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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中共国企腐败观察

2018年09月15日 综合新闻 ⁄ 共 1474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中共国企腐败观察员魏佳佳收集、整理、编辑

陈思敏:中邮储原行长二审中病亡的背后

2016.06.15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6/15/n7999661.htm

【大纪元2016年06月15日讯】6月13日媒体报导,中国第七大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原行长陶礼明死在河南鹤壁看守所,官方称死因心脏病,但其家人质疑并促尸检。报导还称,知情人透露,陶具体死亡时间是6月1日。陶虽病亡于看守所,不过该案实已进入二审阶段。

从时间来看,陶案2012年6月事发、12月底立案,2014年10月开审,2015年12月一审宣判,2016年6月1日陶病亡狱中,二审未及开庭。细究之,纪检调查已半年,检院又近2年侦查,从一审开庭到宣判又延了1年多,二审再拖半年还没开庭,合计4年不能终审。

陶案历时之长,显示案情复杂、牵涉人多。但据报导,与陶礼明一同受审的,只有中邮储另两名级别不算高的中管。而陶隶属的母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则仅有一名主任被查,还是另案处理。此外,涉案的融资“掮客”朱军(上海慧融投资法定代表人)也被另案处理。这可见,陶案被切割。会切割处理的,基本是大案。

从案情来看,陶案被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陶礼明涉嫌受贿1,534万人民币(下同),挪用公款达3.4亿元,8次违规发行国债达4.2亿元。试想,如果不切割,实际金额多少?若以另案的上海慧融投资涉及部分,是109亿元。

陶案虽被切割,但值得关注的是违规发行国债这部分。因为陶礼明能挪用公款炒股牟利的钱,就是从超发国债来的。据报导,陶超发的是凭证式国债,与之前的银行票据案流程相似,凭证式国债的发行,不是单一部门、几个人能操作的,陶虽贵为一把手也是很难一手搞定。

何况短短几年8次密集超发,陶礼明彼时的母公司中邮储集团、行业主管财政部、监管部门央行、银监会等,如何一点知觉都没有?据检控,陶礼明8次超发国债的作案时间,是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

据公开资料,陶礼明2007年3月起担任正式挂牌的中邮储首任行长,此一职务是直接转任,即此前,90年代末,他长期担任中邮储前身──国家邮政储汇局局长。邮电分营始于1998年。因此,陶任储汇局局长的具体时间不是1998年就是1999年。换言之,陶礼明几乎是一上任就开始贪污腐败。

陶礼明长期担任大行高管,但个人资料公开能查询的极有限,目前媒体仅知其岳父曾任中组部局长,其妻曾为银监会正局级。而这样的背景,或许能让他90年代末掌国家肥缺,却不至于让他一上任就超发国债、作案5年安然无恙,继续高升上万亿元金融资产的银行行长。

陶礼明一上任就作大案,那他16年来经手的审批项目,很可能都有问题。除了陶案祸起的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陈明宪窝案,至少媒体曝光还有江苏交通等六大融资项目,违规贷款金额达百亿元。除此,陶礼明挪用中邮储国债专户的公款,截至案发,还有4,271.8万的缺口。以上这些还案涉何人?巨额资金又流向何处?

陶案在前期侦查、后期审判的各个环节,之所以如此耗时,除案情复杂、牵涉人多,不排除有更新或更高的线索出现。如今猝死的陶礼明没能等到最后判决,此案众多线索恐成断点。官方称他死于心脏病,财新网标题却坚持他“去逝死因不明”。

截至目前,陶礼明是继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及张恩照(中国建设银行),涉案最高级别的金融系统官员。无论如何,包括陶案在内的多个金融大案,能在胡习交接的2012年中启动调查与侦办,显示两人下决心清理江泽民时期的金融腐败。

责任编辑:高义

陈思敏:朱镕基秘书与反腐专家爆料指向谁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4/2/n7486148.htm

【大纪元2016年04月02日讯】日前,《新京报》微信公号政事儿在两篇主题文章中,分别置入了两个额外的谈话,一是朱镕基前秘书、证监会前副主席李剑阁的,一是被喻为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的。注意到这两人被披露的相关谈话,内容虽短却如同爆料,而且很有料。

先是李剑阁的。3月31日,在新京报原标题“朱镕基前秘书如何‘大尺度’解码去年股灾原因”一文中,提到李剑阁在今年鳌年会最后一场分论坛上对2015年股灾做出分析。但总括来看,其尺度最大的言论,不在场内,而是政事儿在整篇文章中嵌入的这一段内容:他(李剑阁)在证券部门工作时,有个移民工程项目,资金有缺口,高层打电话要求一定要上市。(李剑阁说)“这个企业当时什么都没有,后来却真的上市了。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壳被转让好几次。”

符合李剑阁这个说法的公司,据查,不排除且至少包括1997年上市时拥有两个第一头衔的“三峡水利”──重庆市电力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全国水利系统首批上市公司。若据历史新闻,三峡水利上市前,不但代偿原控股股东(重庆万州电力)的所有债务,上市后,又替万州电力背负了十年巨债。新闻如此报导,实有颠倒因果之嫌。事实上,当时负债累累的万州电力藉壳三峡水利,既可套取国家移民局对水库移民迁建的工程预拨款,又可以债留上市公司,由投资人概括承受。

由此可知,当时很多公司上市目的是圈钱挽救财务危机,而李剑阁的说法无异证明当时权力高层手伸的很长,一通电话就可以施压相关部门让一家公司上市。据履历,李剑阁与证券部门有关的工作,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证监会副主席,期间是1994年至1998年。

在这期间“打电话”干预股票上市的高层,李剑阁自然不会是说他的前东家朱镕基。因为显然他比朱镕基级别还高。而同样的这个高层,很可能也干预过1995年,由中纪委、最高检、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安全部、国家保密局等多个部门联合调查,却无疾而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再说李永忠的。4月1日,在政事儿引述《求是》杂志关于“反腐败不是‘权力斗争’”的报导中,最后加入了对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的这段访谈:2000年之后,又开始流传两句话,“进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白进班子”。这从侧面印证,“帮派现象”已然出现,在一些政治生态恶化比较严重的地方,这种现象甚至到了半公开、公开的地步。

对于大老虎窝案频发的现象,不论其原意如何,李永忠指出了极其关键的两点,时间点是2000年,当时的官场氛围是“进圈子”。

那么是什么样的圈子?约在2000年前后,兴起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帮派圈子,媒体现在会说,周永康有秘书帮、石油帮、四川系、政法系等“门徒”架构,乃至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在党政军领域也各自划圈各有门徒者众,那周徐郭令又是谁的门徒?他们为什么彼此圈圈相连?

为什么这些落马的大老虎都隶属同一个圈子?为什么当初都不约而同进入这个圈子?而这个大圈子,是谁与为了什么才会越腐败越重用这些大老虎?什么时候才能不仅止于爆料,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江泽民时期开始的严重腐败,跟其疯狂迫害法轮功是同步的。

责任编辑:高义

中国联通又一员大将落马? 传副总经理张钧安被双规

https://www.sohu.com/a/58255097_119705#google_vignette

2016-02-06 09:11

中国联通的腐败风波不断,昨晚,有消息称中国联通副总经理张钧安被双规已带走。

今日早间,中国联通对此回应称,中国联通正按照上级要求,积极配合中央纪委对常小兵的纪律审查工作。目前,中国联通新闻部门没有接到任何需要对外发布的相关信息,有关传言请向相关部门核实。

回应中,中国联通指出有关传言请向有关部门核实。目前,查阅中纪委官网暂未看到相关内容公布。

援引腾讯科技的报道显示,如果该消息属实,那么张钧安将是继原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被查后又一位重量级高管被查。目前,尚不清楚张均安因何原因被带走。有知情人士透露,该消息真实性很大。

事实上,中国联通的腐败风波,自2014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起一直余震未断,已先后有多位中高管“落马”。随着2015年年底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外界认为中国联通的反腐将暂告一段落。

但当时也有人猜测事情还未结束。原因是常小兵执掌中国联通11年,管理圈层裙带关系非常复杂。随着常小兵的落马,未来案件或波及更多管理层人士。

公开资料显示,张钧安,1957年3月出生,1973年2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82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载波通信专业,2002年获得澳洲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8年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历任:安徽省蚌埠市邮电局局长,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安徽省电信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安徽省电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据了解,张钧安最早分管网络建设,2013年中国联通集团层面进行了一次重大人事变化,张钧安开始分管人力与信息化。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落马的中国联通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张智江、中国联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原总经理宗新华均向张钧安直接汇报工作,而张钧安则向常小兵直接汇报工作。

上述人士透漏,巡视期间,张钧安一直被举报。下属张智江、宗新华“落马”,加上上司常小兵,张钧安自然脱不了干系。细心的人还发现,张钧安与常小兵乃同届校友,均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据说在内部,两人关系也不一般。

另有知情人士透漏,中国联通的反腐风波仍未结束,接下来还有可能牵扯出其他高层,尤其是之前被坊间多次举报的人,如分管市场营销和终端业务的熊某。

民航官员借航线审批贪腐 受贿140万获刑3年半

2016-12-05 09:34 京华时报

https://www.cannews.com.cn/2016/1205/161281.shtml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中国民航总局)运输司国际航空运输处原处长魏洪在办理货运包机、航线航权申请审批中先后为多家航空公司提供便利,并收受春秋航空、上海吉祥等航空公司8家单位和个人给予的好处费140余万元。记者昨天获悉,三中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魏洪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5万元。

多家航空公司行贿

现年46岁的魏洪是河北武安市人,原系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国际航空运输处处长。

朝阳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15年期间,魏洪利用担任中国民航局国际合作司国际航空运输处副处长,运输司国际航空运输处副处长、处长的职务之便,为太原机场、春秋航空公司、上海吉祥航空公司、四川航空公司等,在办理货运包机、航线航权申请审批中提供便利,先后收受8家单位和个人好处费140余万元。

魏洪受贿从2001年在运输司国际航空运输处担任科员开始,至其担任处长的2015年止,跨度14年。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魏洪构成受贿罪。魏洪所在单位纪委发现其违纪线索后,在对其调查期间,他主动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应认定为自首。鉴于其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对其从轻处罚。魏洪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法违纪线索的行为,虽不构成立功,但在对其量刑时亦可酌予从轻考虑。

朝阳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魏洪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5万元。一审判决后,魏洪不服,提起上诉。

魏洪称,他检举揭发他人违纪违法线索,应当认定为立功。原审法院未充分考虑其具有自首、退赃等从宽处罚情节及其患有严重疾病,其亲属或患有严重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其照顾等家庭实际困难,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法院审理后,对其上诉理由未予采纳。三中院近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魏洪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责任编辑:李美静

中石化原总经理王天普受审 被控贪3347万元

更新 2016-11-09 8:27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11/8/n8472701.htm

【大纪元2016年11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庄正明综合报导)11月8日,中石化原总经理王天普受贿、贪污案在江西省南昌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王天普被指控受贿3347万元。王天普是曾庆红、周永康主掌的“石油帮”主要成员之一。

据官媒报导,检方指控,2003年至2014年,王天普利用其担任中石化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成员,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承接工程、安排工作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47万余元。2008年2月,王天普利用其担任中石化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国有公司资产79万余元。

报导称,王天普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现年54岁的王天普长期在中石化系统任职。2015年4月27日被调查;同年9月18日被“双开”。

陆媒曾披露,王天普所涉问题包括帮助其亲属从中石化拿到大笔订单,并且给周永康之子周滨在隶属于中石化的胜利油田贩卖设备提供便利。据中石化集团内部人士说,王天普与周永康走得比较近。据称,2011年前后王天普曾在一次讨论会上说,有一次他拜访周永康时,周称王天普为“一家人”。

5天前的11月3日,中石油集团原总经理廖永远“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山东德州中级法院受审。检方指控其受贿1339万余元、并对2103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此前陆媒披露,廖永远涉贪长达20年,创下部级官员贪腐时长纪录。廖曾在1992年被时任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接见;之后被江泽民看中,一路被提拔。

中国的石油行业一直操控在“石油帮”手中,江派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被视为是“石油帮”幕后龙头,其在石油系统浸淫多年。曾庆红退下来后周永康成为石油帮“第一掌门人”。中石油、中石化一直被曾庆红、周永康的家族垄断,成为其家族的摇钱树。

习近平上台后,持续清洗“石油帮”。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王天普、廖永远、中石油原总经理王永春、中石化原总经理苏树林(王天普的前任)等高官接连落马,周、曾二人的势力被连根拔起。

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近期曾庆红曾长期掌握的国安系统被清洗,此前有消息说曾被软禁在北京家等,曾庆红已是岌岌可危。#

责任编辑:孙芸

河南新乡工人投诉国企改制腐败 遭打击

2012年11月25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conomy-20121124/1552323.html

华盛顿 —  中国国营企业改制过程中腐败案频发和企业员工权利受侵犯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河南省一家军工企业工人几年来举报腐败,不但没有得到立案,维权代表还受到各种形式的报复。

*燎原员工求助媒体*

河南省新乡市燎原电子有限公司(原国有760厂)维权工人代表近日给媒体发出紧急求助信,希望媒体关注,促成政府有关部门调查该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的黑幕。

求助信称,公司2001到2006年共实现销售收入14.8亿元,最后用不到1200万转换到管理人员自己的名下。

新乡市燎原电子有限公司曾经有5039名在册职工。员工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非常不满。工人认为,原760厂董事长赵博(新乡市人大代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760厂改制时,总股本是7100多万元,赵博以实物折算出资1800多万元,现金出资52万元。工人希望了解,作为一个国企领导这笔巨额资金的来源。

*维权五年 工人代表被开除*

燎原电子公司工人从2007年10月开始向上级机关反映企业改为股份制过程中的问题,希望他们调查。但是,五年下来,尽管收到一些上级部门的答复,然而到了新乡市就再也推动不下去。反而是四名工人代表都先后遭到打击报复。

*张联续:主要诉求至今没有答复*

代表之一张联续11月24日对美国之音说,几年来他们坚持上访,但是至今当地检察院不给任何答复。他说:“他们把国有资产贪污之后,我们一直在上访举报。但是检察院不给立案,而且不给任何答复。”

张联续告诉记者,他和其他维权工人代表也尝试过上访,当时的中央在河南的巡视组给新乡市发过文件,新乡地方信访办也文字表达要调查,但也是不了了之。

张联续是复转军人,1992年到760厂工作,父辈也是该厂的员工。张联续说,因为实名举报企业改制腐败,2009年10月他被燎原电子有限公司以诽谤诬陷他人为由而解雇。其他几位工人代表或被调到保安部门,或被调到厂物业公司做保洁员。

*前团委书记因维权而成保洁员*

美国之音联系到维权工人代表王爱群,她曾经是厂团委书记,参与维权后被调入物业公司当保洁员。

王爱群说:“现在我们感觉最无助的是我们告到哪都没人理我们。五年来,我们在新乡市检察院实名举报。每一次去找他们都被告知,东西找不到了。我们再递一份,再去找他,东西又找不到了。拖了4年多,我们再去找,说把东西转走了。人家处理过了,我们说得给我们一个书面东西吧,书面东西没人给你们出。”

王爱群说,五年的维权,他们被当作球踢来踢去,而且厂人事部门的主管扬言,到哪里告都没关系,他们有的是钱。王爱群还说,她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董事长不接电话?*

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联系新乡燎原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博,但被告知是空号。可是张联续说,那个号码绝对没有错。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改制都有腐败黑幕,国企经营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相互勾结,他们通过敛财,造成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员工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

那些落马的民航官员……

2016年11月22日

巨大利益链条和背后隐藏的行业监管漏洞、权钱交易、稀缺资源垄断等现象,既是发生贪腐案件的诱因,又是贪腐官员落马的陷阱。

□必须在制度和监管机制上“磨砺锋刃”,才能让行业的发展更加有效和健康。

11月初,民航局运输司国际航空运输处原处长魏洪因受贿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这是近期以来民航领域又一被宣判的落马官员。

经记者调查采访发现,国内民航业的“贪腐风暴”已进入相对密集的司法审理和宣判期。8月4日,民航局华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原党委书记赵焕光因受贿罪、私分国有财产罪等罪名被辽宁省盘锦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涉案金额320万元。9月28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航”)原财务部总经理卢宏业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涉案金额343万元。10月14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周岳海,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以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同样备受关注的民航局空中管理局原局长助理刘德华,民航局运输司国内航空运输处原处长苏红,南航原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徐杰波等人近期也已在各地法院完成了开庭审理,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陆续宣判。

记者也从多地检察机关了解到,南航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司献民,民航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周来振,民航局空中运输管理局原工会主席徐东,南航原副总经理刘纤、陈港、田晓东,中国国际航空(下称“国航”)内蒙古有限公司规划财务部原总经理王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史博利,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原总裁刘子静,广州白云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向东,中国民航大学原校长吴桐水,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原院长郑孝雍、原副院长吴旭勇等,也都于近期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或者已侦查终结即将被提起公诉。

这一长串的“落马官员”名单的曝光表明,巨大利益链条和背后隐藏的行业监管漏洞、权钱交易、稀缺资源垄断等现象,是发生贪腐案件的诱因,又是贪腐官员的落马陷阱。这些问题的存在为民航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航空公司运营:

权力加资本催生行业乱象

2015年11月4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司献民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司献民是航空公司领域被中纪委通报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官员,所以也被业内称为是引爆航空业地震中最具震撼效应的一枚 “重磅炸弹” 。

在司献民被查之前,南航其实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的人事震荡。从2014年底到2015年,在中纪委巡视组进驻南航之后,就先后有南航 “一把手” 司献民、南航公司副总经理刘纤、副总经理陈港、公司运行总监田晓东、总会计师徐杰波、副总经理周岳海等南航高管被查。南航这一年多时间里被调查的高管员工超过60人。这也是继2006年、2010年和2013年三次腐败大案发生后,南航又一次陷入了群体性腐败窝案之中。

“作为国内机队规模最大,航线网络最广的航空公司,南航近年来虽然利润和效益有所下滑,但公司开给高管的薪酬却是国有航空公司中最高的。”南航的一位内部员工表示,南航在经历大阔步的兼并重组和投资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厘清资本和监管的关系,出这么大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航空法专家、西北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研究员刁伟民介绍说:“世界公认的航空公司毛利润其实只有2%,航空公司有高投入低回报的特性,购买租赁飞机、其他航材采购都是一笔笔高昂的数目,动辄上亿元。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便容易引发腐败案件。”

南航的腐败大案频发或许也只是民航企业深陷腐败困局的一个缩影。同为国有大型航空公司的国航和东航,近年来也同样都有腐败案件传出。

国航内蒙古公司规划财务部原总经理王虹涉嫌贪污、挪用公款一案,近日已由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检察院向赤峰市巴林左旗法院依法提起公诉。据媒体统计,同样身为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的东航在2006年到2016年间共有12位高管因贪腐落马。2015年3月19日由上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东航原副总经理陈海鞠,于2016年6月24日被上海高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青岛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张德友告诉记者:“涉及民航业腐败的‘权’不仅指的是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权,还有国有航空公司的行业垄断权。这两个权哪个监管不严都容易出问题,国有航企的行业垄断权一样是权力寻租的腐败温床。”

从去年年底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对民航局和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东航进行过专项巡视后反馈的问题当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航空公司难以逃脱腐败旋涡的根源。一些航空公司干部员工利用公司资源进行利益输送,有的领导人员成立关联公司进行同业经营,航空货运大量委托代理,客运营销重复奖励机票代理商,大量赠送免优票。而且航空公司选人用人方面规矩意识不强,程序不够规范,个别领导人员出现“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部分航企还与特定关联企业“定向合作”,成立公司“定制推广”专用设备,“内外勾结”形成航材采购腐败“利益链”,蚕食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本管理失控,共生性腐败问题突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表示,民航业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但是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有些时候还会绑架权力,在民航领域资金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寻租机会更是无处不在。

机场基建投入:

被忽视的风险防控

随着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和扩大投资,尤其是近几年国内三四线城市对于拥有地方机场的执着期待,民航基建投资正在重新回归快车道。

从2015年年底民航公布的基本数据和发展预期指标来看,2015年,民航局重点推进了193个大中型民航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5000亿元。而即将过去的2016年全年,民航局共计划开工重点项目11个,续建项目52个,全行业预计固定资产投资也高达770亿元。到“十三五” 末期,全国运输机场总量将达到272个,通用机场数量也将翻倍。“需求其实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但航空业快速发展出现的巨量资金涌向民航基建、航材采购需求量增大、机场有限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容易让基建和机场管理成为腐败高发地。”张德友表示。

自2015年以来,国内几大枢纽机场就有三名高管被带走调查。2015年9月,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史博利被曝“贪污受贿上亿元”被纪检部门带走,相关司法机关正进行补充侦查;2016年8月10日,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原总经理刘子静因涉嫌受贿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移交起诉;2016年7月,广东省纪检机关通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向东“热衷求神算卦、出门看黄历、办事算时辰”,其因收受巨额贿赂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有业内人士分析,首都国际机场原总经理史博利的“落马”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其在担任民航局运输司司长时手握多项审批许可权而存在的权钱交易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他在成为首都国际机场“老总”岗位时正赶上机场扩建新建存在的大量寻租空间有关。

刁伟民介绍说,为了解决首都机场激烈的航班航线时刻资源竞争,北京新机场去年已经正式动工开建,一批航空公司为能成功争夺基地航空的许可而摩拳擦掌——成为基地航空往往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时刻等资源的分配。北京新机场能否实现公平的基地航空准入制度,也将关系着新机场的运营能否摆脱以往寻租模式阻碍,以更加市场化的竞争来实现时刻资源的合理化配置。

在一项由外资航空调研机构进行的调查中显示,目前国内交通基建类的投资回报大概是在3%至4%左右。特别是在未来机场基建将会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这一前提下,新建扩建机场的盈利能力更加不乐观。原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曾在一次民航领域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全国200多个机场大概只有50个是赚钱的,其他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连年亏损的中小机场现状并不能阻挡地方政府建设中小机场的热情,因为新建机场不仅要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还要考虑机场建设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旅游产业联动等社会经济辐射效应,所以各地呈现出“越亏越建、越建越亏、越亏越补贴”的怪象。

“国内机场运营和航空基建还不能说完全处于市场化状态,行政的支持干预无处不在。巨额投资的涌入,让民航基建项目和机场建设管理体现出高资本、高投入、大空间的特性,也让其成为腐败机会更多、风险更大的一个特殊领域。”刁伟民分析说。

行政管理主体:

资源稀缺、行政垄断易生腐败

从民航局空管局原局长助理刘德华、民航局国内运输处原处长苏红、民航局运输司国际航空运输处原处长魏洪、民航局原副局长周来振,再到以前就任过民航局运输司司长的首都国际机场原总经理史博利,这些官员的落马似乎引发了连锁效应,形成了民航局有史以来最大的“窝案”。

这其中,民航局运输司因为身处民航系统最核心部门的位置,所以成为权钱交易和“反腐风暴”的中心点。魏洪、苏红、史博利,还有曾经民航历史上最著名的张志忠案(曾任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就都出自民航局运输司。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官方网站的介绍,民航局运输司的主要职责共有17项,其中多项涉及审批和许可,比如:负责机场地面服务机构的许可管理;审核航空运输企业间签订的有关联盟、代号共享等合作协议并监督实施;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航线航班实施经营许可管理;审核航空运输企业的运输业务申请并监督管理;负责通用航空企业开展境外通用航空业务及特殊通用航空作业任务的审核工作等。

因帮忙加快办理航线审批,并收受南方航空公司、上海吉祥航空公司等“好处费”共计549万余元,2016年9月,苏红涉嫌受贿罪在北京市二中院出庭受审。据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介绍:“她以前主要负责整个航空运输规章的起草、航空经营业务许可和节假日加班包机。在2010年前,航空公司的经营许可实行首任责任制,如果同时有多家公司申请,身为民航局运输司国内运输处处长的她就有权决定哪家公司可以获得许可。所以她也成为众多航空公司争相讨好的对象。” 因为运输司可以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航线航班实施经营许可管理,这个部门被称为民航局最有实权的部门,成为各大航企趋之若鹜讨好的对象。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宋伟认为:“像民航局运输司这样的民航主管部门手里权力过于集中,而随着国内民航业发展需求旺盛导致的资源稀缺问题,腐败也就容易呈现不断高发态势。治理与腐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现有管理水平落后又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民航业有效和廉洁治理很难实现。”

“稀缺的行业资源和过于繁琐的审批程序催生系统权钱交易。航空公司拿到黄金航线的黄金时刻就等于取得了只赚不赔的保证书,但拥挤的机场和航路注定了这些有限的黄金资源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宝藏,僧多粥少的局面就催生了各种权力乱象和腐败。”刁伟民介绍道。

一位曾经供职过国有航企的公司高层表示:“国内航空发展快,每年新增航线多,但是航域和航线资源就那么一点,想要拿到好航线、好时刻,肯定要跟上面搞好关系。”只是在这上面,每家航空公司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有的航空公司请吃请喝,赞助旅游,而有的航空公司则曾经有段时间定期给审批部门送上“航线协调费”。

杜治洲告诉记者:“民航系统滋生腐败的温床主要表现在两端,一边是掌握稀缺资源的行政审批部门,一边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实权部门,比如航空公司和机场的管理者,以前所说的‘批、建、票、财’的说法就分别代表航线审批、基础建设、市场营销和资金管理,这也被公认为民航领域腐败最高发的四个领域。就因为权力寻租空间主要集中在稀缺资源的航线审批,航班航线时刻申请,以及之前提到的投资、工程建设、物资航材设备采购等方面,所以民航业近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件,90%都集中在这些地方。这也是因为民航系统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很高的门槛,信息又过于不透明、利益纠葛严重,所以腐败案件往往是窝案串案频发、产业上下游联合贪腐、跨部门协同作战。”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是要下放和减少民航主管部门的权力,加强市场化水平,保证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推进民航管理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公开,接受外部专门机构和全社会的监督,让阳光来‘晒死’民航业的腐败。”杜治洲和宋伟等专家学者都这么认为。

张德友指出,我国民航的市场化改革被很多人称之为“半拉子工程”,但也不能不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对解除民航价格管制、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局面、提升管理效率等方面还是有明显的进步。这就表明,市场化改革和反腐败改革要一起进行,不能偏废,也不能用一个改革去代替另一个改革。“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就会有更多官员被关进笼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个贪官的落马、几条规则的改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民航业的竞争环境,必须从制度和监管体系上入手,才能让改革更加有效和健康。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例如欧洲有些国家聘请中立的专家成立航线协调委员会来专门协调时刻分配,对有的热门航线要进行公开拍卖等,都可以有效地避免权力寻租。”刁伟民提出建议。

民航业属于特殊行业,技术专业性强,如何强化管理、预防腐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民航领域外部监督很难到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形成良好的内部监管机制,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民航系统腐败的高发频发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民航局制定了《2013-2017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意见》,能否在未来几年真正形成民航业“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我们拭目以待。(许一航)

(责编:杨丽娜、程宏毅)

“毛骨悚然”国企巨贪自述夺权和贪腐黑幕

2017-03-30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3/30/n8982480.htm

【大纪元2017年03月30日讯】“怎么独裁,你要会弄。”一名在狱中的“国企巨贪”自述在国企中如何采用阴损的手段操弄人事、夺取实权及其贪腐奢靡的内幕。他解剖了自己在权力巅峰时的癫狂,以“毛骨悚然”来形容国企高管的腐败。

据大陆媒体报导,该“国企巨贪”在狱中接受一名作家访谈时,自述其如何从“被赋闲”的副总裁、“光杆司令”,一步步盘弄人事并攀爬至权力的巅峰,担任了集团“一把手”,如何盘弄人事、独揽大权,组建了自己的“私家军”,过着糜烂生活的过程。

“国企巨贪”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业到地方,并很快被派到一家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担任党委委员、副总裁职务。

“国企巨贪”刚到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赋闲,只能袖手旁观。集团“一把手”不给他该有的权力。

不久,“一把手”退休,他顺利接班,成为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他在头两年,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业务,专门盘弄人事。首要解决的是权力问题,要达到理想中的“一把手”的权威目标。

“国企巨贪”自述:怎么独裁,你要会弄。对上对下,搞好舆论,炮制说法。为了堵住那些说我独揽大权人的臭嘴,我在上任“一把手”的头两年里,颁布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我把这些制度,广泛散布。

“国企巨贪”自述:任董事长后,开始从干部人事问题入手,在集团内逐渐形成了个人力量“一面倒”,我的人占绝对优势,集团内部失去了制衡。“在我任上的最后三年,我的确攀到了权力的巅峰,个人精神状态,也是无比癫狂的。”当时,该国企每年盈利突破10个亿。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不太正常,有时很糜烂”,“胆子放开之后,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家敢送,我就敢收”。

2011年过年期间,在广州花园酒店一次饭局上,经人介绍,“国企巨贪”与广州一家民营房地产老板黄某相识。黄某身家超100亿元(人民币,下同)。

2011年下半年,“国企巨贪”将公司下属的一家数码科技城项目介绍给黄某,在尚未招标的情况下,就与黄某的公司签订了意向合同。

黄某在饭局上对“国企巨贪”说,我干脆一次性给你1500万元,分三次给,“国企巨贪”未拒绝,当场约定在东莞交易……

“国企巨贪”解剖自己:从1999年到退休,十四五年,久居要职,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小群体。在同一个单位担任副职几年后,又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长达十余年。国有企业,显然是腐败的地雷密集地。让个人管公家的人、财、物,而且还一把抓,一个人一支笔,这事儿想想都可怕,毛骨悚然啊。

大陆国企腐败是老话题。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以及民航业等诸多大型国有企业,近年来均深陷腐败泥潭。国企腐败案件其案发之频、案值之巨、危害之深、影响之广,令人震惊。#

责任编辑:方明

李克强承认:监管人员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

2017-04-10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4/9/n9020319.htm

【大纪元2017年04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近日,李克强此前在高层会议上的讲话公开,谈到金融腐败,李克强承认,监管人员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

3月21日,中共国务院召开工作会议。4月9日,中共政府网发表李克强会上讲话内容。

李克强谈到,当前,金融领域存在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金融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时有发生;要加强金融监管,严防金融风险,查处金融领域腐败,治理金融市场乱象。

李克强承认,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

外界关注,当局正打击资本大鳄。2月10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公开称,“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今年除夕夜,“明天系”掌门人、资本大鳄肖建华从香港被带回大陆接受调查。

据港媒披露,习近平去年在中央全会上,就痛斥包括资本大鳄、内奸和稻草人在内的金融领域 “三种人”。

李克强曾多次痛斥“内鬼”

据港媒报导,李克强在去年10月底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谈到,1至9月,资金非正常流失情况、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和坏账率都刷新了纪录,问题十分严峻。

李克强称,资金、资产多渠道非正常外流的情况十多年仍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有人为制造的资金外流漏洞、大洞、深洞。“有扮两面人,也有有恃无恐的,有的内鬼就在会议室内。”

2016年7月下旬,在相关会议上,李克强点名批评警告央行行长周小川、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各自为政,三部门勾心斗角,“不作为又乱作为……”。

同年4月初,在国务院打击洗钱活动专题会上,李克强怒斥中共金融界、经贸界高层,公安部门以及国企、驻外中资高层等有内鬼,导致大陆洗钱活动长期泛滥猖獗。

同年2月13日起,李克强召集金融机构高层举行系列会议。李克强在提到近期股市、汇市异常波动,资金外流等情况时怒斥:“有内鬼,内鬼在高层,内鬼不愿收敛,还在内外搞鬼来测试、挑战。”

2015年9月2日,在打击地下钱庄洗钱活动会上,李克强表示,地下钱庄运营长达16年之久,且屡禁不止。“所谓‘地下钱庄’实际上就是金融机构部门属下的机构部门,是黑吃黑、黑打黑,是内外皆知的奇闻,是金融系统和政府的腐败堕落一页。”

有海外媒体披露,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家族涉地下钱庄。

2015年大陆股灾涉“内鬼”

据此前媒体报导,2015年大陆股灾背后涉江泽民集团几大家族包括刘云山父子恶意做空,他们图谋集体做空A股,利用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对习近平进行“逼宫”。

之后,“救市主力”中共证监会和中国最大的券商中信证券联手做空股市,被称为“内鬼事件”。高层已将本轮股灾和金融界“内鬼事件”定性为“经济政变”。

去年10月21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上市公司蓝皮书》分析2015年股灾原因称,“某些主管官员及做市商,由于掌握内幕消息,趁机发国难财。”#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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