许才是重点所在。
单纯从国际影响力而言，当下中国以自由派统称的政治转型活动历史，在零八宪章的文本中已经达到了创制宪政文明的巅峰，在政治实践领域，新公民运动则契合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切入点：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这两个高度，一个审慎继承了西方宪政思想的路径，为中国当下历史转型提供了紧迫需要的思想资源，一个笃行实践了社会自治参与政治竞争的进路，介入了诸多重大的公共事件，两者同为自由派所能够身体力行的历史典范。
但这一观点可能并不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还有九八组党运动，当下以公民同城为名义的松散联盟，难道这不是自由派的政治实践？以我所见，前面所提及的两次重大的政治反对行动，在精神气质上与自由派相去甚远，我姑且名之为政党政治的异己形态。为什么说是异己形态？简单点说，在不具备公开活动和选举正义的形式条件下，政党政治的自我选择余地不多，从而也排除了现代西方政党政治中自由政党的组织形态，程序正义，议事原则，鉴于个人人格魅力与知识学养的不足，盛行于一个初级共同体的现实过程不过是权术原则，最典型的，无外乎推戴制，一如拥立袁项城称帝的历史旧剧，只不过是以微观共同体窥伺时机，意在摘桃之功，绝途于社会运动的公共场域，名之为摘桃党人可也。质言之，这是一种纯技术操作的行为艺术空间，与政治反对大相径庭。
统一的单一共同体从来就不是自由宪政的合理形态。仅仅从世俗统治的意义上来说，政治竞争才是自由宪政的文明形态，但也仅仅是世俗统治而已，倘若要从公共治理的行政技术上来说，无为而治才是最高级的政治艺术，由此出发，政治竞争首先就是社会运动的竞争，自组织与自治能力的竞争，而不是革命理性的竞争——革命理性的目的只有政权，人权诉求成了手段。
在这一点上来说，自由派又是历史的局外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享受了现行体制的优越生活与地位之后，不再有下沉于社会关怀现场的意志，反而有了霸占舆论权的傲慢与狂妄，其自我为义的品性同审慎节制的知识伦理形成悖论，咪兔运动中受指控及受牵连的媒体人、公益人、知识人、法律人的表现莫不如此不堪卒目，同极权统治的上层建筑完全同质同构，只能说，“人还有一样的人，我只有没有机会独裁与霸占而已！”。
现在回到历史担当的要义。沈梦雨现象中的舆论传播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技术操作，虽然还谈不上舆论动员。每个阶层的反抗都是单一的，当老兵运动形成聚集效应时，其他阶层在作壁上观，当泼墨女孩被精神病的时候，老兵运动群体当然不会也不敢声援她，当清晰的政治反对已经构成异见者身份时，参与乃至思考如何参与甚或去整合资源引领一场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质言之，行动力的丧失与影响力的绝对局限，似乎是中国社会大博弈中所有阶层的共通点。
但现在的沈梦雨现象已经足够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考者驻足三思。为什么是她而不是我在沉潜社会运动中心 ，理当成为局外人在评论她的政治光谱之外尚需思考的又一个严重议题。毫无疑问，不要怀疑毛左庞大的社会根基，广场舞大妈在红歌及文革歌曲中翩翩起舞，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一旦自由成了我们首先获得的政治财富之后，毛左的政治热情和卓越的组织能力，行动能力，都将对未来社会格局形成巨大的冲击，其最甚的最不祥的后果，可能也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是，文革式的红卫兵政治文化，有可能主导中国社会获得初级自由之后的初级政治文化。倘若我不得不为此举出例证的话，那么我必须举出来的例证只有一个：以贵圈——所谓的民运圈的撕逼文化为范本，尤其是不是黑社会胜似黑社会、不是共产党胜似共产党的民运痞子，杀气腾腾但见了共产党却蔫了——指控岳阳一位社会运动参与者面对警察抓人时高呼打倒共产党的行为为傻逼，但在对待湖北一位长期从事募捐义工的人士时却极尽侮辱、恶毒、下流、肮脏、无耻的话语，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所谓的八九一代坚持者，一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畏敌如虎，偏又待同类如狂犬。
苟如此，支那徒余绝望，不屑，鄙视，去国方为王道。这是我的悲观主义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